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郭沫若先生其实是个可怜人 -- 伯爵08

郭老有两个儿子死于文革时期，一个叫郭民英，一个叫郭世英，都是和夫人于立群所生。

郭民英是弟弟，1943年出生于重庆，却先于1967年去世；

郭世英是哥哥，1942年出生于重庆，后于1968年去世；

下面是文摘，百度郭民英，郭沫若：

【郭民英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时。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讳：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在该书第11册中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该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8个字来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还是无可避易了。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并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其内心感受极为苦痛，竟逐渐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伤神地离开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

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

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吧！

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他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得日益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

“文革”开始之后，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外事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月12日，郭民英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常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

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唯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去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据奉周恩来之命处理此事的当时海军干事徐平 [1] 回忆，郭沫若和于立群为妥善处理此事，专门为徐写了一幅字，后海军方面得出的结论是郭民英患有慢性精神病。因此，郭沫若在这次事件中得以过关——郭民英有精神病从而排除自杀的“反革命”罪。（见徐平《军旅拾零》）】

二，百度： 郭世英，郭沫若

【郭世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北京一零一中学度过的。在中学里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被誉为高干子女的表率。那时，郭世英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足球队的名将。

郭世英在101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里读下去，而于1962年转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郭世英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聪明过人，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那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刚入北大哲学系，他的父亲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常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还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老家催稿时，郭沫若先生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在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有一次他还约上几个同学到北大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的府上讨教，朱光潜先生听了他提出的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及其见解之后，还真以为他研究了三年时间的黑格尔著作。

在郭世英进入北大不久，举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哲学的热潮，还号召全国人民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解决从政治军事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在这一热潮的推动下，作为哲学系学生的郭世英自然想到要主动投入到这一热潮中去，他便组织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郭世英对小组的同学说：“工、农、商、学、兵各阶层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对此咱们哲学系的学生不能置之度外，应该打前锋，向哲学的一切禁区进军。”于是，既天真又认真的他主动提出了一些十分现实又敏感的研究问题，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没有顶峰？什么是权威以及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一系列十分敏感的问题。

由于他们的小组探知的许多都是哲学上的未知问题，他干脆将自己的学哲学小组命名为：“小组”。他们小组的成员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如星期天、寒暑假的时间在一起探讨这些未知问题。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也想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郭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1968年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落地时双手被反捆着，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死时，年仅26岁。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透过这些墨迹，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抄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郭老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其中，郭民英显然是自杀；郭世英也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被人丢下楼。两个儿子的死于非命，是郭老心中永远的痛苦，这是肯定的了。

我的疑问是：

郭老是那种很“识趣”的人啊。。不是那种讨人厌的人啊。。也不是当权派啊。。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老都是栽花，从来没有栽过刺啊，对伟大领袖从来也是恭恭敬敬的啊。。为什么会有此厄运呢？

下面摘录一些郭老解放后写的诗歌，略加评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