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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皓阳

（一）工人运动

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和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

卡斯特罗逝世于2016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逝世于2020年11月25日。生前马拉多纳一直视卡斯特罗为偶像、导师与精神教父，想不到他最后与偶像在同一日病逝。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讲什么“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依然很令人感慨。

拉丁美洲苦美帝久矣，马拉多纳也自然成为了一名反美斗士，在他身上纹着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纹身，与拉美左翼领导人如查韦斯、马杜罗等私交甚厚，凭借其在足球领域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吸血拉美的一面旗帜。

曼联主帅弗格森爵士，左翼工党出身（那个年代的工党是真工人党，不是现在的变修工党），坚定地反新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有同情苏联的言论，更是撒切尔夫人的著名反对者——因为曼联的球迷基础就是传统工人。

弗格森爵士是这样为撒切尔盖棺定论的：“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毁掉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的尊严，这才是她真正的遗产。”为并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

曼联的死敌利物浦则有更鲜明的“红色血液”，利物浦被称作“红军”，这个“红军”可不是白叫的，利物浦教父比尔·香克利则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粉丝。

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裤换成了一身全红，从此“红军”（Red Army）就成为了利物浦的代号。后来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横扫英伦，香克利在市政厅外对欢庆的球迷说：“甚至毛主席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支红军的力量”

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许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国家德比，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比如阿根廷最著名的两支球队——河床和博卡青年：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港口，也因此集聚了众多码头工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而河床成立于工人阶级人口基数众多的博卡区，但是为了球队的发展搬入了富人区努涅斯区，也因此博卡区的球迷把河床视为叛徒。

随着阿根廷的经济愈发低迷，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而阶级矛盾在球场上有了最充分的释放。每次阿根廷德比必爆发严重的球迷冲突，甚至于客队球员要罚角球、界外球时，都需要警察用防爆盾保护，以免被球迷掷出的杂物击中。

再比如曼彻斯特的曼联队，就是平民、工人的主队；而同在曼彻斯特的曼城队，球迷则多为中产、富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同在曼彻斯特，曼城和曼联两支球队的主场气氛有天壤之别。曼城主场之安静、沉闷，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梗，也知道近几年中东土豪入主球队，球队成绩大为提升之后才有所改观。

在这个例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巴黎红星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虽然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有中东土豪入主，更是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

“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

巴黎红星的群众基础自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红星俱乐部的创立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

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白求恩、毕加索、奥威尔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

我们再说回巴黎红星俱乐部。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创立红星时，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创建一家纯粹的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这一理念贯彻至今。隔壁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比红星俱乐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点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区，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群体就对标着上流阶层和二战之后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

两家俱乐部的选择和阶级基础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现状。巴黎圣日耳曼有中东土豪入主，在国内联赛一骑绝尘，更有国际第一线的巨星加盟；而一直拒绝资本入注、拒绝过分商业化的红星俱乐部目前挣扎于法国地区次级联赛中，他们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亿欧元的注资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议声中搁浅。

红星俱乐部的困境甚至能够折射出整个左翼运动的困境：在高度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社会，要么选择被资本异化，要么选择被时代抛弃。人们热情追逐着一掷千金、光鲜亮丽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曾经的革命情怀、理想主义只能在地区级联赛中苟延残喘。

（二）政治的阴影

2017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启动公·投并宣布脱离西班牙，因为著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地处加泰地区，因此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彼时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与政治无关”“体育远离政治”类似的口号。其实这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足球非但不与政治无关，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产品。往根本上说，竞技体育压根就是政治的副产品。我们最早的竞技体育怎么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却宗教原因，还不是因为几个希腊城邦战争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调整沟通的途径，竞技体育这才应运而生。竞技体育自始至终都在政治的阴影下。就拿加独来说，以巴萨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旗帜性的俱乐部，怎么可能能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巴塞罗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想一厢情愿的远离政治，但政治绝对不会远离你。

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来最为瞩目的德比战。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个诉求于脱离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带“皇家”两个字，那还有啥好说的，话不多说开始干吧。巴塞罗那足球队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泰本地人谋求脱离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想想也能理解，你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不成为旗帜，即便是被迫成为的旗帜。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永远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帜和对西班牙国歌的嘘声。巴萨和足球，不管主动或被动，永远无法脱离政治。

在历史中，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是一个最善于玩弄“足球政治”的人，但抵抗力量同样不会放过足球的载体：

1964年这场胜利所带来的持久的、精神上的愉悦表明了佛朗哥时期足球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佛朗哥政权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西班牙国家队在国际大赛上的胜利的。足球重建了许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如与苏联的联系，这对一个被外部世界视为法西斯最后堡垒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佛朗哥迅速抓住了足球比赛的机会，使西班牙的国家形象更加积极向上从而替代残暴的独裁者的形象。

……在极权统治之下公开的反抗是不被允许的，持异议的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更为安全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戏剧或文学。由于对足球的巨大狂热再加上没有其他便宜的娱乐活动，佛朗哥时期给了人们通过足球比赛表达公众对政权不满的机会。通过支持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这两支地区代表性的球队，人们可以更加安全的表达他们反对马德里政权的政治立场。当时，使用卡斯提尔语(Castilian)之外的语言，升起地区的旗帜，甚至参加7人以上的集会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违反者会遭到暴力的镇压与监禁。在这种情况下，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成为人们进行反佛朗哥政权情绪渲泄的场所，在球场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可以在不被警察监视的情况下安全的用他们的母语交谈。（作者：Duncan Shaw 翻译：博雅）

（佛朗哥与希特勒）

佛朗哥并不是唯一利用足球的当权者。梅迪西在1970年世界杯巴西辉煌的胜利后榨取了极大的政治利益。阿根廷军政府领导魏地拉在1978年也做了相似的事。不甘示弱于他强大的近邻，乌拉圭军事力量同样利用了他们在金杯赛中的胜利大赚一笔。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足球战争”到阿根廷和秘鲁的“粮食买比分”；从乒乓外交的“小球转大球”到马拉多纳复仇英国的“上帝之手”；从希特勒希望通过奥运会建立的“人种优越论”到02年韩国队在世界杯上丑陋的表演。体育从未远离，也不可能远离政治。

（三）资本的入侵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二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不但工人阶级的境遇大为改观，更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脑力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金融产业也开始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先后执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

1974年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从此国际足联开始大刀阔斧地商业化改革，而对足球的第一影响力从政治，逐渐转变为资本。同期的奥运会同样进行着商业化改革，同样获得了成功。

阿维兰热开始出售世界杯的转播权，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麦当劳等著名品牌合作，用其出色的商业头脑让世界杯成为了一个下金蛋的母鸡。但是巨大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腐败。国际足联的腐败案每隔几年就曝光一次，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看最近的新闻报道这几次曝光的腐败涉案金额加起来有一亿美元了。

关键在于国际足联这个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不是公司，没有谁去监管去治理它，那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最后还是世界警察出手了，美国FBI逮捕了许多国际足联的高官。不过美国人的举动也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这不把人家高层清洗了一遍，世界杯归北美办了。足球弯弯绕绕，还是逃不开政治。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鲁迅”之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给国际足联下了这样一个精准的定义：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垄断的私有公司，可以说是对国际足联最好的概括了。曾经如雷米特这样左翼体育人士领导的足坛早已不复存在。《足球往事》中写到，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这代表着国际足联与工人阶级的彻底切割。加莱亚诺继续指出：

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查韦斯向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这次世界杯在卡塔尔举办，背后就包含了大量的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

本来世界杯传统都是在7-8月份举办，但是卡塔尔夏季炎热，申办的时候承诺所有场馆装空调，后来发现夏季大规模空调成本太高，有出尔反尔，这才有了历史上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的世界杯。

卡塔尔作为本国公民还不如天通苑的小国家，根本无力独自负担起世界杯场馆的建设，因此雇佣了大量外籍工人，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奴工好多少，拿着低廉的工资，在炎热的气温下超负荷劳动，大量外籍工人非正常死亡。

从无产阶级的运动变成无产阶级的血泪，只需要一次腐败的世界杯。

随着资本的涌涌而入和不断成功的商业化，足球的根基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远，曾经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的地方足球俱乐部，其斗争历史、左翼色彩已经变成了一种“朋克化”的异文化展示的存在。

左翼球员在如今足坛也逐渐变得孤立无援，例如当年意大利的年轻球员卢卡雷利，他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支持，但在效力意大利U21国家队一场比赛进球后展示了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这个举动也让他被列入了意大利成年国家队的黑名单。左翼运动在足球中的困局恰好其实是左翼运动在全世界困局的一个缩影。

（四）文体两开花

都说文体不分家，文化艺术领域同样被资本全面攻占。

当年你搞文艺的，不左一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上文中写过的共产主义战士：海明威、毕加索、奥威尔们这种级别的大佬就不提了。单说摇滚乐等先锋艺术，就是作为刺向资本主义最锋利的一柄剑。比如68年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中，滚石乐队推出了歌颂人民抗争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

在每个角落，我都听见了游行的沸腾声音

因为夏天已经来了，而这是在街头战斗的时刻

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因为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伦敦城，是容不下一个街头斗士的啊

……

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侍

这首歌曲毫无意外地被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禁播了，但并不妨碍人民去大范围传唱它。

披头士同样在68年推出了歌曲《革命》，约翰列侬也是左翼歌手，只不过他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产生了不同看法——认为走上街头不是最终的答案。结果这首歌招致了左翼文化界的批评，认为其中包含了右倾动摇主义的思想。于是约翰列侬审视了这些批评，并且冷藏了这首《革命》，重新创作了歌曲《人民的力量》。在这首歌中他依然对街头运动提出了反思，但态度更温和了一些，主要还是认为街头运动应该代表全体人民，包括劳工与妇女：

A million workers working for nothing

百万劳工努力工作却一无所得

You better give them what they really own

他们应当赢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I got to ask you comrades and brothers

另外去问问你的同志和兄弟

How do you treat your own woman back home

回到家中如何对待妇女

列侬还有一首当年传唱很广的歌曲《工人阶级的英雄》（Working Class Hero）：

They hurt you at home and they hit you at school

在家里他们伤害你，在学校他们打击你

They hate you if you're clever and they despise a fool

他们憎恨聪明的你同时蔑视愚蠢的人

Till you're so fucking crazy you can't follow their rules

你不能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除非你他妈的疯了

A working class hero is something to be

你将成为一个工薪阶层英雄

当年的艺术家们不能说全都是共产主义者吧，至少都是坚定的左翼立场、群众立场，你要是稍微右一点，圈子里都会觉得你是跪舔特权阶级ass的软蛋。只能说时过境迁啊，现在的文艺早就成为了资本豢养的玩物。

然而讽刺的是，当年这些革命摇滚乐，不但遭受到了英美主流媒体的封杀，还遭受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禁止。但是越禁止什么，人民就越想听什么，于是在捷克诞生了著名的“列侬墙”，而1988年的“列侬墙事件”则被视为东欧剧变的标志性事件。

再来看几位日本的老熟人，知名作曲家坂本龙一，学生时代恰好赶上了日本文革，也是举着毛主席像上街的红色青年，是当时日本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的一员。坂本龙一在1978年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而“千刀”这个名字，则是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坂本龙一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而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早年这一段“红色时光”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现在坂本龙一除了作曲家之外，最为广泛被大家知晓的一个身份就是环保主义者，比如为《水俣病》等环保题材的电影配乐。坂本龙一一直在为全球变暖问题而奔走，他呼吁：“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近年来，坂本龙一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他对日本政府处理福岛核电站问题的持续批评。

加藤登纪子，坂本龙一的“亲密战友”，也是当年日本学生革命浪潮中的核心人物。加藤登纪子的老公还做了日本反动政府的牢，在服刑期间加藤登纪子毅然与他结婚，并举办了监狱婚礼，一时间传为佳话。加藤登纪子就是宫崎骏《红猪》的配乐，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哀悼那个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慢慢放下革命者的身份之后，加藤登纪子也是以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线中，她现在还担任着日本环境省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亲善大使。

我们都知道《哆啦A梦》是一部旗帜鲜明的、伟大的左翼漫画作品，其内容除了反思战争、反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之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生物生态的保护，永远都是贯穿短片到超长篇的核心主题。

再说一个大家的老熟人宫崎骏。众所周知当年宫崎骏是一个“革命小将”，在日本文革期间也是举着红宝书闹革命的那种，还出任了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宫崎骏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

动画《红猪》就是他为那个革命浪漫主义年代所做的告别。研究宫崎骏动画思想的人，最多最多的都是往环保主义上面靠的，毕竟“红色思想”这种东西，在日本还是太敏感了。宫崎骏很反感把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归于环保，当他看到那些研究他“环保思想”的文章时，表示“真想抓那些个研究者过来打一顿！”

（五）结语

曾经有一段革命、理想与浪漫的历史被刻意的掩盖了，所以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讲这些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不是对着往日先辈们的荣光流口水、做大梦，然后指望着天降伟人们再一次降临，自己躺着就能获得解放。

在资本构筑的美丽新时代，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只剩下了消费主义奴隶；我们没有了属于工人的运动，只剩下了资本的狂欢。共产主义重新回归于“幽灵”的状态，等待着下一个历史转折的契机。

我一直讲这些，是为了不忘历史，不忘历史才可以为重新出发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