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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与蒋介石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一片欢腾，人心大快。世界人民也为中国除了大害而高兴。可是，台湾蒋帮却另是一番心情。他们先是“表示惊异”，“瞠目不知所对”；继而吹捧“四人帮”为蒋帮“立了大功”，做了“在海外的反共人士”做不到的事情，并对“四人帮”的垮台流露出物伤其类之情，哀叹“此一趋势无异是凶兆”。台湾蒋帮的这一系列反应说明了什么呢？他们和“四人帮”有何等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需要寻根究底的一个问题。一

蒋介石是在一九二七年靠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的。时隔半个世纪，“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抛出梁效的一篇反党文章，发出了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建立其一统的“帮天下”。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打的是“本国父革命精神”、“求三民主义的实现”的旗号；“四人帮”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用的是他们自己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以此作为蛊惑人心的幌子。

蒋介石在上台前高唱革命，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呀，“如要杀共产党，无异他自杀”呀，“工农能来革命，这个革命才能成功”呀，用这些漂亮话来为他准备反革命政变打掩护；“四人帮”也是唱革命高调的能手，什么“全面专政”呀，“与走资派作斗争”呀，“反复辟”呀，在这些漂亮词句的掩盖下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干的是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勾当；“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为准备政变写的反动提纲中，赫然写下了“杀人”两个大字，也要靠屠刀来“巩固”他们妄想建立的法西斯“政权”。

这两次反革命政变，难道只有现象的表面雷同，只是历史的某些相似吗？不，它们有深刻的本质联系，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性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两个二十八年。前一个二十八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革命的主要对手就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武装的革命打败了武装的反革命，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推翻了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统治。

后一个二十八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匪帮滚到我国一群海岛上去了。但是，“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时刻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不断壮大，蒋帮反攻大陆是越来越渺茫了。资产阶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的猖狂进攻被打退以后，由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挂帅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活蒋家王朝，也没有多大指望了。他们只能把复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混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的出现，正是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反革命要求和愿望。特别是“四人帮”，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叛徒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为国民党效劳。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则是子承父业，与我们有两代宿仇。由这几个老反革命加上新反革命王洪文所结成的黑帮，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丧心病狂，利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先后逝世给我们的党所带来的极大困难，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四人帮”上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上台。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四人帮”“既定方针”的基本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篡党、夺权、复辟。

一个叫“独裁、内战、卖国”，一个叫“篡党、夺权、复辟”，可说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四人帮”要“复”到哪里去？还不是“复”到“独裁、内战、卖国”这个蒋介石的一贯方针上去！只是历史前进了，条件不同，今非昔比，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明火执仗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了。他们要继承蒋介石未竟的反共复国事业，就只能象列宁所痛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他们比蒋介石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蒋介石在他上台后的二十二年中，先是搞了十年军事“围剿”；继而于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最后又动员了八百万兵力，打了四年大内战。蒋介石如此穷兵黩武，大动干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革命根据地，消灭人民军队。可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蒋介石打内战的结果，却是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四人帮”接过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接力棒，妄想以更阴险的手法来达到蒋介石军事“围剿”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打倒一切”，鼓吹“全面内战”，甚至叫嚣要“彻底砸烂旧机器”。什么“旧机器”？分明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彻底砸烂了，他们就好实现“改朝换代”的美梦，恢复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他们叫嚣党要“改造”、“重建”，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张春桥还说什么：“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所谓“别的名称”，不过是没敢讲出口的国民党的代名词罢了。

他们大搞反军乱军，另立“第二武装”，妄图用其一手控制的帮派武装取代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拆我柱石，毁我长城。同蒋介石一样，“四人帮”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的反动政权，竭力培植和收买党羽，大搞特务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摧残和血腥镇压。“上饶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流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埋下多少烈士的白骨，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

“四人帮”结帮篡党，以帮代党。他们苦心经营自己的帮派体系，有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吹鼓手，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特务联络点。这个帮派体系正是按照国民党特务体系那一套建立起来的。“四人帮”甚至把蒋介石训练特务的主要课程——“领袖论”也搬了过来，要他们的党羽“培养感情献忠心”，死心塌地替“四人帮”卖命。以至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一小撮死硬分子竟还绝望地嚎叫：“脑袋放在台子上，准备豁出命来干！”“血战到底！”颇有点当年蒋介石法西斯党徒叫嚷的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

“四人帮”大肆搜集特务情报。他们施展“打进来，拉出去”的伎俩，派出心腹、亲信，网罗党羽，在我党、政、军要害部门，安钉子，派坐探，通密电，告黑状，采取一整套卑鄙无耻的特务手段编造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蒋介石《军统局局歌》中有一句唱词：“我们是领袖的耳目”。“四人帮”要求其党羽的，不也正是这样吗？

“四人帮”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极端仇恨，唯恐他们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把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把了解他们反革命老底的人，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狂叫“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们到处扶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打开监狱到劳改犯中去找“左派”，同地痞流氓以及一切社会渣滓结拜“兄弟”。敌我颠倒，至于斯极。这不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复活，又是什么！可见，“四人帮”侈谈的所谓“全面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的别名。

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大搞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他颁布了数不清的禁令和条规，组织了各种文化特务机构，拚命扼杀革命文化，残酷迫害进步文化人，无所不用其极。作为另外一手，他搞反革命文化也不遗余力。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就采取交易所买空卖空的办法。国民党大党阀陈立夫曾经亲自写过一个《宣传工作刍议》，交给姚文元的干爹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执行，其中有一条写道：“不要让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真是反革命的文化专制的绝妙自供。“四人帮”这些年来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文化界大砍大杀，独断专行，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事业是靠帝国主义之力支撑起来的。他投靠过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完完全全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把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以至内政、外交上的一切主权统统拱手让给美国，以换取美国出钱出枪帮助他打内战，扶持他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事业，就是要使中国倒退到蒋介石那样靠侵略者的刺刀和金钱维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鲁迅精辟地说过：“本国的狗”

为了“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四人帮”妄想把革命干部统统打倒，把国民经济整个儿搞垮，不正是为了迎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主子”吗？“四人帮”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上，都拜倒在洋人脚下，用劳动人民的血汗进口种种高级奢侈品和黄色影片，供他们一伙享用。他们卖国求荣，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妄图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国际舆论。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所指出的：“四人帮”如果一时得逞，“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来维持儿皇帝的宝座”。“四人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步蒋介石后尘的投降卖国集团。

“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继续。

三

“四人帮”之所以在政治上直接继承了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四人帮”同蒋介石有着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

蒋介石是依靠什么社会力量上台的？在国内，他上台的主要支柱是江浙财阀。江浙财阀，作为出生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资产阶级集团，本身是很软弱的，它既依附于帝国主义，带有买办性，又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带有封建性。当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迅猛发展的时候，阶级敌人策划从内部破坏革命，他们选中了假革命的蒋介石。同蒋介石早有来往的买办兼流氓虞洽卿，衔着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同蒋介石谈判，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用六千万元的代价，作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尔后，蒋介石经过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经过戴季陶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牵线，经过吴稚晖等人和法帝国主义搭上关系，又派孔祥熙同封建军阀拉拉扯扯。正是以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靠山，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蒋家王朝从开始到覆灭，始终集中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而“四人帮”，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代表着“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6页）的地主资产阶级。考察“四人帮”的所爱、所憎、所拥护、所反对，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是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你要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四人帮”诬蔑说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你要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歪风，“四人帮”攻击说是“矛头向下”，“资反路线”。王洪文公然叫嚣：地富反坏分子“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个黑干将，更赤裸裸地要公安部门把侦察手段用于党的领导机关，要侦察出“走资派”来。“四人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所谓“走资派”，是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拚命要加以保护的，是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他们一面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面百般包庇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有罪的化为无罪，关押的强行释放，判刑的撤销判决，甚至“放虎归山”，加以重用。

要问“四人帮”如果得逞，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请看前一时期浙江省温州地区的情况。“四人帮”在温州拼凑了一个地下指挥中心，为所欲为，使有的农村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集体经济瓦解，有的工厂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猖獗，贪污盗窃盛行。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危险情景啊！它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四人帮”的社会阶级基础正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如果说同蒋介石的社会阶级基础还稍微有些不同的话，那就是“四人帮”培植和保护了一小撮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剖析蒋介石和“四人帮”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还发现一个触目的现象，就是他们都依靠着一群地痞流氓。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经扬言：“什么圣贤人也不能成功大业，只有流氓出身才能有办法，请看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现在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我们领袖（指蒋介石）。”令人惊叹的是，戴笠的“流氓创业”论竟然在七十年代又有了鼓吹者。“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叫嚷说：“创业的人都要有霸气，还要有点邪气，没有霸气不能创业”，“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刘邦也是小流氓出身”，“打头阵的都是流氓”，“规规矩矩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连语言都同戴笠如此相似！说怪也不怪，此人心目中的主子“四人帮”，本来就同戴笠心目中的“领袖”蒋介石一样。

当年北伐战争中，靠着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铁军冲锋陷阵，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直捣武昌，迅即占领长江两岸大片土地。而自封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却远远地躲在后头，由赣州而九江，而安庆，一路镇压工农，破坏革命。为他的反革命行径充当鹰犬和打手的，就是流氓。他收买流氓，每人大洋四元，组成敢死队，殴打和杀害革命人士，还规定赏格：本人轻伤一百元，重伤五百元，丧命一千五百元。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又指使特务头子杨虎、陈群同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青红帮流氓头子勾结起来，组织流氓打手队伍，对革命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并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军队，血腥屠杀大批工人。其时正值大雨，上海滩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就是五十年前“狼虎成群”（杨虎、陈群）的世界。

在反革命政变中利用流氓，并非自蒋介石始。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德国的希特勒，都是靠流氓起家的。而“四人帮”又袭用波拿巴、希特勒、蒋介石的老谱。张春桥恬不知耻地以“老头子”自居。江青开口闭口不离“老娘”。姚文元由文痞而文霸。王洪文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在王洪文手下，还有一帮子

“小兄弟”，他们有的是为非作歹的“阿飞司令”，有的是开设地下工厂的新生资本家，有的是一贯腐化堕落的坏分子，有的是叛国投敌的罪犯。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在“老头子”张春桥看来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用王洪文的话说，“一有风吹草动”，真正能派用场的“还是这些人”。果然，当“四人帮”覆灭、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时候，骨干分子就是这伙亡命之徒。不难想象，假如“四人帮”一旦得手，当年“狼虎成群”的世界必将重新出现。

“四人帮”正是产生蒋介石的旧根株上长出来的新毒菌。

四

“四人帮”与蒋介石不仅有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而且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蒋介石实行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信奉的也是法西斯哲学——法西斯思想前驱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

尼采哲学的特点是鼓吹“权力意志”。所谓“权力意志”，就是“追求权力，追求更多的权力”的意志，就是渴望征服和奴役别人的意志。尼采把“权力意志”当作最高的生命意志，当作人的“天性”，它决定一切，创造一切，连“真理的标准”也“就在于提高权力感”。而蒋介石的一生，确实是完全按照“权力意志”行事的。他的发迹史，就是从篡夺军权进而篡夺政权以至独揽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他对于人民的方针，也就是寸权必夺的方针。

尼采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颂扬“超人”。所谓“超人”，就是高踞于凡人之上、决定凡人命运的人。“超人”决定历史发展，“重新估价一切”，而凡人只是“奴隶”、“畜群”，只配充当“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而蒋介石一贯就是以主宰一切的“超人”自居的。他吹嘘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要别人“绝对拥护一个领袖”，“一切服从领袖”，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喊：凡是对于“领袖的命令”有“亏令”、“不行令”、“留令”、“不从令”这几种情形之一者，“杀无赦”！

不过，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后者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前者则是后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变种，带有明显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因此，蒋介石不仅要从洋主子那里借来法西斯的灵魂，还要给它穿戴上中国古代的儒家冠服，以拼凑其反革命的思想体系。蒋介石自命为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为这个正统思想奠定基础的据说是儒家亚圣孟轲。蒋介石继承的正是从孟轲的“万物皆备于我”到王守仁的

“致良知”、到曾国藩的以“诚”为本这样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

“四人帮”继承了蒋介石法西斯思想的衣钵。他们同蒋介石一样，都自比为“权力意志”的化身。他们一个个如蝇逐臭般地成天围着权势转，没有权，要抓权；有了一部分权，就要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直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且看“四人帮”的自我表白：江青口口声声要当权力至高无上的女皇。王洪文狂叫“一切为了权”！姚文元念念不忘“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张春桥更是公然提出要效法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来一个“寸权必夺”！尼采的话对于“四人帮”说来，确有点说对了，“权力意志”真乃他们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天性”。

“四人帮”同蒋介石一样，极端仇恨人民，蔑视人民。他们把劳动人民当作可以任意摆布、驱使的奴仆，咒骂工农群众是“黑鬼”、“野狗”，“象件死了的机械”，“本色就是脏”，“屁也不懂”，完全是一派尼采式的语言。而他们把自己则打扮成“超人”，吹嘘自己是什么“旗手”、“功臣”等等。他们公然宣扬英雄史观，抛出了“三突出”的所谓“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把英雄拔到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吓人高度，而让群众作垫脚石、渣滓，去“铺垫”、“陪衬”英雄。他们在文艺舞台上竭力神化英雄人物，正是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他们同所有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提倡盲目服从。张春桥要大家“只听江青一个人的”。江青也在群众面前狂叫：“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姚文元以及“四人帮”的黑干将还布置一些单位给江青写“效忠信”。这同蒋介石搞“绝对拥护”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与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也有所不同，后者产生于解放前的旧中国，前者则出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四人帮”尽管也信奉孔孟之道，可是并不象蒋介石那样，给自己的法西斯思想穿戴上儒家的冠服，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但是，不管他们如何乔装打扮，也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剥去伪装，就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思想路线同蒋介石一样，都是法西斯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那一套破烂货色。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动阶级通过修正主义者之手复辟旧制度，这是一种国际现象。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老沙皇之魂借新沙皇之体复活了。在中国，林彪、“四人帮”一类如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将迅速变为法西斯专政，蒋介石国民党也就会魂兮归来。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继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防止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新条件下的复活，避免了苏联社会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它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而且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