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放军舰队东征，果粉意识形态西窜--聊聊所谓的共产党人心学 -- 狂草舞茅

本文是把两篇答复合二为一，单独发出来。

-------------------------第一篇--------------------------------

王阳明心学，其核心理念是“致良知”和“为善去恶”，方法是“知行合一”。

听起来不错，但心学流行造成弊端丛生。

首先弊端来自于心学的逻辑悖论。

王阳明说我们和圣人都有良知，但是被私欲遮蔽了。嗯，这个没法做实验证伪，姑且认为是对的。但和“为善去恶”结合一起，悖论和弊端就出现了。

王阳明说“致良知，需要为善去恶”。但如何判断具体一件事是善还是恶？王阳明说“用你的良知判断，你的良知自然知道”。

但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我们的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了。用沾染私欲且充满个人主观色彩的“良知”去指导“为善去恶”，那不就是私欲大行于道么？通过对明末历史观察，实际结果也是这样。

其次，更大的弊端在于“知行合一”。如果你是圣人，知行合一，自然是把圣人之“知”变成圣人之“行”。如果你的层次离圣人太远呢？反而变成“我学了那么多，做不到也没用”，那还不如“少学点，这样也能做到，以保证知行合一”。于是自己就会放弃思考学习，放弃对“知”的探索和努力，进而降低“行”的标准，最后变得懒惰且自信还洋洋得意。但对于别人，就当别人是圣人，拿圣人的道德去绑架别人。明末历史说明这个弊端也不是空穴来风。尤其那个泰州学派，集合了一堆粗陋不堪的不入流知识分子，除了一堆杂七杂八的说教，学术上可谓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就。

总之，心学在明末盛行，导致了：

1.唯道德至上论盛行，道德绑架，大帽子横飞；

2. 功利主义、反智主义盛行；

3. 不愿意深入思考，学术粗陋，缺乏理性，缺乏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细致分析。

上述都是导致明末党争，士大夫纵欲废行，道德沦丧的原因之一。难以想象经年累月嫖宿妓院还“知行合一”写黄色小说的知识分子，能抵御外侮，领导民族复兴。

可以说，心学每一条都是和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和实践论完全反着来的。坚持“心外无物”又怎么可能穿上草鞋走“群众路线”？！

曾国藩呢？他和典型的湖湘学派学者一样，在思想上继承程朱理学的“理”，道德上严格要求“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刚开始他不仅拿这条要求自己，还要求别人。但清末官场何等腐败，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愤青兼傻逼。结果他先在北京官场遭到集体排斥，混不下去。然后在长沙官场反复受挫，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跑去衡阳练兵。之后在江西官场被视为怪物，水火不容。他任命的厘局收税士绅被江西官员绑架暗杀还不敢追究。和他关系好的江西士绅办团练和太平军作战积极，江西官场不给经费，不保奏，不救援，甚至关进大牢，严刑伺候。

挫折多了，曾国藩不得不在表面上和腐败的官场“同光和尘”，不再拿圣人道德要求别人，只是自己严格修身而已。

但他一直勤奋俭朴。他挑选有操守能治民的理学士绅们一起组建湘军军官团和幕府，这些人和他一起穿粗衣，食粗粝，和士兵一起凌晨出操，风雨无阻，一起站墙子，军营风气直率单纯，生活朴素，军官团望之如老农。

方法论方面，曾国藩则不仅远胜心学几十条街，还超出了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把湖湘学派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具体而言，曾国藩在北京的翰林院系统学习了清朝盛行的考据之学。考据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始版儒家经典教义。它要求先怀疑书籍，提出假设，后层层结合证据抽丝剥茧，如果假设被支持，就接受，如果被证伪，则否定，如果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就继续存疑。这有点类似科学实验的逻辑思维。

通俗的说，心学就是一帮浅陋粗鄙之徒不仅不谦虚学习，还随心所欲指导实践。格物致知往往是套用貌似合理的理论解释现象却不加以检验。曾国藩在方法论方面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逻辑。

当然，曾国藩是湘军统帅，无机会考证古书。但他用此实证方法检验作战方式的有效性。无论对古代兵书（包括所谓的戚继光兵法）和军事装备都用近似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检验，形成了湘军兵制。尤其水师，一船一炮皆亲力亲为。然后标准化流程化，严格推行。

总之在方法论方面，曾国藩超出当时知识分子一个维度。

毛主席则更提升一个档次，吸收了中西方哲学的精华。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归根到底可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这四个字，不仅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招牌，也是岳麓书院的牌匾。

毛主席对其哲学思想的实践，不仅对中国社会完成了彻底改造，还实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的复兴，彻底扭转了民国在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买办黑社会分子治下腐败堕落，道德沦丧的局面。

------------------------------第二篇---------------------------------------

毛泽东在长沙，杨昌济对他影响非常大。杨昌济让他通读曾胡著作读。

当然，杨昌济是谭嗣同学生，也传授给了毛泽东《仁学》。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得到杨昌济极力褒奖。谭嗣同的唯心主义得到毛主席升级改造，变成了“人定胜天”思想的来源。

毛泽东那时候受梁启超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影响颇深。但是湖南学界鄙视康有为和梁启超。国文老师挖苦毛泽东，说你学梁启超文风，写的是啥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玩意。然后毛主席痛改前非，学曾国藩等湖南学者推崇的韩愈文风，写的文章雄浑厚重，极具说服力。后来毛主席深入农村，写白话文，而且写的彻底口语化，农民都能懂。写古文，就写真古文，其中包括祭皇帝文。无论白话文和古文，韩愈雄风不减。毛主席终身不接受胡适的现代诗。

至于王阳明心学，民国流行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时候推崇阳明学。明治维新源于西南藩镇造反，意识形态自然也标新立异。阳明学在中国已失宠了，但在日本有时间差，正在流行。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都跟着日本风气走。自然把阳明学抬得很高。

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改称做孔教。只有成了宗教，才能有教主，他康有为才能续先圣也做教主。

按照康有为的排序，王阳明心学属于继承孟子一系的。排到清朝自然首推他康大教主。如此教主才能娇妻美妾，到外国投资，据说还找德国医生接种大猩猩睾丸。

但湖南人谭嗣同不认为王阳明传承孟子，而是认为王阳明思想与庄子和佛家有想通之处。幸亏戊戌变法没成功，否则谭嗣同在康有为眼中也迟早变异端。

孙中山则改进了王阳明的“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升级为“知难行易”。结果就是发明了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大杀器，孙氏嘴炮，人称“孙大炮”。

孙大炮嘴炮无敌，认为自己是大总统，就开动嘴炮，自封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为了短期封闭此嘴炮，给了孙中山百万银元经费去筹办铁路。孙大炮果然嘴炮无敌，自己一寸铁路也没修，但他规划的铁路规模如此宏伟，以至于我鳖作为基建狂魔至今也没完成。

蒋介石也跟着孙中山推崇王阳明，每个部下都赠送一本。蒋介石左手学理学大师曾国藩，右手学心学大师王阳明。

心学大师最重“知行合一”。蒋总统中正自然也要知行合一。他跟着孙逸仙“知”道了幼女很好玩，就立刻“行”动，不择手段得到了中学女生陈洁如。跟着沪军陈氏杨梅大都督“知”道了上海每一处长三堂子，就立即“行”动狂嫖滥交，直至性病缠身，除了原配毛福梅生了蒋经国，其他各房女人再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

但以上绝不妨碍蒋公学习曾国藩。学曾国藩就是学记日记。每次去逛长三堂子，蒋公都要在日记中痛斥自己是禽兽。然后再去，再痛斥自己禽兽不如。如此日记，汇集成上百巨册，存在美国胡佛图书馆，里面生动地记载着，全世界只有他蒋介石一个好人，其余全是卑鄙无耻的背叛者。

当时天下对心学看的最透彻的，是学贯中西的严复。严复是清朝末年的学部侍郎，也就是教育部副部长。他是袁世凯提拔的。当时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朝廷打击袁党，唯有严复上书自白：我是袁世凯推荐的，我的确是袁党。

严复说：“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

翻译就是理学太复杂难学了，心学简单粗浅，加上日本维新派有几个人推崇阳明学，大家就开始推崇心学了。

他还说,“夫陆（九渊）王（阳明）之学,质而言之,则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返。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翻译过来就是，心学之徒，自己觉得很牛逼，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还不尊重客观规律。说的好听叫“知行合一”，真正试行却变成“强物就我”--我说啥就是啥。这种简单粗陋又妄自尊大的思维，先危害学术，后危害国家。

至于今天，我党某些人号召共产党员学习心学。自然幕后有果粉作祟。犹如当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腐烂政治南伐。今天是解放军舰队东征台湾，而果粉意识形态西窜大陆。共产党人抛弃毛泽东思想，捡起垃圾心学，这不是果粉的胜利，什么是果粉的胜利？

我们生活在海量知识的信息时代，难道比不上区区一个袁世凯党羽？共产党要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心学顾名思义，是唯心主义思想。共产党人的心学，和穆斯林的佛学理念，不是一听就很荒谬的东西吗？

即便真的不懂所谓“共产党人的心学”是果粉夹带的玩意，那就去网上搜几篇文章嘛。费不了几分钱电费的。

现在解放军的舰队能粉碎台独的罪恶企图，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我看我们的不少干部不学无术，一溃千里了。换言之，解放军舰队东征，却挡不住果粉意识形态西窜。这就是当今可悲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