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成持重、深受四位老帅和二代倚重的王平上将（二） -- 孤星

三、特殊的任职经历

参军之后，王平成长进步不算快。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他担任机枪连指导员。后边发展就比较顺利了。

王平后来长期担任政治主官和政治部（处）领导职务，比如红三军团第三师教导大队政委、九团教导员（相当于团政委）、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一团政委、政治处主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十一大队政委，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委、副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冀晋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纵队政委、冀晋军区政委、北岳军区兼第一纵队（北岳纵队）政委、北岳军区政委；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委，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总后勤部政委。当然，他能文能武，军事主官、行政一把手也能干。

在王平的军旅生涯中，有多次特殊的任职经历。

你能想象一名普通译电员能改变上级任职命令吗？王平点背，就碰上这种事。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决定将兴国模范师整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兴国模范师由兴国地区的赤卫队组成，平时不集中，分散在各区乡活动。该师6月1日才成立，接到整编命令后，由地方干部将队伍集合起来交给接收单位。师团干部先由地方干部临时担任，整编后他们仍回地方。

时任团教导员（相当于团政委）的王平作为接收团队中的一员，由红三军团政治部某部部长曹其灿带领参与接收、整编兴国模范师工作（师长洪超当年8月到任，师政委为陈阿金）。随后，红三军团发布命令，将兴国模范师整编为十六、十七、十八团并任命了团的领导干部。

已被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的曹其灿看到同他一起来的干部都有了任命，唯独没有王平的份，感到非常奇怪，但也不便与军团联系，只好安排他担任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完成整编任务回到驻地之后，才知道任职命令弄错了。原来军团电令王平担任十八团政委，一位叫汪玉明的教导员为政治处主任。王平当时叫王明，译电员自作聪明，以为他与汪玉明是同一个人，就译成政委汪玉明，于是王平就没有职务了。木已成舟，只好将错就错。后来王平担任了十六团政治处主任。

因为人为因素与王平擦肩错过的职位，不只十八团政委这一个。

1949年5月大同解放之后，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王平有一次到华北军区汇报工作，正好碰到了罗荣桓。罗帅想要他到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接替肖华担任政委。解放战争期间，王平长期在地方部队，这次有机会到野战部队带兵打仗，而且担任兵团政治主官指挥20多万人，当然求之不得。罗帅开了口，但人才难得，聂帅不放人，王平只能留在察哈尔剿匪。没去四野，眼前是遗憾，长远看也可能是好事。

1951年四五月份，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王平为政委。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聂帅和薄一波看到任命后，马上向中央军委反映，华北军区原来的干部不是南下就是入朝作战，急需壮劳力干活，强烈建议不要调走王平。于是王平不用去沈阳了，改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部长。这样的兼职也是极为少见。

战争年代，部队经常整编、撤编，干部流动性很大，能上能下是常态，大家的思想觉悟也高。1938年7月，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通知王平到五台接受任务。当时，中央派程子华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与吕正操搭班子，因为程子华一时无法到任，中央点名王平或另一位同志先去当政委顶一阵。冀中是平原地带，与冀西地形不同。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王平心里没底，但另一名同志不想去，既然领导找他谈话了，他就硬着头皮上任了。去了之后，干得不错。年底，程子华到任，王平就地改任副政委。

在前作《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四：给官不当是咋回事》中，提到了很多革命元勋看淡职务高低、主动让职让衔的经历。在王平的军旅生涯中，也有类似经历，有辞让新职的，也有主动辞去旧职的。原因不尽相同，有时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不逮、不好开展工作，有时是为了集中精力做好某方面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一些考虑。

会理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根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建议，下令调时任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的王平到红十三团任政委。王平觉得，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是他的老上级（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取消师的编制，彭雪枫由红五师师长下到红十三团任职），文化知识、资历水平都比自己强，关键时刻自己不便对重大问题作最后决定，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扎西整编前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条件比他好，更适合去红十三团，再者他自己是老十一团的，继续在这里工作比较顺手。

于是，王平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反映自己的想法。不能说王平没有道理。于是领导同意了，张爱萍就调到红十三团当政委，王平接任红十一团政委。

对这件事，王平说得比较简单。看看张爱萍怎么说的。其子张胜的著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是这么描述的：

长征中过了大渡河，调父亲到十三团当政委，和彭雪枫搭班子，父亲死活不愿意。他说：“我那时在红十一团，团长邓国清负伤了，王平是政治处主任，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调我去彭雪枫那里当政委，我就不去，那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后来，彭德怀发了脾气，我只好去了。”前些年，听王平也说起过这件事：“本来是要我去的，我一听说给彭雪枫当政委，我不干。我说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张爱萍行，哈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了。”

彭雪枫是彭总的爱将，小知识分子出身，喜欢钻研军事理论，资历深，能力强，既有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夫人林颖相识后三年内写了80多封信），又有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在性格气质上有一些桀骜不驯。张爱萍与彭雪枫有很多类似之处，二人后来相知甚深，惺惺相惜。

几年后，新四军四师在津浦路西反顽失利，损失惨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找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的张爱萍谈话，按照华中局意见，准备由张爱萍接任彭雪枫的四师师长职务。但张爱萍坚决不干，他觉得这种情况下，彭雪枫压力已经很大了，调整他的职务，不仗义。

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特别是在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路东路西之争上，两人有重大分歧，彭雪枫图谋拿下整个河南，张爱萍力主经略皖东北），但在张爱萍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长征途中，王平不想去给彭雪枫当政委，张爱萍又何尝愿意？

现在回头看，战争年代，作战任务频繁，干部流动性大，干部任命相对随意一些，任命下了而干部没有到职的情况不在少数。放在今天，组织决定已经下了，如果坚决不服从组织安排，往大里说，就是对党不忠诚，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哈哈，性质很严重，后果也很严重。

1936年6月，王平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临近毕业，林彪找他谈话，准备安排他担任红四师政委。

1935年10月底，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之后，为了统一指挥，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的番号。彭总顾全大局，主动提议，为保留井冈山的旗帜，应恢复红一军团番号，而将原红三军团的部队列入红一军团系列，红十团、红十一团、红十二团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红十三团并入红一军团第一师。主动把自己的队伍编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

如此而来，红一军团下辖一、二、四三个师。红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二人都是猛人，掐得厉害，东征之后双双被调入红军大学学习。李天佑、黄克诚分别接任师长、政委。黄克诚后来又调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四师政委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红四师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平回去当政委属于提拔重用。此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也就是红四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舒同），其实也是正团级。但他提出，自己在红四师时间太长，希望换一个新环境锻炼。

后来，中央决定杨勇担任红四师师长，王平到陕北红二十七军担任政委，贺晋年担任军长。红二十七军是重建的（原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自身改编为红八十一师），以红八十一师为基础，加上陕北独立第1团、关中独立团组成，总共才1100余人，与军的番号实在不相称，实际上也就一个团的兵力。也就是军长、军政委听起来名头更大。

有的自媒体不懂装懂，还以为这个军长、军政委级别有多高。就跟段苏权的黔东独立师一样，700多人的师，与红一、三军团下的大师，是一个概念吗？

就要走马上任了，1936年12月下旬的一天，王平与贺晋年一起去毛主席那里请示工作，并提出要改名。毛主席逗他，你这个名字很好嘛，与国际代表同名。王平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如此，才要改名。于是，毛主席亲笔给贺晋年和王平写了一份任命，此王明从此就改叫王平了。王平这个名字是张爱萍给他起的。毛主席的这个亲笔命令，王平一直保存着，直到后来抗战期间他某次在冀中过河，遇到发大水，皮包被泡坏。

1939年10月以后，聂荣臻找时任冀中军区副政委的王平谈话，准备让他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平建议调资历深、年龄也较大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朱良才担任这一职务，自己回三分区担任政委。聂帅同意了。

1953年，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干部工作，时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的王平，向总干部部建议免去其军区副参谋长职务，总干部部随后同意。

1957年初，中央军委正在研究总参动员部上报的将动员部与队列部合并的建议，总干部部部长肖华建议时任总参动员部部长的王平到哈军工担任政委，与陈赓大将搭班子。王平担心做不好青年学生工作，就推辞了，后来就回到朝鲜战场。

文革之后，王平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1977年12月，调任总后勤部政委，随后被任命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2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7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0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他还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并分管军委办公厅工作。

从1983年开始，王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力不从心，正式向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提出退出总后领导班子。尚昆同志告诉他不要着急。他后来又跟军委主席邓小平、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等讲过这个事。小平同志指示他，只管抓大事，小事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他后来又正式给中央写了报告。1985年3月，中央军委同意了其请求，在调整总后领导班子时免去其政委职务。

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习惯为自己所在单位争取更多资源、更多自主权，这是人之常情。修庙建庙不拆庙，有庙才有位置，才能更好发挥个人价值，更好为人民服务嘛。正因为如此，在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的书中，为了撤销防空军建制的事，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某上将对拍桌子，结下了梁子，为自己文革初期受难埋下了“伏笔”。

解放之后，拆庙的事，而且是拆自己的庙，王平不仅干了，而且不只一次。

镇反运动后期，兼任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公安厅长、省委常委的王平，向中央提出，鉴于察哈尔省只有两百多万人口，资源不丰富，工矿企业少，工业基础差，农牧业也不发达，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缺乏生产自救能力，建议撤销察哈尔省和军区，将雁北地区仍划归陕西省，张北以北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张北以南地区改为张家口专区。中央经过研究，于1952年撤销了察哈尔省，将其分别并入河北省和山西省。

1955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总参人民武装部改为总参动员部，负责武装力量动员等工作。3月下旬，时任志愿军二十兵团政委的王平从朝鲜回国参加党代会。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通知他先不要急着回朝鲜。后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帅跟王平打招呼，想让他担任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不想去，就找彭总说情。彭总提出，这是罗帅提出来的，他不好出面，建议他还是找罗帅汇报自己的想法。汇报“不成功”，王平就带着组织的信任上任了。原总参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改任总参队列部部长。

借鉴苏联经验，干了一段时间，总参动员部成绩不少，也遇到了一些挑战。王平发现了三个突出问题。一是预备役登记工作量大，牵扯面广，与地方工作矛盾较多，地方积极性不高。二是预备役登记与户籍登记分属兵役、公安机关负责，兵役局不掌握预备役人员工作调动、户口迁移等情况，王平向公安部长罗瑞卿建议把两者统一起来，但未达成一致意见。三是预备役兵员不脱产，误工补贴、生活补贴都不好解决。

咋办呢？王平反复考虑，认为把民兵工作与义务兵役制结合起来，就能解决战时兵员的动员补充问题。于是，王平先后向总参谋长黄克诚、彭总建议，合并总参动员部、队列部，恢复省市以下各级人民武装部；傅秋涛一直负责人民武装工作，就由他担任合并后的动员部部长。征得彭黄二人同意后，王平正式以总参动员部名义给总参上了报告。

1957年4月，中央军委经与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研究后，决定将总参队列部撤销，其原掌管的兵员、马匹补充和部队勤务等参谋业务工作归属总参军务部；将其征兵、复原等参谋业务工作，总干部部动员部、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合并到总参动员部，傅秋涛重新回动员部担任部长。

庙要被拆了，王平于1957年2月愉快地回到朝鲜战场，先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作为过渡，待志愿军政委李志民回国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政委之后，再接任他的政委职务。走之前，总干部部部长肖华跟王平谈话，交了底。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王平到朝鲜上任的时候，并没有任职命令，只有总政的介绍信。1957年8月，李志民调任回国，王平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才到（过了半年才下命令，似乎有点不太严肃哈）。大家很奇怪，纷纷猜测谁会接李志民的职务。只有王平和司令员杨勇知道，这是补的任命。过了两天，新的任命来了，王平接任志愿军政委，遗职由梁必业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