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革命年代的趣事（一）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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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13岁参加黄麻起义，上甘岭一役名声大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当过一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还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基伟回忆录》内容比较生动，可读性比较强，里边记录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趣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布了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时生效的停战令。为了执行停战令，双方及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是郑介民，居于中立地位、担负军调处角色的美方代表是罗伯森。

军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秦基伟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被委任为军调处第十二小组（即石家庄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军区副政委黄镇被委任为第十小组（即新乡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二人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基本上轮廓了太行军区管辖的区域。出发之前，邓小平特意把秦基伟叫过去指点一番，要他多几个心眼，凡事不要急，不要轻易表态，少说话，多调查，做到“内圆外方”，也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轻易翻桌子。

2月8日，秦基伟与本小组成员陶希晋（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张蕴钰（时任太行一分区参谋长，建国后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马芳庭（建国后曾任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以及冀南、冀中、晋察冀等地的代表乘车前往石家庄。土包子进城，开始了他们的谈判之旅，某种程度上，也是神奇之旅、搞笑之旅。

一、坐木炭汽车

秦基伟他们乘坐的小汽车是缴获日军的，烧木炭。鬼子穷啊。没有好车，只好凑合用了。他们开着这辆破车，车上还插着八路军的小红旗，一路上喇叭呜呜叫，汽车摇摇晃晃但也精神抖擞，只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点木炭。

他们风尘仆仆赶到石家庄，好多吃瓜群众过来围观。为什么呢？关键是他们的车上挂了八路军的旗，还有他们臂上的“八路”臂章。那是有号召力的。八路军成立后一直在华北作战，城里的很多老百姓还没亲眼见过八路军长什么样。他们住在石门旅馆，白天晚上都有人探头探脑，尤其对那辆破车特别感兴趣。甚至还有人说：“八路军就是神，国民党的汽车没汽油一步也不能动，八路军的汽车烧木炭也照样跑得呜呜叫。”他们听了，觉得十分好笑，但也不解释。

二、打不开卫生间暗锁

谈判的事不具体说了，总之是有理有节，坚决斗争，没有吃亏，还占了一定便宜。当时中原局分管谈判工作的是中原局党委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他在邯郸用电台遥控指挥。

谈判进行了一阵子，北平军调部召集各地小组负责人到北平开会，汇报情况。到了北平，秦基伟他们首先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汇报。在场的有罗瑞卿、耿飚等人，还有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黄镇也来了。

老战友新同事欢聚一堂，工作谈得热闹，也玩得痛快。但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许多洋相来。当时，大家的住处安排有一个讲究，愿吃西餐的住北京饭店，陈赓就在北京饭店住。愿吃中餐的住翠明庄，秦基伟和黄镇等人便住翠明庄。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闹过一个笑话。会议中间，秦基伟与马芳庭去卫生间。他出来后，马芳庭顺手一带把门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马芳庭急得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乱喊“老秦、老秦”。

秦基伟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开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从来没见过嘛。

马芳庭出来的时候还没解决“问题”，想回去接着“办事”，又怕关在里边，就拉倒了。出了卫生间，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协和医院的门一样，他俩在卫生间里苦斗了半天，搞得晕头撞向，在里面转了两圈，幸亏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指路，才回到会议室。

三、肢体语言被认为是耍流氓

还有一次，秦基伟与黄镇一起逛街，也闹出个笑话来。那时两人都是三十岁出头，身强力壮，穿着到北平后发的配有少将军衔的军服，从翠明庄走到前门。

到了前门，遇到一个烤红薯的。黄镇是安徽人，喜欢吃甜食，跟秦基伟商量想买2个烤红薯。秦基伟考虑的比较多，认为两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穿着呢制军服，又佩着少将军衔，在街上吃红薯有失身份，便提议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

附近有家山东人开的饭馆，二人便走了进去。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迎了上来，问两位长官吃点什么。秦基伟问，有没有红薯。说了几遍，姑娘也没听懂。湖北人和山东人说话，鸡同鸭讲。再者，山东人不是把红薯叫地瓜嘛。

秦基伟急了，开始使用肢体语言，比划多长、多大，是个红皮皮。比划半天，姑娘脸红了。看到黄镇在旁边也笑得很古怪，秦基伟这才恍然大悟，姑娘为什么脸红了。他急中生智，拔腿就跑到街口，找了半天，找到原先看到的烤红薯摊，买了几根红薯跑回饭馆里。

姑娘看了，这才知道秦基伟不是存心调戏她，笑得直不起腰来，说：“这不是白薯吗？俺们老家叫地瓜，你咋老说是烘须呢？”

四、买错军衔领章

秦基伟他们在北平没住几天，汇报完毕，就纷纷返回了。没想到回去之后，家里也闹了一些笑话。他临走时，指定陶希晋临时负责石家庄谈判小组的工作，代理他参加谈判。谈判是讲究规格的，陶希晋不知道军调部给自己授的是什么衔，估摸是少将，便在谈判中自称八路军少将。等秦基伟从北平回来宣布执行小组成员的衔阶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上校。

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也觉得有点麻烦，因为要考虑谈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共产党代表瞎吹牛的把柄。既然自称少将，那就是少将吧。本来临时军衔就是为了谈判方便，无所谓。

秦基伟的呢制军服是发的，军衔领章也是发的。但陶希晋没有。怎么办呢？开始二人轮流穿，谁出台（回忆录中用的“出台”，老将军哪里知道这个词以后有特殊含义呢）谁穿制式军服。后来，小组成员张蕴钰出主意说：“何必这样换来倒去，两人都出台怎么办？街上有卖的，买一副领章不就行了吗？”张蕴钰自告奋勇去买了一副领章，这一买，又买个洋相出来。

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知识略知一二。国民党军衔标志在领章上，将军领章的金板豆上没杠。校官的中间有两道杠，尉官的一道杠，区别很清楚，一般不容易认错。但也有例外，比如骑兵校官的领章没有杠。当然，这跟将军领章是有区别的。将军的豆是梅花型，骑兵校官的则是一般的星豆。

张蕴钰买了副骑兵少校的领章回来。陶希晋一直做地方党政工作，没当过一天兵，当然更搞不清楚军衔这些东东。第二天，陶希晋佩上领章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十分狼狈，回来冲着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

五、开枪吓唬骡子

在太行山期间，秦基伟曾经挨过刘伯承两次批评，一次是因为他吸白面（作战期间没时间睡觉，为了提神），另一次是因为他开枪吓唬骡子。

有一次，行军途中要过一座桥。秦基伟骑的骡子，看起来雄壮伟岸，平时也是耀武扬威，但那天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战马都是千挑百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怯懦，搞得他实在生气。

秦基伟让马夫在前面牵着，自己掏出了手枪。“叭！”朝天放一枪，骡子吓了一跳，赶紧往前窜一步。“叭！”他又放一枪，骡子又往前跳一跳。

那时候秦基伟三十刚出头，虽然领导上万人马，但有时难免搞点恶作剧。他就这么一枪枪地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

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刘伯承耳朵里。他把秦基伟叫了过去，严肃地批评他：“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呵？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子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秦基伟当时只觉得挺好玩，哪里想那么多！赶紧承认错误，保证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