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29-Richard Wrangham：人性善恶与人类起源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2TOxoE5QCg&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7

非常感谢大家顶着今晚的寒冷天气来参加讲座。我很高兴与大家共同置身于这个令人激动的人类进化研究时代。我们的研究进度神速，在基因学、神经学、生理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如此。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们怎样成为人类以及关于暴力侵略问题的新视角。我的书《人性悖论》当中提到的悖论内容如下：我们是个奇怪的物种，与其他物种想必，很多情况下我们特别不暴力，与此同时我们又非常暴力。请允许我详细表述这一点。我们具有两种观点相互拉锯，第一种观点由卢梭主义者代表，这些人相信让.雅克.卢梭提出的概念，认为我们人类的进化心理学确实倾向非侵略，因此我们的侵略性是社会腐化的产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人类的天然本性就是竞争、暴力与侵略——这是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而社会则将我们改造成了文明人。如果我们为和平与暴力设置单一量度，就会出现悖论：我们怎么能同时处于量度两端？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乍一看似乎与上一个问题并不密切相关：人属大家族当中有许多不同物种，为什么其中一种成为了我们？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在人类进化上的位置。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本身与其他巨猿的关系。自从1984年以来我们就十分意外地意识到，人类是从包括黑猩猩、倭猩猩与大猩猩的谱系当中脱颖而出的物种。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在7500万年前的生活方式与黑猩猩、倭猩猩与大猩猩差不多。大量考古证据表明那时候我们的祖先看上去更像黑猩猩而不是人类。然后在四五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了所谓的南方古猿，其实就是能直立行走、牙齿略大一点的黑猩猩。他们的体型与黑猩猩差不多，大概依然在树上睡觉，手臂肌肉发达，适合树上生活；人属物种在两百万年前出现，具体时代取决于你对于人属物种的基本定义，总体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直立人是最早的人族先辈，换一身现代人的衣服就认不出来，其他类人物种都没这本事；最后在三十万年前出现了智人，这里我选择的智人代表是哈佛大学校长。不过一旦我们将视线投向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时代，全局景象未免有点令人困惑，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类人物种，我们并不特别理解应该如何命名他们。这些物种不仅骨骼健壮，而且大脑也很发达——比方说耶鲁大学校长。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三十万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画面上是早期人类的复原图，我想请大家注意三点改变。首先是解剖结构的改变。画面左边是六十万年前的原始人，可见此人有粗壮的眉骨。等到今天大多数人承认的早期智人物种——例如画面选取的摩洛哥的杰贝尔依罗人——在三百万年前出现时，眉骨已经缩减了不少。他的脸更短，臼齿也更小。这些转变趋势在大约二十万年前完全实现，此时的智人已经有了圆形的颅顶。我们曾经以为圆形颅顶是智人的象征，现在看来这一特征还出现在智人完全进化之前。当然，选择哪一项特征来定义智人完全是人为规定，但是尽管如此，你依然可以看出人类进化的总体轨迹。除了解剖学改变之外还有考古学改变。三十万年前左右出现了所谓的“精制新工具”，人类不再制造粗糙的石质手斧，而是造出了更精密、更小、更有效的石器工具。这些新石器需要新技术来制造，新技术则需要大量的事先计划——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勒瓦娄瓦技术。与此同时期的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更大的社交体系，单一群体占据地区的范围增大了，不同群体之间也开始相互贸易。比如画面上这些黑曜石石器在肯尼亚出土，石头的原产地距离出土地点最远能有一百公里。三十万年前类似情况非常少见。至于右下角那块石器，你能看到上面沾着一点红，显然这是最早的符号象征，红颜料的质地是赭石。所以说这一时期人类在生理学与考古学两方面都在改变。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这一改变的起始时间还能提前，因为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最早物证。与此同时，基因分析也表明今天的所有人类的基因谱系往回倒推到这一时期都会交汇在一起，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如下：是什么使得智人成为了智人。画面上是过去二十万年的人属进化路线图示，这一时期存在许多类人物种分支，但是其中只有一支成为了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以及丹尼索瓦人略微通婚了一下。其他类人全都灭绝了。那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德国人类学家、被尊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对于驯化很感兴趣，达尔文曾经引用过他在这方面的主张：“人类被驯化的程度远比任何动物都更深。”他这话并非随口一说，而是在他的作品当中以不同措辞重复了好几十次。他完全相信人类是被驯化的动物。他不是进化主义者，他的著作创作于达尔文之前，但是他确实相信一个善良的上帝让我们成为了被驯化的物种。许多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野生动物往往更暴力，驯养动物往往更加驯良、宽容且合作——所谓合作即对彼此不抱敌意——人类属于后一种。这是个非常确实的现象，对于研究黑猩猩的人们来说尤其不同寻常。有两位人类学家花了十七年近距离观察巴拉圭的某个采集部落，注意到十七年间部落男性之间从未发生过争斗。这话说得有些夸张，但是你只要看看最早接触世界各地的旅行家们的日志，或者看看今天的数据，都能发现同样的情况。你可以将很多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是黑猩猩，房间里必然打斗不绝——不要学黑猩猩；如果他们是普通人，那就全都非常放松。接下来我为大家放一段黑猩猩的日常视频。黑猩猩并非每天都会打架，但是打架确实十分常见……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亲戚的生活现实。就连倭猩猩也经常相互冲突，尽管不这么暴力。粗略估计一下我们可以说，仅就冲突次数而言，黑猩猩与人类相比似乎高出了一千倍。布卢门巴赫、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其他人都主张人类是被驯化的动物，他们说得很正确。用玛格丽特.米德的话来说，“男性与女性的天性都是母性的、温和的、热情的、非攻击性的。”有趣的是，人类的解剖结构同样很像驯化动物。海伦.里奇（Helen Leach）几年总结了四个可以用来区分驯化动物与野生祖先的解剖学特征。我们可以在二十多种驯化动物身上发现这些特征：驯化动物与野生祖先相比脸更短，牙齿更小，头骨与骨骼偏向雌性化，而且脑容量一定会减小。人类具有全部四项特征，尤其是最后一项——与三万年的祖先相比，现代人类的脑容量已经下降了10%到15%。对于人类来说，每一项特征都有专门的解释，比方说牙齿变小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更软的食物，脑容量缩减是因为我们的体重缩减——尽管身高没有变——而脑容量要保持一致。海伦.里奇则指出，如果将这四项特征凑在一起当成整体来看待，这个整体似乎与攻击性有关。

随着时间推移，从最早的智人到现代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体现攻击性下降的变化趋势。比方说人脸一直在越变越窄。男性的脸宽度与血液睾丸酮水平相关。有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二十个睾丸酮水平高的男性与二十个睾丸酮水平低的男性，将两组人的面容分别合成了混合面目，前一张脸显然比后一张脸更宽。更有甚者，面部宽度与攻击性也具有相关性。有一项针对冰球运动员的研究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测量冰球运动员面部宽度，然后看看这位球员每场比赛被裁判罚下场的平均时间，以此衡量他的攻击性。研究收集了六支大学球队的数据，发现脸越宽的球员被罚下场的时间往往也更长。你或许不太认同这项研究的数据可靠性，不过还有另一组更可靠的数据。如果你让人们观看脸部相对较宽或者较窄的男性照片，他们会下意识地反应，认为脸宽的人更具有侵略性——如果用女性照片重复这一实验则得不到这样的效果。人与驯化动物的最主要相似之处就在于我们的攻击性更低，我们在过去三十万年经历的解剖改变就像被驯化的动物一样，而且我们的雄性更像雌性而不是相反，换言之本身攻击性较强的性别遭到了抑制。这些模式我们在狼与狗的身上同样能见到。

那么攻击性与解剖学的联系何在？我们很多年以来都不清楚。答案或许藏在西伯利亚的诺沃西比尔斯克，有一位德米特里.贝尔雅耶夫在这里用银狐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实验。贝尔雅耶夫是一名基因学家。他在斯大林时代没什么作为，因为当时在苏联进行西方式的基因研究就等于走上反动路线——他的兄弟就因为坚持研究而被斯大林杀害——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成为了某研究所所长，随即就展开了他一直想做的课题：驯化动物之所以具有类似的特征是否与攻击性遭到抑制有关。于是他开始养狐狸，而且刻意选育攻击性最弱的狐狸。狐狸是理想的实验动物，因为西伯利亚各地有很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型狐狸皮毛养殖场。他每一代都会繁育四百只雄性狐狸，从中选择一只攻击性最弱的来配种——非常强大的选择压力。他监控狐狸幼崽并且针对狐狸允许人类靠近它们的距离来打分。实验人员走近狐狸直到狐狸开始呲牙，然后记下此时双方之间的距离。只有距离最近的狐狸会被选为种狐。实验开展几年之后，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被驯化动物，许多人把它们带回家里当成宠物。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尽管选育项目大大降低了狐狸的攻击性，但是却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狐骚味。不过育种确实改变了狐狸的许多其他方面。画面上是贝尔雅耶夫去世后继续研究的人员，画面中间是当年与贝尔雅耶夫一起开展项目的柳米德拉.楚特女士。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各位全都抱着花色各异的狐狸，全都得到了驯化。

研究所还饲养了一批将强攻击性作为选育标准的狐狸，以及另一批从未接受过选育的狐狸作为对照组。研究人员发现，选育不仅极大极快地降低了被驯化狐狸的攻击性，还产生了很多未经选育的性状，这些都是低攻击性选育的连带后果。首先是皮毛上的白色斑纹，我们知道许多驯化动物身上都有白斑，例如狗、猫、山羊、马、牛等等。并非所有个体都有，并非所有品系都有，但是所有物种都有。白斑分布在所有驯化的动物身上。其次是耷拉耳朵。达尔文最早注意到每一种驯化动物都有些个体长着耷拉耳朵，但是在野外从来见不到，唯一的例外是大象。白斑、耷拉耳朵、骨骼结构改变以及很多其他性状都是驯化综合症的表现，也就是在驯化动物时会引发的一整套性状。贝尔雅耶夫与楚特的狐狸实验表明——他们以及其他人后来还用大鼠、水貂、鸡以及小鼠做过同样的实验——只要在圈养环境下按照低攻击性进行选育，就必然会出现驯化综合症。

这种综合症有两个角度，首先是得到直接选择的性状，例如攻击性下降、恐惧情绪减弱、压力反应减弱；其次是没有得到直接选择的性状，它们的组合不可预测，并非所有个体都有全部特征，甚至并非每个物种都有全部特征，但是这些特征确实分布在所有被驯化动物当中：白斑，耷拉耳朵，尾巴打卷，还有许多幼态化特征。这些特征在成年的野生动物祖先身上并不体现，但是在幼年野生动物个体身上往往能看到，尤其是耷拉耳朵。还有脸部长度缩短，牙齿变小，性别差异模糊——我说过，这里指的是雄性更像雌性，而非雌性更像雄性。最后还有脑容量，人们尤其喜欢衡量脑容量。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被驯化狐狸的脑容量显著缩小。但是这里有点小问题。贝尔雅耶夫在1958年刚刚开始做实验时选用的狐狸就不是野生狐狸，而是圈养狐狸，它们的先辈至少从二十年代开始就遭到了圈养，其中有些遭到圈养的时间甚至还要早十到十五年，因为它们来自加拿大。当年这些银狐被引进俄国时引起了强烈的金融兴奋情绪，因为银狐的皮毛非常值钱，只要搞到两三只做种就能大赚一笔。因此这些狐狸的脑容量或许早在实验开始之前就已经萎缩了。或许还有其他不可预测的情况。总之整体而言这就是驯化综合症。

这种综合症背后的意义一言难尽，我姑且只说一点：我们所见到的现象是针对低攻击性的选择导致了驯化综合症，在贝尔雅耶夫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此之前人们想出了各种原因来解释驯化动物身上的白斑、耷拉耳朵与卷尾巴，贝尔雅耶夫则揭示了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针对低攻击性的选育。那么动物是否被圈养为什么这么重要？也许并不重要。也许针对野生动物攻击性的反向选择也会产生同样的驯化综合症。这个理念也受到了测试。我们可以比较黑猩猩与倭猩猩，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但是打斗与杀戮的频率相差很大。黑猩猩攻击性更高。刚才我说过，两者发生打斗的频率差不多，野生倭猩猩每天发生打斗的次数大约是野生黑猩猩的一半，但是倭猩猩彼此伤害的强度却小得多。令人意外的是，倭猩猩的骨骼结构也呈现了驯化综合症。与黑猩猩相比，它们脸更短，牙齿更小。脑容量更小，性别差异也更小。我们可以将倭猩猩视为自我驯化的黑猩猩祖先的后代，从基因上可知倭猩猩与黑猩猩在距今一百万年前分化。以倭猩猩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假设某一只雄性大发脾气威胁一只雌性，那么其他雌性就会一拥而上将这只雄性赶走。倭猩猩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所在的生态环境允许雌性以高度可预测且有规律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而黑猩猩的生存环境则并非如此。对于“野生动物也可以自行驯化”这个课题来说，我想这是第一个相对而言足以服人的论据。当然，我也是相关研究团队的一员，所以我不该把话说得太满。不过确实还有其他物种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我们在许多不同的生物世系身上都能发现，倘若自然原则的压力致使某些生物的攻击性行为的频率或者强度比祖先更低，那么他们身上就会出现驯化综合症。比方说在岛屿上面生活的鸟类与哺乳类的攻击性都比大陆上的同类更低。尽管还没有人整理总结过硬证据，但是目前的观察结果似乎确实表明驯化综合症会在岛屿上反复出现。这意味着我们要小心考虑我们在自然界见到的某个特定性状究竟是不是适应性改变——它也有可能是其他适应性改变造成的连带后果。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驯化综合症？我还没有给出一丁点足以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反正我们目前也只有线索。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之所以这些性状具有相关性，是因为胚胎发育早期的一些事件在调控攻击性高低的同时也倾向与造成其他变化。倾向于温顺的选择意味着压力反应的降低，意味着早期原肠胚阶段神经嵴细胞的迁移程度的降低——对于人类来说早期原肠胚阶段意味着受精卵发育到第二三周——致使肾上腺变得更小。另一方面，神经嵴细胞的迁移程度的降低也会导致有些实验动物长出白斑、耷拉耳朵以及更小的脑容量，等等。这其中的具体生物学机制我们尚不清楚，但是一定非常有趣。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六七个驯化物种与野生祖先相比的基因变化十分支持神经嵴细胞假说。

话说到这里，我再问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如果人类确实自我驯化了，那么具体过程究竟怎样？这就又回到了攻击性问题与善良悖论：人类的攻击性一方面很低，另一方面又很高。最关键的答案其实几十年来一直摆在我们面前。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只有一种类型的攻击性，但是实际上有两种。以后可能还会发现更多，但是这两种攻击性显然囊括了许多变体形式。首先是是主动的、工具化的、有预谋有计划攻击性，其次是基于情绪与反应攻击性。这两种攻击性在生物学上的控制机制不同，因此形成这两种攻击性的进化途径也不同。所谓反应攻击性指的是突然大发脾气，比方说你在酒吧碰着个混蛋骂你妈是——请填空——由此导致了美国最常见的凶杀案类型：两个陌生人在酒吧门外的停车场里打架，一个人掏出了刀或者枪。反应攻击性的特点在于当事人极其激动，怒火指向身边所有人。主动攻击性更冷静，更刻意。当事人也可能十分激动，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个人或者群体具有稳定一贯的目标想要解决，想要得到某物或者想要杀死某人，做到之后他们的攻击性就会告一段落。人类的反应攻击性与黑猩猩相比很低，主动攻击性则不然。几年前Lawrence Keeley做了画面上这张图表，时间跨度是1900年到1990年之间，然后人们又将同时期的黑猩猩数据也添加在了图表上。这里的每一根竖条都表示特定社会的群体间攻击性行为导致的死亡率——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战争。我们看到不同文化有许多差异，算在一起的话中位数大约在0.4，换句话说在这九十年里平均算起来全世界每年有0.4%的人口死于战争。黑猩猩的数据与人类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图表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业社会这一分组，因为这个分组的数据包括了德国、俄国以及日本经历一战与二战之后的死亡人数，但是该分组本身的中位数只有0.1左右。尽管我们觉得二战的死亡率非常骇人，但是工业社会整体而言依然比其他任何人类社会乃至黑猩猩群体都更加和平。

动物也有主动攻击性与反应攻击性的区别。画面上这只黑猩猩死在了我当时正在研究的黑猩猩族群。黑猩猩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主动攻击性非常重要的特点。平均来说黑猩猩会出动八名个体去杀死一个被害者，这意味着行凶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就算被害者比人类强壮三四倍而且拼死反抗，也依然无法抵挡凶手。画面上这只黑猩猩身上全是伤口，喉咙被撕开，一个睾丸还连在下身，另一个睾丸距离尸体足有五米远。而八名袭击者身上都没有伤，因为一名袭击者牢牢抓住被害者的一肢，四名袭击者就能让它动弹不得，其余袭击者专心下狠手就行。积极攻击性的关键在于，只要做法正确——动物的确倾向于作对而不是做错——攻击者本身往往不会受伤。反应攻击性则不同，双方往往都会受伤，只不过某一方会伤得更重。

主动攻击性与反应攻击性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了很久，但是直到最近才从神经学上开始理解。我们知道大脑当中存在负责激活攻击行为的攻击回路，从杏仁核传到下丘脑再到导水管周围灰质全都是回路的一部分。主动攻击与反应攻击在这三个大脑部分都会激活不同的区域。不妨从法律角度考虑一下。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老婆与其他男人上床，一时间气火攻心，那么与有计划的蓄意谋杀相比陪审团肯定更容易原谅此人的杀人行为。一级谋杀大都是主动的，二级谋杀往往是反应性的。法律、生物学、心理学、基因学以及神经生物学都已经区分了这两种攻击性，但是这一理念直到最近才被引入进化人类学。现在我们可以主张，人类与亲缘物种相比的特点就是反应攻击性倾向较低，主动攻击性倾向较高。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区别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如何发生。我们的反应攻击性比所有猿类都更低，至于主动攻击性则与黑猩猩差不多，低于倭猩猩。

接下来我主要想谈谈人类在反应攻击性方面的低倾向性，怎样的环境偏好这一特性？就像倭猩猩一样，怎样的因素抑制了过于暴力的雄性人类？答案是雌性。我们可以问狩猎采集者要怎样对待攻击性特别强的人。尽管狩猎采集者特别和平——我刚才强调过这一点——但是你读一下文献就会发现有些个体有时就是不肯遵守群体规范，这些人就是要随心所欲。他们是混蛋，而且他们肯定是男性。假设有一个小营地，其中成员时时刻刻贴近彼此生活，这是个非常封闭的社会。这其中有个人特别喜欢把臭鸡蛋放到其他人的衣服里，或者抢过别人打来的肉自己全都吃完，或者只将肉分给自己喜欢的人，或者闯其他人的窝棚里说“今天晚上要和你老婆睡觉”，或者冲着自己不喜欢的人背后放冷箭，那可怎么办？应该怎么对付这种人？一开始这些人的行为或许还不算肆无忌惮，其他人还会哄着他或者孤立他——如果你生活在小社区里，谁也不搭理你的感觉非常痛苦——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应对足以让他改过。社区还可能一起嘲笑他，“你以为你是谁？”在特别极端的案例当中，整个部落不惜趁着半夜悄悄拔营离去，仅仅将混蛋留在原地。第二天他一醒来就发现只剩他自己了。但是他很容易就能跟上社区的行进路线，再次纠缠上来。狩猎采集者的社会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什么事都只能自己解决，那该怎么办？

如果他真是个混蛋而且惯于死缠烂打，那么他想干的坏事必然得逞。因为他的体格更强壮，他准备和任何人打架。阿尔法黑猩猩之所以是阿尔法，因为它能够打败任何黑猩猩。只要它被另一只黑猩猩打败一次，他就不再是阿尔法、也再也不会是阿尔法了。这套系统存在于一切灵长类当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人类。个体格斗能力无法确保人类在群体生活当中的地位，因为群体的最终裁决是死刑。五大洲的一切狩猎采集群体都惯于处决过于咄咄逼人的男性个体，就像雄性黑猩猩那样依仗体格来压制其他同伴的男性个体。比方说南非朱环西人这样的“无害之人”——按照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对他们的称呼。某位部落成员杀了三个人，于是社区决定杀了他。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并且重伤了他，然后全体部落成员每人冲他的身体射了一箭，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象征性地参与了杀人行为。这是非常常见的做法。Christopher Boehm阅读了一百二十部关于狩猎采集部落的人种志，总结了一套模式：“典型的镇压事件起始于某男性以杀人的威胁严重恐吓了其他群体成员，然后在群体授意下此人的男性亲戚出手结果了他。”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实际的动手者是被处决者的男性亲戚，由此可见处决行为是群体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因为如果换成别人来动手，被处决者的亲戚或许会想要寻仇，因此不如一开始就免除后患。

人类与黑猩猩在这方面的区别何在？我说过黑猩猩会有计划地杀死其他团体的成员，有时也会杀死本团体的成员，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黑猩猩会有计划地杀死本团体的成员，因为这样做太困难了。你不知道谁会是盟友，谁会站在哪一边。即便对于人类来说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假设你觉得你所在群体里的某人真是个混蛋，于是说：“要是把他打发回女巫那里不也挺好？”你对你的朋友说：“你知道，趁着半夜朝某人的脑袋砸块石头应该挺不错。”朋友说“是啊”，然后他就去找混蛋告密：“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要杀了你。”换句话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场景，你必须掌握远比黑猩猩更加复杂的交流能力才有胜算。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惯于主动攻击性的独特倾向，那么不仅要分析语言，而且还得分析复杂的语言，因为只有足够复杂的语言才能让团体内的一部分人组成共同密谋的小团体。时至今日干这种事依然非常复杂。凯撒的刺客要杀他的时候计划了好几周，到了动手的时候他们突然感到紧张，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做到底。万一你刺出了第一刀，其他人突然改了主意，那该怎么办？于是最初出手的是一对兄弟。密谋杀人很困难，但是如果你能成功组织起一个小团体，那就可以安全地杀人，就像黑猩猩一样自身毫发无伤地野蛮杀死另一名个体。这就是主动攻击性在人类身上的表现。举个特别丑恶的例子：奥斯维辛杀死了数量极大的人口，而凶手却始终不必担心被杀。说到三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我们应当重新考虑我们的物种如何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因为语言变得足够有效足够复杂，允许团体成员进行密谋，从而针对阿尔法雄性类型的其他团体成员进行安全的主动杀戮，这一点导致了人类的自我驯化。

这一点又导致了一系列现象，例如我们的社会非常平等，或者说在雄性之间非常平等，在雄性与雌性之间则没那么平等。看一下小规模社会的社会关系，男性之间非常平等，没有哪个男性可以针对其他男性施展权威，尤其不能根据打架能力来施展权威，除非他们打算在几周之后遭到部落的处决。低攻击性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合作。我认为人类社会常见的合作情况都是针对反应攻击性进行淘汰选择的连带结果。合作的类型之一就是父权制合作。小规模社会都存在一系列规则、律法、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社会规范，而且全都导致了男性上位。如果女性不慎拿起了只有男性才能拿的神圣号角，或者踩上了只有男性才能走的路径，她们也会被杀。有大量证据表明，即便在规模很小的社会也存在几乎不会发生直接内斗的男性联盟。这边的小规模社会。就像Christopher Boehm一样，我认为男性整体掌权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道德情绪为什么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因为人类真的会选择向群体投资。我们的道德感一部分是为了自利，另一部分是为了群体利益。在一个规模很小且周围环境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如果你不遵从规范，不想帮助群体，只想把肉留给自己吃，而且屡教不改，其他人就会对你施加终极制裁。

我想说的是两方面。首先是人性悖论：我们怎么能同时处于攻击性量表的高低两端？答案是我们不该只想象一张量表，而是应该想象两张，在反应攻击性方面我们位于低端，在主动攻击性方面我们位于高端。我们不如狼这么糟糕——40%的成年狼都死于其他狼的主动攻击——但是我们在动物界确实位居前列。这一点让我们感到了人性善与恶的来源。其次，为什么某一种类人生物最终成为了智人，我想弗洛伊德是对的——我直到本周才知道他说过下面这番话——“人类要想结成社群来生活，除非一群人联合起来，使其力量超过任何个人，并且始终针对任何个人保持联合。”任何其他动物都不会这么做，必须具有高度复杂的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想，等到复杂语言的神秘起源得到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也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相对而言如此和平，为什么我们也有驯化综合症。我今天晚上高度关注人类与驯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很引人入胜的话题，而且当前正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好时机，因为基因革命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让我们理解现代人类与我们自己的祖先相比，以及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相比发生了哪些改变，与其他被驯化动物相比人类基因改变的外在表现又有哪些异同之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初步证据。不过尽管我们或许会自满于人类的反应攻击性较低的事实，但是我依然要悲哀地强调两者的混合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世世代代的先祖都具有极强的主动攻击性，这一倾向时至今日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好消息在于，个体只要意识到自己也会受害，就不会沉湎于主动攻击性，这一点对于反应攻击性并不成立。那么这一点对于国际政治有何影响？恐怕还有待观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很有必要对照这两个理念，一方面我们是欢乐、宽容、合作、平和的物种；另一方面我们有能力制造危险，这是我们从巨猿祖先那里继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