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3)（上） -- 狂草舞茅

清朝建国之初，对江南士绅既残酷打压，又大力拉拢，甚至曾和江南士绅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残酷的一面，是指在扬州、江阴、嘉定等地实行屠城，就是士绅地主也不能幸免。其余省份屠杀也非常残酷。清初天下大乱，无论是八旗兵，明朝降军，南明军队，士绅地主组织的义军，还是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后勤系统。所以纪律都极坏，所过之处，如蝗灾一般，烧杀抢掠，寸草不生。士绅也大量殒命。例如，根据《嘉定屠城记略》载：“十九日……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缙绅则有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圆、李廉、张锡眉，贡士则王云程、青衿则黄渊耀等七十八人”。这个比例显然是不低的。

残酷之中又充满荒诞，例如，嘉定抗清运动是因为剃发引起的。而屠杀的罪魁祸首李成栋是李闯部将，他率部先降明、后降清，后又反清归明，走向了反剃发。最终反剃发的将领却大肆屠杀了反剃发的百姓。

再以扬州为例。南明总兵官高杰是李闯部将，李自成的妻子邢氏掌管钱粮。高杰和邢氏勾搭成奸，连人带钱带部队一起拐跑了。给李自成戴那么大一顶绿帽子，顺理成章成了明朝的总兵官。史可法对高杰寄予厚望，希望高杰打击清军，北进恢复中原。高杰却知道河南早已赤地千里，不见人烟，于是 “统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东省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人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污淫则辱及幼女”。城中官僚士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清算高杰（守业派），一派主张允许入扬州守城（和谈派）。守业派突袭高杰部，把全部俘虏钉在了城头，高杰则抓住城内百姓就杀掉，城外百姓割耳朵。守业派反击，把和谈派为首的扬州绅士郑元勋当众杀死。史可法好说歹说，把高杰北调，最后又调往河南。明总兵许定国降清，在睢州置酒招妓诱骗并杀死高杰，高杰部众报复，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杀掠无虚日”，“睢旁近二百里殆尽”。这就是史书”睢州之屠”。史可法赶紧前往河南处理此事，立高杰子高元照为兴平伯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中军，高杰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史可法把高杰部主力调回防守扬州，仍听邢夫人统辖。李成栋部则驻守徐州。最终，李成栋降清，攻打扬州。进攻方和防守方都有高杰的部众。红衣大炮的指挥官则有祖世祥，前明军大凌河守备，还有祖应元，前明军锦州炮兵军官。不知和祖大寿是啥关系。 邢夫人、高元照、李本深、胡茂祯都第一时间投降了。然后就是扬州十日。这些汉奸军比满族人、蒙古人更狠，据说前者5天即封刀，而后者又杀了几天。李成栋“成就”最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他都是主力，后来还生擒了福州隆武帝。但这不妨碍这位先生后来投靠肇庆永历帝，唱着满江红反攻南昌，兵败淹死。

说完了残酷的一面，说招抚的一面。清军“收服河南进拔扬州渡江下江宁，擒福王朱由松，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这招抚的规模，仅次于日军对汉奸及伪军的招抚。可见，清朝是以屠杀为恐吓，以招抚为主要手段，迅速控制江南的。

既然对文武官员采用招抚策略，对士绅呢？自然是科举。就在“扬州十日”的当年，即1645年，顺治帝在已占领的区域，含江南省（包括安徽和江苏）在内，举行乡试，次年殿试。殿试题目为：

“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

　　顺治四年（1647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制策中有这样的句子：

“近闻见任官员及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往往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以致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欤？”

对于重夷夏之大防，幻想恢复明朝美好时光的江南士绅而言，这种题目是充满侮辱性的。

对此，江南士绅的反应大概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反抗到底，比如夏完淳、张煌言，这种属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一种是自杀殉国，如刘宗周。一种是躲避起来做遗民。一种是谋求清朝的功名。

还有两种比较复杂的。第一种是先降清再后悔的，如钱谦益，就是自杀嫌水太凉那个。史书上写他后来又积极投身反清事业，还被抓进去过。还曾50两银子赎出被关押的张煌言妻儿。但我虽然觉得他不大可能是个清朝的卧底，但肯定也不能说是坚决反清的。明郑反攻南京，遗老们纷纷出来活动，被清朝大肆报复。他却一点事儿没有。还有《桃花扇》里那个侯朝宗。他虽然籍贯不在江南，却是一直在江南混的。他参加了清朝的科举，却仅中了个副榜。自己一直羞愧失节参加了清朝科举，37岁就去世了，他的书斋叫《壮悔堂》。

第二种属于对策组合：自己年老了，就不停地抒发亡国之悲，继续做明朝遗民，誓不食清粟。自己的子侄么，那么富于春秋，那么勤奋好学，怎么能耽误了？典型的例子是顾炎武。他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号称“昆山三徐”，中了一个状元，两个探花，都当了大官。

说实话，清初对江南文人的拉拢力度真不小。顺治、康熙两朝，汉人总共有29个状元，江南、浙江就占了27个。其中今天的江苏省区域占了22个，其中苏州府和常州府就17人。

清朝一共进行科考112科，取状元114名，其中顺治年间两次考试满蒙/汉人各取满榜汉榜各一人。另外1865年同治四年正蓝旗蒙古人崇绮参加汉榜考试，真材实料地获得状元，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汉族状元其实是111人。其中江苏省49人，浙江省20人。虽然江浙文风鼎盛，擅长科举，但象清初长期霸榜的局面，后来基本不再出现了。

清初的统治者对江南文人的期望值很高，但用起来却很失望。因为嘴炮都很响亮，能办事的太少了。不仅不能办事还把明朝的坏习惯带到清朝的朝廷里去了。

首先是党争，有阉党、东林党之争。阉党和东林党都有投降清朝的，两派继续掐。比如陈名夏（东林党，江苏常熟人）先弹劾阉党冯铨，而后冯铨在陈名夏案中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汉官。由于这两个降臣都做到了大学士，背后都有一大批阉党、东林降臣，如此恶斗导致人心惶惶。顺治帝亲自警告冯铨，莫再兴风作浪。

有心学、理学之争。许三礼、汤斌、李光地属于心学，熊赐履、高士奇、徐乾学属于理学。熊赐履曾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康熙帝对汉臣之间互相倾轧不满，说：“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有理学内部大乱斗。徐乾学暗中唆使熊赐履弹劾高士奇。熊赐履称高士奇“招权纳贿，语而不显言。”但高士奇拿出平日与熊的往来书信，信中熊赐履称高士奇为“程朱一流人”，高士奇对皇帝说：“他与臣书说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岂有程朱会招权纳贿的？”康熙帝遂置而不问。但徐乾学又明面上和高士奇走得很近。结果导致许三礼疏劾徐乾学与高士奇“植党营私，表里为奸，招摇纳贿”，康熙帝把高士奇赶回了杭州钱塘老家。

买官卖官，干预司法，争利害民。例如，徐乾学一家被控不法事有二十多起。买官卖官，事没办成还不退钱，就有很多起。徐乾学作为刑部尚书更是贪赃枉法。“争利害民”也有很多起，其中一件事是买地一万顷。其弟徐元文因东窗事发，被吓得“惊悸呕血而死”。但在康熙的庇护之下，徐乾学只是被撤职赶回老家。而且，徐乾学以前当过《明史》总裁官，康熙允许他带着书局回去修史书去了。康熙帝的一念之仁，可把《明史》坑害苦了。

我们知道，明代私人修史书的风气甚为流行。比如谈迁修《国榷》。原来啥也不懂，只觉得谈迁很高尚，很伟大。后来就很疑惑：他这么高尚有啥子目的？现在当然明白了，这和马云收购媒体一个道理。这是话语权之争啊，嘴炮中间的大口径重炮啊！看看谈迁自己怎么说的：“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那就是说，这十五个皇帝任内发生的是，我说它是，它就是，我说它非，它就非，十五朝的官方记录都不如我准。我比朱棣还知道朱棣娘是谁。谈迁考证出明成祖朱棣是䂵妃亲生。但是呢，明成祖《奉天靖难檄》第一句“我太祖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这可是战争刚开始，向全国公布的檄文啊，朱允炆从未反驳过，成百上千的皇亲国戚也没质疑过。如果是假的，朱棣有必要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时候，向全国撒一个极容易被戳穿的弥天大谎么？你谈迁几百年后咋考证出人家的娘不是娘？

徐乾学在当《明史》总裁官的时候，就拼命地把江南士绅往编辑小组里面塞。回家办书局，修《明史》和《大清一统志》，自然更方便了。胡渭、顾祖禹、万斯同、阎若璩、黄仪、朱彝尊、姜宸英、黄虞稷、顾湄都是他的朋友。万斯同对明史贡献最大，但他是个瞎子。“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 呵呵，“信口衍说”，非常贴切。只是，朱棣作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毛泽东的运动战大师，和李世民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你把他的每次歼灭战归结为一场大风，太草率了吧？

王鸿绪是比徐乾学更晚的《明史》总裁官。他是华亭人，明代徐阶的老乡。他的罪名与徐乾学一样， “表里为奸，植党营私，招权纳贿，蒙蔽视听，扰乱朝政”。康熙也没有定他的罪，只是令其休致回籍。同徐乾学一样，他也可以带着书局一起离开京城。“信口衍说”的万斯同万老师，依然是王鸿绪最倚重的人物。

康熙41年，《明史》初稿416卷完成，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皇上能喜欢吗？

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明史稿》310卷，内阁将之交明史馆收藏。不久，王鸿绪将《明史稿》刻为己作，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不具万斯同之名。

雍正是个干事的实在人，不太懂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他那本《大义觉迷录》简直就是败笔中的极品。他用的人都是李卫、田文镜那样的人物，年羹尧有文化，但被他搞去带兵了。这些人搞漕政、盐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可以，但和文化人搞不来。雍正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这个朱批是写给田文镜的。但是呢，田文镜玩不过文化人。因为“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快被河南士绅搞死了，“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基本没推行下去，这是雍正少有的挫败之一。

康熙和乾隆都比雍正会搞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张廷玉在乾隆四年修好了《明史》，前后历经95年。这是一本双重毒素的书。乾隆是什么样的人？意识形态绝不手软。该上大刀，就上大刀，该撒谎涂抹，就涂抹。他连他爹的《大义觉迷录》都禁，还有什么文字不能涂改？首先，这本书清除了不利于满清的内容，其次，这本书通篇浸泡着江南士绅的史观，有关华夏儿女的英雄豪迈事迹，那是千方百计要涂抹掉的，那些贪赃害民的江南官僚，一个个成了公忠体国的大忠臣。

那么，对于通过科举进入满清朝廷的江南士绅，满清对其评价如何呢？

先看正史《清史稿》：

“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翻译过来就是，这些人都是因为文学、学问成为皇帝近臣的。但是，这些人却凭借权势，群而结党，互相援引，纳贿营私，导致被多次弹劾。不过，他们的结局都还算幸运，因为，他们有康熙皇帝的维护保全。

对于他们编的《明史》，许三礼弹劾奏折中有句话说的好“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

江南士绅出身的文臣，有几个特点：（1）对敌极少有战功，对百姓极少有政绩，对皇帝极少有直谏；（2）喜欢在中央混，尤其沾着军机处或内阁的。例如，内阁中书在清代是个名称很大但实则无甚权力的小官，却有无数江南才子们前仆后继地在那里苦熬。大名鼎鼎的魏源就是其中一个，混到年过半百才无奈回家。袁世凯家里捐了同样的职位，人家看都不看就去朝鲜从军去了（3） “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梁启超语）；（4）嘴炮无敌，且分工明确，极能造舆论，颠倒黑白；（5）贪污一条龙，擅长利用规则。我下文会讲江南士绅讼棍如何利用“京控“，成立连锁”律所“，从地方官的漕粮浮收虎口夺食的。（6）特别嚣张。啥叫嚣张？看看张网红就知道啥叫嚣张。

所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皇帝对江南士绅出身的朝臣，各有各的处理方式。

康熙知道这些江南汉臣从明朝带来的毛病多，期望值低，为巩固新帝国，对他们尽量宽柔，前提是别和满洲亲贵搅合一起搞朋党。搞了，也不杀头，仅仅是赶回家去。康熙对满洲人的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可是严厉极了，哪次不杀得人头滚滚？康熙帝是害怕党争造成满洲蒙古的分裂，但对于汉臣之间的矛盾，却从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权贵谈话总称南方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哪有一个好人！”

雍正人实在，和大部分江南知识分子搞不来，用李卫、田文镜这种汉人捐班管理两江，要么用满族人中的实在人。清朝对明朝的重大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雍正时期完成的，包括漕政和盐政。

乾隆则是一边搞文字狱，大刀对嘴炮，一边用江南文臣做弄臣。他六次下江南，按说应该象隋炀帝喜欢扬州那样留恋江南，实际上并没有。我看他去江南次数越多，对情况越了解，就越不信任江南士绅。实际上，乾隆本人在满汉融合政策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倒退。这在几十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后果之一是太平天国政权能在号称经济最富裕、文化最先进两江生存许多年。

累了，歇一歇。算是（3）写了一半。

以上是讲朝廷，那么下半篇咱们聊聊地方。

讲讲嘉庆、道光清朝政权走向衰落的时代。

讲讲雍正建立的制度，江南何以成为最大受益人，以及怎么走向衰败的，直至道光大萧条。

讲讲江南士绅怎么把漕、盐、刑名玩出花的。

再讲湖南人怎么影响晚清的：第一波湖南大米，第二波湖南能臣改革江南盐务和漕政，第三波湘军。

当然有第四波，就是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但和清朝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