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几小时前家父刚刚去世 -- 迷途笨狼

1，我父母也刚在国内先后过世不久，一前一后三个月间隔。因为事情突然，也因为疫情，工作和照顾女儿的原因，我没办法回国奔丧。而是由我和妹妹在国内的亲友帮忙办了很多应该是我们做的事情。我妹妹是在事后一个多月才能够飞回去，隔离了21天之后才到殡仪馆见我母亲最后一面，并将她送走，并随后办理所有的后事的。

2，我和妹妹将父母的一部分骨灰带到了国外，安葬在我们自己的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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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上面这些只是想说，我同样也在父母离世的哀伤当中。

再说下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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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家庭是底层的底层。

这么说吧，贫农家庭。祖上没出过什么官，也没出过什么商。我父亲这一系连读书人都没有出过：我应该是第一个有资格在近300年家谱里写上读书人的后辈。

我母亲一系是早前有人当官当地主的。但到了我外公，基本上是一个在小城市里的帮工，伙计，从来不管农村家里的事，除了逢年过节回家吃饭睡觉。

我母亲家是我外婆撑起来的。也因为我外婆的家教，她的四个子女，我大舅，小舅，都是读书读到大学，研究生。80年代的研究生。

但我母亲和我姨没有。因为文革。所以我外婆只是给两个女儿预留了不多的钱，作为嫁妆。

我母亲读过小学，然后就文革了。

后来我父亲当兵，和我母亲结婚。然后复员回农村，继续当农民。

我母亲不愿意继续那样。于是用了各种方法，钻了各种政策的空子，带着我，进入了城市，省城。各种方法涵盖所有底层人民的智慧：假离婚假结婚，篡改年龄，谎报身份。。。但有一条，没有过害人害己的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读小学，懂事了，亲身跟着，亲眼看着，亲耳听着，母亲是如何找人询问，是如何找人商量，是如何托人办事，是如何走山路走夜路不顾脸面地求人办事。

然后我跟着母亲到了省城。没有住的地方，和母亲一起住在外公工作的一个街道豆腐坊的黄豆仓库里。从我的小学三年级住到小学六年级。

然后我母亲在工作之余，想尽一切办法，有把我妹妹也弄进了省城。那是1982年前后。

再然后我母亲在工作之余，想尽了一切办法，通过认干妈，拜兄妹，哄房管所，在省城找到一间公家的出租房。由此，我和妹妹算是跟着母亲在省城正式落下了脚，有一间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砌砖头把这一间小屋分成了三小间，总共12平米，公家的，每个月交房租。

但我家还是在底层，底层的底层，只不过是从农村到了城市。我母亲是在一个街道的豆腐坊里顶替我外公的工作以知青回城的名义以单身母亲的身份在除了我不愿承担任何家庭义务的外公外，没有任何熟人，亲人，同学，朋友的省城里落下脚的。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在城市里的认识的人，都是她在办理我，我妹妹，我家的过程中，找的人，托的人，认识的人。所以我记忆中的家，是家徒四壁的。我不记得我有任何的意愿邀请同学到我家坐坐。直到我17岁离开省城，到外地读大学。

我家所在的那一整条街，我是第一个读大学的。除了我家所在的那个大院子的原来的主人的儿子，他是省城一所大学里的地质学教授，解放前的大学生。解放后他家被充公了。而他的儿子比我大十岁，在当地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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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并不是想说什么别的，只是说，我知道中国的底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就是底层的底层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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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我认为，万事基本上还是可以有些作为的，是因为，我亲身经历，我亲眼看到，太多的努力，认真，奋斗的中国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是底层，还是在中层，还是在上层。

还是那底层来说，我读大学的四年，每一年的春节，都是在和南下广东的民工一起挤火车进出四川的。90年代初期的民工潮，我知道什么叫做初五之前离家，我经历过省城火车站乌压压的买车票的民工队伍，我经历过挤在火车里不动不吃不喝只靠着几个橘子几个鸡蛋撑过去两天两夜的事情，我经历过火车半夜路过川东小站武警拿着警棍逼着我们开窗然后就是潮水一般涌进车厢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路到广东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强而不息的证明，落实到每一个身处底层的人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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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虽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记忆，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人群，我基本上理解还是一样的。

这个社会有没有不公？有没有恶人？都有，

那又如何？对我们自己来说，难道不应该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首先是自己的境遇，再能够改变自己身边的人的境遇吗？

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