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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一蹶不振

1983年，一场旨在“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的政治运动发起。大陆科普界本来就看不惯科幻小说的一些人，借助于这一政治运动的威力把科幻小说列为清除对象。本来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升格为姓“社”还是姓“资”，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

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譬如，对 《星球大战》的批判今天读起来充满了时代色彩：“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此后，科幻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大陆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科幻期刊从20余家锐减至只剩1家；四川的《科学文艺》成为硕果仅存的杂志（后来的科幻世界）。杂志失去了政府支持只能自负盈亏，又流失了大量的作者和读者，只得惨淡经营。最困难之际，《科学文艺》每期仅700多份发行量。

覆巢之下，科幻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基本消失殆尽；出版社已印出尚未发行的科幻小说，则一律拉回印刷厂化为纸浆。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郑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郑文光54岁。

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此后，大陆科幻界进入了10余年的冰冻期。9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初的“举国繁荣”。

那时，几乎所有的科幻杂志都被停刊，《科幻世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

当时的编辑部只剩下7个人，其中4位是编辑。在这一年底，为了给这仅有的几位员工发年终奖，他们迫不得已动手编了一份“低俗小报”，悄悄跑到西安的街上卖掉，换来5000元钱度过了难关。多年后，当时的编辑谭楷回忆起这份“低俗小报”时说：“头版叫《澡盆里的女尸》，看起来很吓人，配画里一条腿伸出来。”

当时办公条件艰苦，人手最紧张时，社长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会脱下高跟鞋，亲自蹬三轮车，搬书运书。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往事：社长杨潇等人为了节省经费，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横跨欧亚大陆，肿着双腿出现在荷兰，为中国争取到了举办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的机会。

作家韩松曾参加此次年会，他看着工资都快发不出来的《科幻世界》的编辑，大声谈论着下一个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韩松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保护区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供我们近距离接触。大熊猫长得白白胖胖，科幻作家却大都很瘦，有的面色蜡黄，像大病初愈。”

然而，当时的中国仍有人默默地热爱着科幻。现任《科幻世界》副总编的姚海军，1988年，他在伊春林场当工人的时候，业余时间创办了属于科幻爱好者的《星云》杂志。他在干了一天的体力活后，回到家不顾劳累，编《星云》，印《星云》，寄《星云》。

1989年，在太行山的冬夜中，刘慈欣用DOS系统的WORDSTAR，敲出自己第一本长篇科幻作品《超新星纪元》。这部作品在整整十四年里，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敢出版，直到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