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26)，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在西康，我们每天光口粮就需要一百八十吨牛羊肉。那里都是些居无定所的牧民，米、面很少。

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

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

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五千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广西(27)、陕西挺进。在攻克隋良(28)时，歼灭胡宗南模范师十二个团(29)。这十二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

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决不能被敌人战胜。

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

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面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

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一千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三十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

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

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十五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经过八个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

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

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

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时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画像。

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她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苏联。”

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救助政治犯的募捐活动，保卫台尔曼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百分之二十。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比如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共产党员，二十八岁；第二师师长才二十四岁；红四军团(30)的指挥员陈昌浩（即伊兹马罗多夫，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也就二十四五岁(31)，他曾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学习过。

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

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是做工会工作，做共青团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十分关心为红军培养干部。我们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部队中去。因此，军队里实际上集中了我们党的全部精华。

我们的共产党员不仅在红军部队中是工作出色的榜样，而且在后方，如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方面也作出了榜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要获得自由，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当红军。”我们有红军的后备队，这就是加入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逐步转入红军部队。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群众组织网动员群众。各地群众都自愿为我们提供粮食。在第六次反“围剿”(32)时，还是在原中央苏区，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得到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在这次西征中，我们在供应上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我们的供给有过一两天的短时中断。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新军服、新物资。

军工厂和军械制造厂的生产大大提高。党中央领导人把我们的优秀同志派到这里，负责各部门的工作。红军的供给由专人负责。我本人就曾受命做过后方工作。我抓过军械制造厂和军工厂的生产。

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我们同国民党已经持续了多年内战。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到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

四川军阀孔垂(33)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

我们成立了抗租斗争的群众组织，因此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我们在传单和口号中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让他们去组织游击队性质的自卫队。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来自回族的。

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无法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每个住在这家或那家的战士，都应该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但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这却是事实。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

（2）党的正确领导。

（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我前面说的都是我们西征中好的一面。我现在也想讲讲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西征中不好的一面。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如果我们不犯这些错误，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主要的错误，即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十九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我们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陵江(34)时，本该派军队抗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开向了滕盖(35)，也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便下令军队返回，但此时蒋介石已将十九路军击溃。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我们的红军战士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这次西征的意义。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错误的后果，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我仅举两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苏希(36)同志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点是，干部使用不十分适当。我们有许多用人不当的例子。常有人做不了军队工作，在军队里工作不太合适，可以并且应该让他去做别的工作，但我们有时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第四个错误与我们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

第五个错误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十九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却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紧挨碉堡的地方开始还击。例如，第三军军长迎战敌人时，敌人刚离开碉堡二点五公里，他便开始转入进攻，敌人马上就撤回到工事里去。

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我们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刚发现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以为，不应该推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一些军长尽管知道机动撤退是违背司令部的命令的，但仍然后退十公里左右。敌人没有遇到抵抗，便向苏区推进，然后在那里被围歼。

当然，我们的工事应该可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这不能称之为正确的保卫苏区的策略。

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次西征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作出评价。在连年国内战争之后，红军增强了战斗力，真正成长壮大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次西征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原苏区，在赣东北地区，我们的红军都受到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红军尽管遭到了损失，但目前红军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红军西征时，沿途组织了许多地方游击队。在个别地区，我们创立的这些武装队伍，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我们提出，在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怎样评价我们党的工作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在苏区的威信很高。党保卫着苏区的成百上千万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我想提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三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

(1) 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俄文记录稿翻译注释。原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首次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后收入《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 陈云（史平、廉臣）（1905—1995），上海青浦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顾顺章叛变后，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临时中央常委。

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前期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随后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星星峡，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和领导东北解放战争，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

因被认为“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退出党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3) 原文如此。应为湖南。

(4) 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

(5) 原文如此。红一方面军长征没有经过青海省，这里应为11个省份。

(6) 原文如此。根据1934年4月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全国当时共有30个省份。

(7) 即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8) 原文如此。“赣南”应为湘南汝城。

(9) 原文如此。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后卫部队）中央代表。

(10) 原文如此。“湘黔”应为湘桂。

(11) 实际上，第34师大部壮烈牺牲。

(12) 原文如此。应为湘桂。

(13) 音译，原文为Kyйэи-деи，应为侯之担。

(14)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15) 音译，原文为xyaHbцэя，应为渡过赤水上游占领滇边扎西（威信）。

(16) 关隘，指娄山关。

(17) 音译，应为吴奇伟。

(18) 应为吴部。

(19) 原文如此。应为湘军。

(20) 原文如此。应为黔军。

(21) 即弗洛林•维赫尔姆（1894—1944），德国共产党人。1935年初抵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22) 原文如此。“贵州”应为云南。

(23) 指马岱。《三国志》记载，因为气候炎热，随马岱渡金沙江的2000名将士中，中水毒死了1500人。

(24) 当时陈云担任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

(25) 原文如此。应为17名勇士。

(26) 原文如此。当时红军没有到过青海。

(27) 原文如此。应为甘肃。

(28) 音译，原文为Cy-иилaн，应为松潘。

(29) 原文如此。应为两个团。

(30)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31) 原文如此。应为29岁。

(32)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33) 音译，原文为Kyнчуй，应为刘文辉。

(34) 音译，原文为линцэя，应为延平（今南平）

(35) 音译，原文为ьІНГaй，应为永丰。

(36) 音译，原文为цусу-хн，疑为周以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