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准备一套云计算指挥系统 -- 土地革命

总结一下楼主的中心思想：

北朝鲜有个金太阳，光芒永远照耀在北朝鲜的土地上。

我们在奔向西朝鲜的道路上，步伐太慢了。我们要从技术上快马加鞭，赶上超过北朝鲜，让习太阳的光芒，永远照耀在西朝鲜的土地上。

数字时代的奴隶们，迫不及待的迎接奴隶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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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王之前推荐过微博的一个用户：@赵皓阳-Moonfans

我看他篇文章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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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得很清楚了：曾经要阻拦维权群众，需要大量警力在火车站高速口布局，耗费人力物力还不一定能完成。现在只需要一两个背锅的小吏，在办公室里动一动鼠标，就可以精准限制大范围人群流动。数据霸权重组了权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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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数据的意义与恐怖力量，似乎并没有被广大人民认识清楚，只是局限于“个人隐私”这种传统伦理中。但是垄断资本和地方官僚早就走在了前面，他们是很好的“老师”，给我们展示了“数据霸权主义”的威力。所以滴滴资本家与河南官僚很“好”啊，他们给人民提了个醒，就像“子彬公大家族”和“丰县渠氏”像我们展示了宗族势力回潮一样，连续这两个时间让我们看到了“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

我们对数据主义疑惑、焦虑甚至恐慌，究其原因是对数据使用的道德规范、伦理学规范乃至于哲学规范没有跟上。或者用句通俗一点的话讲：理科层面的东西已经发展到这份上了，文科层面的还没到。

下图这是我几年前的一条微博，最粗浅地形容了“技术伦理”的困境：多少年了，我们连群发短信、微信语音相关的共识还没整明白，更遑论涉及到全人类命运的数据、信息这些大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基因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可以从自己的DNA中看到自己有哪些疾病的风险——现在市面上也确实在提供这种服务。但是这背后隐含的风险就是：你要交出你自己的DNA数据。

当然，我是一个nobody，我也不相信大资本会从成千上万份样本中单单拎出我的数据来搞什么名堂，所以我愿意提供我的个人DNA数据来换取了解我的健康状况（甚至付费）。但是，当这个数据足够大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而且众所周知的，这些基因检测公司都有着很深的外资背景，那这些足够庞大的数据被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掌握会怎么样呢？

甚至这都不是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假如说，社会上已经很普遍的通过DNA检测来得知自身患病风险，有很多人在癌症早期就发现、及时治疗，不但挽救了千万家庭，还节省了大量医保资金，给社会带来巨大正收益。这看似是一个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多赢的局面。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DNA数据提供给垄断资本，他们认为这是“生而为人”的自由，并且愿意承担不知晓自己身体健康所带来的可能的病痛风险。那么这样来看这些人是自主选择“求锤得锤”，毕竟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自杀相关的伦理争议还没掰扯清楚呢，那么不愿意进行DNA检测这种事情，自己可以给自己做这个主吧？

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那个时候保险公司表示了，你不愿意进行基因健康风险检测，我们就会提高你的保费。因为社会很多人都进行了检测，保险可以针对性担保，大大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利润，所以你不检测就得多交钱。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骂保险公司王八蛋，但是假如社保让你多交钱呢？因为毕竟你很可能发现癌症就晚期，社保要在你身上耗费很多的钱呢。那些进行基因检测的群众，会不会对没有进行的群众加以道德绑架、舆论谴责呢？毕竟社保这个盘子是大家攒起来的，你多花的花一分钱就有大家的份。

这就开始进入伦理上的“两难困境”了。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呢，保险公司会不会跟基因检测公司沆瀣一气，进行暗箱保费操作，对于身体弱、疾病风险高的人提高保费？社会是否会形成身体健康的人，对潜在疾病风险高的人进行歧视？

这不是杞人忧天，看看现在疫情之下，有多少不幸感染病毒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被所有网民拿着放大镜观看，稍微去一些酒吧夜店类似的场所就会被各路“键盘侠”进行道德谴责。但是不公布这些信息也不对啊，这是疫情防控的必须啊。

我们换一个话题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天，政府通知会调取所有人的浏览记录、聊天记录、电脑手机储存，理由是打击恋童癖。同时保证这个数据全部由机器算法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不会闲着没事去看你的个人数据——毕竟十几亿人的数据，人工压根就看不出来。

有些人一听就很支持，他妈的恋童癖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就是要把他们从正常人中揪出来，而且越早越可以避免很多儿童受害。但是有些人就表达担忧——政府说搜集所有数据是找出恋童癖，但之后他们会不会找到反社会人格呢？找到反政府人格呢？甚至偷偷找出异见人士呢？或许他们真的是为了找出恋童癖，但是万一他们从中尝到甜头了又开始找异见人士呢？或者他们开始就是打着幌子，专门为了进行更先进的御民之术呢？

其实这也并不是没有先例，911之后美国政府就以“反恐”之名，大范围窃听本国公民和国际人士，甚至各界精英、各国领导人都在其中，早已远远超出了“反恐”的目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并不认同这一价值观的CIA雇员斯诺登曝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斯诺登事件演变为了政治争端，主要是谴责美帝国主义双标且流氓，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伦理讨论。在斯诺登离开中情局的十年后，我们每个人的聊天记录、个人偏好、政治立场、兴趣爱好，都被互联网垄断公司所普遍掌握，这种信息范围之广、可挖掘程度之深，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窃听和监控邮件所得到的信息。在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中，就与Facebook密切合作，对特定的用户投放精准的广告，这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始。

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算作“伦理”范畴的讨论，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虽然举了一个负面的例子，但并不能证明权力机构获取数据就一定是要“作恶”；相反，大数据的规模化与深度开发，非常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大数据促进经济这个例子太简单了，大家都想得明白，我就不再浪费笔墨了。看一看现在遍地铺满的监控系统，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大家可以看看八九十年代有多少大案要案没有破，至今成为了悬案；而现在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让那一段历史彻底过去了。

这种遍地的摄像头是不是数据主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当然是。他是不是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毫无疑问当然是。远了不说，就看唐山打人那几个渣滓，趁着茫茫夜色逃跑，要是没摄像头的话，上哪找他们去？

几年前西方媒体炒作什么中国摄像头太多，什么“侵犯隐私权”，结果一看数据，全世界摄像头最密集的城市是纽约，第二是伦敦，然后是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国家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上毕竟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在大街上走的信息算什么“隐私”，我又不是违法犯罪分子，我怕什么呢？我甚至还会感觉安全，有高清摄像头，我就敢光明正大扶跌倒的老人。

伦理问题的争端，就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然而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是：技术发展飞快，日新月异，靠传统的伦理形成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潮流了。封建时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以及娶很多的妾。那个时候是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一点一点沉淀社会共识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科技伦理的发展也必须跟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面对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西方国家已经做出了些许的尝试：比如2018 年6 月，英国政府中央数字和数据办公室GDS发布《数据伦理框架》（Data Ethics Framework），2019 年6 月，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 发布“2019—2020 联邦数据战略行动计划” 草案。2020 年9 月，美国联邦总务署GSA发布《数据伦理框架草案》（draft of the Data Ethics Framework）……

但是我们仔细看西方政府规定的这些条条框框，并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范畴，无非是个人权益、隐私、主观意愿的范畴。但是前面赫拉利已经说了，数据主义是取代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数据主义之下压根就没有“个人隐私”的概念。或者说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伦理是属于智人的，并不能够解决生活在数据时代的“赛博人”的问题。

这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不是本文几千字能够讲解明白的，所以我们尽量把问题简化，首先来看一看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数据由谁收集、交谁使用、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这个最好解答，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为了最大的公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由谁收集这个也很好解答，主体肯定是有技术支持的大组织、大机构，小范围的数据收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效用。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使用的问题，有一些组织，就算他信誓旦旦说我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人民服务”，恐怕人民也不会相信，也会十分抵触交出个人数据。就比如像滴滴这种公司，过街老鼠了。交给资本不行，交给官僚呢？河南赋红码的事件又教育了我们了，同样不靠谱。所以说赋红码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老百姓们主动交出自己的数据，主动服从健康码管理，是为了防疫大局。就这样靠权力的任性随意处理，破坏了信任就很难建立起来了。

那么交给专业技术人员呢？交给科学家呢？这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一直强调过，科学家们是专业素养最突出的一群人，但并不代表他们的道德素养一样突出。那些把研究生当包衣奴才、通房丫鬟的学阀们，哪一个不是有着教授、博导、专家、院士这些光辉闪闪的头衔？我在《资本家好斗，学阀难斗》资本家好斗，学阀难斗这篇文章里说过，学阀所涉及的领域专业性过强了，基本很难靠普通人监督。

现阶段我们不妨汲取一下毛主席的智慧，搞一个当代版的“三三制”——成立一个“数据委员会”，三分之一技术人员，三分之一政府和企业领导，三分之一群众代表，共同来监督数据的收集与使用。

我们现在想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有点积重难返了，那不如就从“数据公有制”开始搞吧，趁着新时代新产业新规则方兴未艾，让公有制的优越性在数据规模中体现出来。毕竟现在是布局的早期，如果等到未来各大垄断巨头跑马圈地、各省市形成数据壁垒之后，恐怕又会像对资本的限制一样积重难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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