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⑵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

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⑶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

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澈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澈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

应该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

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围剿”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或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就是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是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应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

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

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

　　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于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形之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之下才容许攻击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以战斗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过份估计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之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困难的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运动战，依靠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

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略，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消耗，见××同志《红星》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于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就是作战的决定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与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应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份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的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他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的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于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对敌人战略计划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

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争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期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廿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⑷：“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一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只〔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开〔关〕头，必然的惊惶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议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战场转移到运动战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而不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在基本的战略方针上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⑸），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在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澈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十四

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普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需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切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澈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的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⑹，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澈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档案原件所标“一月八日”有误。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遵义会议所定。

　　〔2〕在会上做报告的是博古（即秦邦宪），做副报告的是周恩来。现存决议的各种版本中，这里和下文许多地方的姓名以“××”隐去。其中第452页第5、14行，第453、454、464、467、469、470、471页的“××”均指博古，其他待查。

　　〔3〕指1933年7月24日《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4〕以下引文未能找到原电校对，维持了这个决议现存各种档案文本的原样。

　　〔5〕指国民党军周浑元、薛岳两部。

　　〔6〕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等材料判断，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据地。从1935年2月7日起，中央根据新情况，又决定暂不渡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由于本决议是在会后起草的，此处记述的已是改变后的新方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