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35-Daryl Davis：黑人怎样与三K党谈笑风生？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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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简要介绍一下我的个人背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来自哪里，过去我做了什么，我怎样以及为什么养成了目前的观点。我今年六十岁，我的父母是美国驻外事务处（United States Foreign Service）的雇员。我从小就是美国大使馆的员工家属，走遍了世界各地。我父母受命在一个国家工作两年，然后回到美国待几个月或者一年，然后再被安排到其他国家。这段经历过后我在洛克菲尔上了中学。我出生在芝加哥，但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位于华盛顿，我们家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了哈佛大学，拿到了音乐与爵士乐表演学位。自从1980年毕业以来我就一直是个音乐家。将我小时候跟随父母的旅行经历与我成年之后作为音乐家的巡演经历加在一起，我总共去过六大洲的五十六个国家，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族裔与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我的观点与我今天的为人……

我小时候在国外生活，那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全都来自世界各地——尼日利亚、意大利、日本、法国、俄国、德国、澳大利亚——凡是在当前这个国家设立使馆的国家，所有的员工子女都要上同一所学校。你要是打开教室门往里看看，难免会说：“这里看着就像小孩们组成的联合国啊。”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术语——当时这个术语还不存在——就是多元文化。在我父亲的分派工作结束之后，我回到美国上学，要么上的是全黑人学校，要么是黑白混合学校，取决于学校所在州究竟是依然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还是刚刚实现种族融合。当时这些学校的文化多样性和今天没法比。今天你随便走进哪一所蒙哥马利的中小学，都会看到我小时候习以为常的景象。我小时候经历的场景还要再过十二年才会来到美国，换句话说我在海外度过童年的时候其实是生活在十二年之后的未来美国。当这一切最终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对我来说这都不新鲜了。不幸的是，很多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大环境的变迁，于是沟通崩溃就开始了。

在我小时候，学校有一门课程名叫POTC——“二十世纪的问题”。具体介绍这门课之前，我先讲一下我在十岁这一年的其他经历。之前我们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区的贝尔蒙特住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我是全学校唯二的黑人小孩之一。当时我念四年级，时间是1968年，当时我十岁。班上所有其他同学都挺喜欢我，唯独照片前排这个穿蓝裙子的小姑娘总是叫我“倪哥”——如今想来应该是她家大人教给她的。至于穿白裙的这个小姑娘是我当时的女朋友。人的境遇总是无法预料。我们两个曾经是科学课上的搭档，在课堂上所有人都分到了一只鳌虾，作业就是要将鳌虾养大。当我再次跟着父母出国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鳌虾送给了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有一位认识她的人也在华盛顿工作，我这才知道她最终因为服药过量去世了。你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人生会怎样改变，或者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别人的人生轨迹。

和我一起站在照片最后一排的都是我的朋友，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童子军。他们邀请我也参加童子军。听着挺好玩的，可以学习打绳结，也可以去野营，于是我就去了。然后童子军组织举行了一场游行——女童子军，男童子军，布朗尼少女军，4H俱乐部，各种组织都参与了进来。游行起点是莱克星顿，终点是康科德，为的是纪念保罗.瑞维尔的报警骑行。莱克星顿距离贝尔蒙特不远。我的童军女领队安排我高举美国国旗，我和其他童子军一起前进，我是整个游行队伍里唯一的黑人。街道已经封锁了，人行道两边都是白人。大多数人都在向我们欢呼，挥舞国旗，高喊“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我就着这样一路前进，突然有好些瓶子、汽水罐、石头还有街上的垃圾冲着我砸了过来。有一小群白人观众躲在我右手边人行道上的人群里，大概有四五个人。我记得他们当中有孩子也有成年人，孩子的年龄比当时的我大一点也有限，扔东西的都是成年人。我以为这是父母带着孩子出来玩。我当时很天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因此我的第一反应是：“哦，这些人不喜欢童子军。”我还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唯一一个挨砸的童子军。然后我的女领队、童军队长以及其他领队全都跑过来用身体挡住我，护送我脱离了危险。一路上我反复问道：“他们砸我干什么？”领队老师只是说：“别说话别说话，赶紧走赶紧走。”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都曾经是十岁小孩。当你十岁的时候如果有问题那就一定要得到答案。如果大人不告诉你，你就会为了安抚好奇心而自己编造答案。所以我想“他们大概想要试试我的胆量，因为我是新来的。”我想出了一大堆答案，唯独没有想到正确答案。

我回家之后，我父母给我头上涂了红药水，贴了创可贴，然后问我：“你怎么摔成这样？”我说：“我没摔倒啊。”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们。平生第一次，我父母让我坐下来，向我解释了种族主义是什么。直到十岁这一年我还从没听说过种族主义这个词。我走遍了全世界，从来没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与外国小孩之间或许语言不通，但是我们依然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过生日。我没有哥哥姐姐，不能参考他们的经历。我是独生子，只有父母能告诉我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相信他们，也信任他们，他们从来不对我撒谎。我有问题，他们给我提供答案或者解决方案，或者能让我自己找到答案的工具。但是当他们告诉我为什么我会遭到针对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他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认为我父母对我撒了谎，因为我十岁的大脑完全无法理解，居然会有这么一种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完全不了解我，却仅仅因为我的肤色就一门心思想让我受苦——扯淡吗这不是？所以我不相信我父母的说法。

大约一个半月之后，还是在1968年，到了4月4日这一天，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临近的波士顿，在华盛顿，在我的家乡芝加哥，纽约，费城，底特律，纳什维尔，洛杉矶——美国的所有主要城市全都燃起了熊熊烈火，陷入了暴力与暴乱，一切全都是因为种族问题。当时我依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把种族当成问题，但是我理解了我父母没有撒谎。确实有人认为种族是个问题，而且两边都有这种人。所以我在心里存下了一则疑问：你又不认识我，凭什么恨我？接下来五十年我一直在回答这个疑问。

1974年，我读十年级，地点是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市的乌顿中学。我们有一节课叫做POTC——“二十世纪的问题”。这是高年级学生的课程，但是我混了进去。这是一门很有趣的课程，学校请来了很多有趣的演讲嘉宾。1974年那一天，学校请来了美国纳粹党的领导人——今天的学校肯定不能再这么做了，但是当时是1974年，很多事情都不一样。这个人名叫马蒂斯.科欧（Matthias Koehl）。美国纳粹党就在咱们这里创建，弗吉尼亚的艾灵顿市，在威尔逊大道附近，创始人名叫乔治.林肯.洛克维尔，极力主张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他成立了美国纳粹党，党员与支部遍布全国各地，而且他尤其喜欢与马丁.路德.金唱对台戏。洛克维尔最终死在某个手下的手里，他刚刚走出威尔逊大道上的一家洗衣店就被一位约翰.帕特勒杀死在了人行道上。马蒂斯.科欧当时是党内二把手，刺杀之后就取代洛克维尔成为了一把手。1974年这一天，马蒂斯.科欧和他的二把手来到我们学校，他们站在教室前方，面对几千个学生主张白人至上主义。当时我十五岁，教室里除了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黑人——当然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总数还要更多一些——科欧指了指他，又指了指我，说道：“我们要把你送回非洲去。”然后他伸手指了一圈，“至于你们这些犹太人都要回以色列。”我从没听过这种话，以至于我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害怕而是吃惊：“这人哪儿来的？他什么毛病？”

不过我什么都没对他说。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辈，尊重权威，无论是老师、警察、邮递员还是邻居，只要年级比你大就是你的长辈，就要把对方当成权威来尊重。你是否同意他们无关紧要，总之你不能顶嘴。我不相信他的话，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并不想当场抨击他。我们班里的其他人问道：“他们要是不走怎么办？”科欧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要是不走，不肯自愿离开，他们就要在即将到来的种族战争中被消灭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种族战争这个词。我心想：“这人想发动内战吗？内战不是1865年就打完了吗？”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储物柜边上整理东西，马蒂斯.科欧与他的二把手马特.考尔（Matt Cole）正要离开。这一天他们俩一直待在学校里接连进行了好几场宣讲。科欧从我身边走过，走廊里没有别人，只有他们两个和我自己。我看着他们走过来，他们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冲着我嗤笑了一声，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出了学校大门。这是我首次开始严肃对待“你又不认识我，凭什么恨我”的质问。我开始研究，想找出答案。当时并没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课程，于是我买了所有相关题材的书。今天我已经攒了一个图书馆，题材包括黑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三K党，德国纳粹，美国新纳粹，反犹——你随便说个题材，我肯定买过，而且全都读过。但是没有一本书能提供我想要的答案。

这是1974年的事。接下来到了1980年，我毕业了，开始在音乐行业打拼，音乐成了我的职业，直到目前依然如此。研究种族关系则成了我的执念，直到目前依然如此。我开始寻找各种关于种族主义团体的事实，其中有些很让我惊骇。比方说某一位三K党地区领导人的正式工作职位，一旦听到肯定吓你一跳。有一次我发现了一场美国纳粹党组织的不公开集会，地点是拉法耶特公园，就在白宫对面。所谓不公开意味着事先谁都不知道，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只有他们预先通知的人们才知道。我设法提前听说了这场集会，所以想去现场看看怎么回事。这是1982年，自从我上次在教室里见到马蒂斯.科欧已经过了八年。当时宾州大道上还可以走车，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开车撞白宫大门，所以用水泥桩堵住了道路两头，只有警车能往里开。这条大道如今是步行街，不过当时还能行车。我把车停到附近街角，在拉法耶特公园等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以为自己会看到纳粹成员在这里面向白宫举行无声示威。你们都来自周边地区，因此肯定知道拉法耶特公园一周七天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少不了示威者。凡是有诉求的人——无论是堕胎、全球变暖、核战争还是环境保护——都会来到拉法耶特公园冲着白宫举起告示牌，希望白宫里面的人们能隔着窗户看到你的示威。总之纳粹示威者乘坐一辆黑色面包车来到公园，车上走下来十三到十五人。我一眼就看到了马蒂斯.科欧和他的副手马特.考尔。他们全都穿着黑西服而不是盖世太保制服，身上没有万字符与SS标志，不知道内情的话根本看不出他们是纳粹。我知道他们是纳粹，因为我知道内情，而且我认出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

他们全都面对白宫站着，其他人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公园里还有其他示威者，都忙着宣扬自己的诉求，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科欧当面对质。上一次我没有与他对质，因为他是我的长辈，而我是个孩子，我从小受的教育不让我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变了。他依然是我的长辈，但是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我二十四岁了。所以我们之间不再是十五岁与四十多岁、儿童对成年人的关系，而是成年人对成年人，我就算与他对质也不算犯忌讳。于是我走到他跟前说：“马蒂斯.科欧？”他吓了一大跳：“我认识你吗？”我说：“你在我的中学做过报告。”他问道：“哪家中学？”我答道：“洛克威尔的乌顿中学。”他恍然大悟道：“哦是啊！我想起你来了。我记得你。你有什么事？”我问道：“你还记得当时跟我说什么吗？”他点点头：“我记得。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我还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出来了。我能为你效劳吗？”我继续问道：“你告诉我，究竟是谁给的你权威叫我离开美国？”

他反问道：“你叫什么？”我说：“达瑞尔.戴维斯。”他伸出手来跟我用力握了握手，用另一只手指着我的脸说：“戴维斯先生，你要理解一件事：我的主张符合你的种族利益。你的种族——黑人种族——应当成为一个强健的种族。要想成为强健的种族，首先要成为纯粹的种族。如果一个种族与其他种族通婚杂交，那么这个种族就不可能纯粹。我的种族——雅利安种族，也就是所谓的白人种族——也应当成为强健的种族。我们如果不纯粹也不可能强健。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白人种族屠杀，因为我们与其他泥巴种族——例如你的种族——通婚杂交，我们成为了杂交种族。”——凡是非白人种族都是所谓的泥巴种族，所以他很担心看上去像他一样的人正在减少。在他看来，直到人们正确理解种族关系之前，不同种族都不该共存，而是应当分离开来，黑人都应该回非洲。我并不想揍他一顿，我只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想理解他的意识形态根源何在。于是我向他表示感谢，和他继续聊了两句就离开了。

这一年夏末，美国纳粹党又进行了一场公开集会。他们提前宣传了三个月，并且拿到了华盛顿特区政府的许可，集会的名称是“美国纳粹党纳新大会”。全国各地党支部的成员都来到了拉法耶特公园。他们全都在秘密地点集合，然后在警车护送下坐着包车巴士来到华盛顿。所有的警察——首都警察、大都会警察、公园警察——共同在公园周围组成了人墙。大巴车来了，纳粹纷纷下车。因为这次得到了保护，他们都穿着盖世太保制服，手拿万字旗，口中高呼“希特勒万岁”与“白人权力”之类的口号。公园现场至少来了一万名反对纳粹的对立示威者，来自纽约、里士满、巴尔的摩、费城以及华盛顿当地，其中不少人都拿着棒球棍、砖头与铁链子。得到警察保护的纳粹躲在人墙后面冲着反示威者嘲讽叫骂。反示威者冲击人墙，警察用盾牌与警棍把他们往外推。反示威者越发愤怒，开始越过警察头顶冲着纳粹投掷东西。警察拿出了催泪弹与催泪喷雾开始到处喷，反示威者则捡起催泪弹冲着警察扔回去。催泪弹里的化学成分能让人皮肤发痒忍不住挠，直到把皮肤挠破，我听说这叫CS毒气。这样一来示威者更愤怒了。当时我和我的秘书都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切。警察开始无差别攻击所有人，反示威者也开始攻击警察，我们站在一边看也挨了警棍。

当时还没有有线新闻，只有ABC、NBC和CBS这三家。我们回家以后看华盛顿四频道——NBC的下属电视台——电视上展示了人们掀翻警车、砸碎玻璃、攻击建筑、到处放火等等做法。然后我们又看到在马蒂斯.科欧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明明是黑人和犹太人在攻击我们，否定我们的自由集会权，剥夺我们的言论自由。烧汽车的那帮人可不是纳粹。”当时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他打算干什么。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他选择在华盛顿举行美国纳粹纳新大会，为什么是华盛顿？但凡了解华盛顿的人都知道华盛顿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居民，在华盛顿没有黑人想要加入纳粹，犹太人就更别提了。那他为什么偏要来华盛顿？因为他早就知道会出这种事，而且他还会得到官方新闻影像。他可以拿着这些新闻影像前往太平洋西北地区，例如蒙大拿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等类似的地方，在当地的纳粹集会上播放这些影像：“你们看看，咱们国家的首都出了什么事？黑人和犹太人正在夺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都被ZOG控制了。”ZOG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最喜欢的术语之一，意味着“锡安主义者控制的政府”。为了对付ZOG，白人需要发动RaHoWa，也就是种族圣*战。他们为了这场战争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所以他们才会囤积武器。你们应该还记得迪兰.鲁夫（Dylann Roof），此人跑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家教堂打死九个人，因为他想发动种族战争。这正是马蒂斯.科欧的招募策略：将这段新闻放出去，然后扭曲叙事角度，自然就能拉拢许多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课。

接下来的1983年，乡村音乐在美国再度复兴。约翰.特拉沃尔塔出演了电影《都市牛郎》，推动了这个趋势。许多音乐表演场地与主推榜单都转向了乡村音乐。如果你想做全职音乐家，就必须演奏乡村音乐。这一点正合我意。我很喜欢乡村音乐，因为乡村音乐与蓝调基本上是一回事儿，用得都是同样的三个和弦。所以我加入了一个乡村音乐乐队，成为了乐队里唯一的黑人。在大多数演出场合我都是唯一的黑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演出，演出场地名叫银元酒吧。那里有一个卡车服务站，位于70号公路与270号公路的交叉点，今天已经改建成了COSCO。服务站二楼是汽车旅馆，一楼是银元酒吧，停车场对面是二十四小时餐厅，卡车司机来来往往。银元酒吧是一处全白人酒吧，不是说不允许黑人上门，而是说黑人确实不会主动上门，因为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总之我与乐队来到了银元酒吧，其他人在这里已经表演了许多次，我是第一次来的新人。我们先演奏了一段，然后是场间休息。我穿过舞池与其他乐队成员一起吃饭，这时有一位白人观众走过来揽住了我肩膀。乐队其他成员全都坐在我面前，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因此我扭过头去想看看是谁在碰我的肩膀。他说：“诶哥们，你弹得真不错。”我说“谢谢”并且和他握手。他伸手一指舞台：“我看过这个乐队的演出，但是我没见过你。”我说：“是的，他们以前来过这里，但这是我第一次来。我是新人。”“啊是吗？你的钢琴弹得真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黑人弹钢琴弹得像杰瑞.李.刘易斯一样好。”

我听他这么说倒是不生气，但是我确实有点吃惊。眼前这个人看上去比我年纪大十七八岁，但是他居然不知道杰瑞.李.刘易斯的风格源自黑人音乐文化。于是我问他：“你以为杰瑞.李.刘易斯从哪里学会演奏的？”他说：“你什么意思？”“杰瑞.李.刘易斯和我是同门同派，我们学得都是黑人蓝调与布吉伍吉钢琴，这也是摇滚乐的源头。”这人完全不信：“你瞎说，杰瑞.李.刘易斯的风格都是他自己原创的，在他之前没有哪个黑人像他这么弹钢琴，你是个例外。”我心想这人大概没听说过胖子多米诺或者小理查德，只听说过杰瑞.李.刘易斯。于是我说：“哥们儿，我认识杰瑞.李.刘易斯，他是我的朋友。他亲口告诉过我他当年学得是黑人音乐。”这人既不相信我认识杰瑞.李.刘易斯，也不相信杰瑞.李.刘易斯向黑人学过艺。但是他对我非常感兴趣，于是请我喝了一杯。我不喝酒，于是点了一杯蔓越莓汁。我们两个碰了碰杯，然后他说：“你知道吗？这是第一次我和黑人一起坐下来喝酒。”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人打算多尝试几个人生第一次。我的人生经历当中见过世界上各地的各种人，以至于我一下子并没有意识到有些人并不会这么做。于是我很幼稚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他没有回答我。我又问了一遍。他有个朋友坐在旁边用胳膊肘拱他：“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我是三K党成员。”我当场绷不住笑了出来，现在轮到我不相信他了。我读过所有关于三K党的书，没有一本书说过三K党会主动拍黑人的肩膀请对方喝酒。我还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结果他掏出钱包递给我一场成员卡。我认出了三K党的徽记：一个红圆圈衬托着一个白十字架，十字架中间有一滴血。我说：“哎呦，你玩儿真的呀？”然后我把卡片递还给他，我们又聊了一点关于三K党的事情。

之后我突然想到，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钥匙，可以解答那个从十岁那年就开始困扰我的问题——“你又不认识我，凭什么恨我？”问谁最合适？当然是问这个已经加入了这种组织的人。这个组织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里一直在仇恨那些与他们肤色不一样的人，与他们信仰不一样的人。面前这这位仁兄可以给我牵线搭桥，让我与马里兰的三K党领导人见见面，做个采访，然后我还可以走遍全国各地采访其他的三K党领导人，看看他们有什么可说的，最后再以这段经历为题写一本书。这样一来我就有答案了。这个人给我留了电话，因为他希望我下次来表演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好请朋友们一块儿来看黑人版杰瑞.李.刘易斯。我不知道他在朋友面前究竟会将我称作“那个黑人”还是“那个黑鬼”，但是他确实带着其他三K党成员前来观看了我的表演，而且还在台下跳舞。当然他们穿的都是常服，不是白袍子。总之我认为这是回答我的问题的完美解法，因此我就联系上了他，然后又不请自来地去了他家。上次我打他电话，他的电话停机了。我找到了他的住址，敲响了他的家门。我想说服他给我提供当地三K党领导人罗杰.凯利的电话与地址。但他很害怕，不肯给我。他害怕自己的安全受威胁，也担心我的安全。自从我上次给他打电话没打通之后，他已经脱离了三K党。我跟他软磨硬泡了二十分钟，他终于给我提供了凯利先生的电话和地址。但是他警告我：“达瑞尔，别去凯利家，他非得杀了你不可。”他为我推荐了马里兰州瑟蒙特市的一家酒吧，那里是三K党的常去地点。“等到哪天晚上你过去，他一般都在。我并不认为他愿意和你说话，但是你在公开场合接触他会更安全。”我去了酒吧，那天晚上他确实在，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于是我给我把凯利先生的电话交给我的秘书，让她给他打电话。为什么我不亲自打电话？因为我的秘书是白人——我之所以跟你们提到这一点的唯一原因就在于采访需要。如果我亲口打电话要求采访，他或许会从口音听出我是黑人，然后直接来一句“我不想和你说话”就把电话扣上，这样一来我的项目就要胎死腹中了。如果玛丽给他打电话，他一听声音就知道对面是白人。而且他肯定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白人女性正在为一名黑人男性工作，尤其还是一名正在撰写关于三K党书籍的黑人男性——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根本不存在这种人。我的书是第一本由黑人作家撰写的、从面对面访谈的角度出发的关于三K党的作品。很久以前有过两本类似的书，都出自黑人作家之手，讲的都是自己如何躲过了私刑，一本在三十年代出版，另一本在四十年代出版。两本书的取材都并非来自面对面访谈。我说：“不要告诉凯利先生我是黑人，千万不要暗示他。他要是问起来的话别撒谎，但是不要让他有询问的理由。”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是黑人，而且依然同意接受采访，那么他在接受采访之前就有充分时间来构思一套不同的答案，他可能会将这套答案特意提供给黑人采访者，而不是提出同样问题的白人采访者。我更希望对话能够自然而然且坦诚地进行。他没问我的肤色，他同意接受采访。

我们将时间约在礼拜天下午五点一刻，地点就在银元酒吧楼上的汽车旅馆。玛丽和我早早都去了。我给了玛丽一点零钱，让她到楼下售货机哪里买了几罐汽水镇在冰桶里面，因为我希望尽量周到好客。我不知道这个人看到我之后会怎么样。他可能当场就会掉头走人：“不，我不跟你说话。”他可能会直接攻击我。又可能他或许真会坐下来接受采访。不管怎么说，我都希望给他提供一杯冰凉的饮料。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位于二楼前台，面前是走廊。向右穿过走廊，我的房间在走廊最尽头，站在走廊里你甚至看不到房门，除非走到头再拐个弯。我将桌子上的台灯拿下来，将桌子摆在房间的偏僻角落里，在桌子一边为凯利先生摆了一把椅子，另外一边给我自己摆了一把。我还在自己的椅子边上摆了一个黑色提袋，里边放着录音机，我把录音机摆在了桌子上。我还准备了一本圣经，因为三K党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组织，他们声称圣经宣扬种族隔离。我也读过圣经，没发现这种内容。于是我准备好了圣经：“凯利先生，请指出哪一段哪一句经文表示黑人白人必须隔离开来？”我都准备好了。

到了五点一刻，有人敲门。玛丽跑去打开屋门。我坐在桌子后面等他们进来。然后就走进来了所谓的“大夜鹰”——“夜鹰”即保镖，“大”（Grand）指的是州一级。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三K党的等级。监督各州各个分会事务的全国级领导叫做帝国巫师，“巫师”是三K党里最高级的头衔，“帝国”意味着全国级别，例如帝国总管（Imperial Klaliff），帝国牧师（Imperial Kludd），如果你的头衔前缀是帝国，那就意味着你在全国级别工作。帝国巫师类似于总统，帝国总管是副总统。在国家级之下是州一级，我们称为州领导人叫做州长，在三K党来说就是大龙，大总管相当于副州长。在州一级之下是县级领导人，叫做“伟泰坦”——“伟”（Great）就是县一级。每一级都配备了相应的文秘与办公人员。县以下是地区领导人，我们的市议员或者市长，他们的党干事（Klokan），头衔是崇高独眼巨人（Exalted Cyclop）。独眼巨人再往下就是穿白袍子的普通三K党成员。总而言之，罗杰.凯利是大龙。先一步进来的大夜鹰全身穿着迷彩服，右胸口挂着三K党徽记：红圈白十字架外加一滴红血。左边绣着三个K，帽子上绣着“三K党骑士”，腰间挂着半自动手枪的枪套。他走过拐角一看见我，突然就定在了原地。走在他后面的凯利穿着深蓝西服与领带。他没有意识到夜鹰突然站住了，于是撞在了夜鹰的后背上，撞得对方向前跨了一步。两个人将房间打量了一圈，想要搞清楚怎么回事，我就坐着看他们。我可以在他们脸上看到骇然的神情。他们显然正在想：“前台是不是给错了房间号？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还是说我们中了埋伏？”

于是我站起来摊开双手，向他们表示我手里什么都没拿。然后我主动向前伸出手去：“凯利先生你好，我是达瑞尔.戴维斯。”他也握了我的手，夜鹰也握了我的手。凯利先生坐到了桌子对面，夜鹰站在他身后保持立正姿势。不等我也坐下来，他说道：“戴维斯先生，你带什么身份证件了吗？”我说：“我带了。”然后我让他看了我的驾照。“哦，你住在银泉市某某街道是吧？”他这么说让我很担心：他为什么要读出我的地址？他本来只需要看看证件上的名字，再看看照片与我本人是否一致，然后把驾照还给我就行。我不希望他跑到我家房门口烧十字架。我不想让他知道他已经略微扰乱了我的情绪，但是我想让他知道别打坏主意。我说：“是的凯利先生，我确实住在这里，而你应该住在——”然后我报出了他的地址。我这么说是为了营造平等对话的环境。我暗示他，如果你来拜访我，我也会来拜访你，所以我们不如把所有的拜访限制在这个房间里。他微笑着点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当天我还并没有意识到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太自以为是了。我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他来找我为非作歹。却原来他的一名手下就住在我家所在街道的另一头——我都从来不知道——完全出于巧合，凯利先生在我家的街道上给他找了一间住所，所以他才认出了这条街道。现在这个人正因为仇恨犯罪在缅因州联邦监狱服刑。

总之凯利先生和我坐下来开始采访。没过多久他就让我知道了许多事实：我比他更劣等，黑人是劣等种族，因为我们的脑容量与白人相比更小；这使得我们更倾向于犯罪，我们犯下了美国大多数罪行，被监禁的黑人比白人更多；我们更懒惰，我们不想工作，我们想占公共福利系统的便宜——你听过的所有刻板印象他都告诉我了。有人面对面跟你这么说话肯定会让很多人非常生气：你是罪犯，你是福利蛀虫，你不想工作，你的大脑比别人更小。但是我个人并没有受到冒犯，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又不认识我，凭什么恨我？对面这个人刚坐下五到十分钟就对我抱有了上述这些印象。他又不认识我，他第一次遇到我，他不可能事先调查过我的背景，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他完全不了解我，但是他已经这样看我了。因此我没有理由受到冒犯。我知道我并没有领福利，我知道我没有前科，我知道我有工作，我知道我玩音乐赚钱。而他只是信口开河地向我投放了一大堆谎言而已。如果我受到冒犯，那么这次采访就算白忙活了。我请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他给我上课，我请他跟我讲话，好让我用心听。你要想解决问题，首先必须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说的越多，我学的越多，越清楚应当着重应对哪些观点并且想出更好的解答。偶尔我也会提问：“稍等一下，你说这些这些这些，但是这样一来就说不通了，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们来来回回了好几次。每当他说“但是戴维斯先生，圣经说了……”我就从桌子下方的提包里掏出圣经：“请你指出是哪一段。”或者磁带录完了，我从提包里拿一盘新磁带。总之每次我弯腰向桌子下面伸手，夜鹰都会往腰后摸枪。对此我很理解，他的工作就是保护他的老板，他不知道提包里有什么。然后他意识到提包里没有威胁，我再次伸手的时候他就不动了。

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短促的奇怪噪音。我们全都吓了一跳。然后我就一下子扑在了桌子上。由于噪音离我很近也很短促，我的耳朵分辨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声音。但是我知道是他发出的声音。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没发出这个声音，所以用排除法，不是我出的声音就是他出的声音。因为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声音，所以我认为这声音应该意味着威胁，而我害怕我会死。然后我进入了所谓的求生模式。在求生模式下，你会做四项事情之一来保护你自己，具体怎么做取决于威胁等级。有些人会直接昏过去，因为他们的大脑处理不了这一层次的威胁。我没这么做。第二种可能，人们会突然紧张起来，肌肉会收缩，他们会哆嗦，你可以打他们踢他们，他们甚至不会还手，因为他的肌肉已经紧缩成了一团。你看电视上有人打架，有人躺在地上保持胎儿姿势抱成一团，因为他动不了，他们肌肉都收缩了，这叫吓瘫了。我也没有这么做。第三种做法是逃跑，这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能跑得了的话，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逃跑意味着在你与恐惧来源之间拉开距离，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个选项对我不存在，因为你在酒店房间里逃不过子弹。我没带武器，我的秘书也没带武器，房间里肯定带武器的人就是夜鹰，因为我能看见他腰里挂着枪。当时我不知道凯利先生衣服里面藏没藏手枪。第四种可能叫做先发制人，在他们动手之前你先动手。于是我猛然起身一下子趴到桌子上，随时准备冲到桌子另一边。我想抓住夜鹰与凯利先生，把两个人摔在地上，然后夺过夜鹰的手枪，从而摆脱危险。我不知道凯利先生带没带枪，但是既然他身在现场，那么我也得把他放倒，因为我不想冒险。这就是我猛然起身时脑子里想的东西，我想到了先前那位三K党成员告诉我的话：“达瑞尔，你别跟凯利捣乱，他真能杀了你。”我与马里兰州的三K党首领共处一室，这种事很不常有。因此我很害怕，我首先想的是如何活下去。

我趴在桌子上的时候直视了凯利先生的眼睛。我虽然没说话，但是我的眼神已经出卖了我。我的眼神在对他说：“你刚刚干什么？”他也盯着我的眼睛，他同样没说话，但是我能看出他想说什么：“你刚刚干了什么？”夜鹰一手按着枪，视线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扫射：“你们俩要干嘛？”玛丽坐在我左手边的梳妆台上，因为房间里没有其他椅子了。她意识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赶紧向我们解释了情况，然后房间里的所有人全都笑了出来。却原来冰桶里的冰已经开始融化，汽水易拉罐下沉撞到了桶底，这才发出了这个声音。我们全都忍不住笑话我们所有人究竟多么无知。的确，我们两个是敌人，一个是三K党，另一个是黑人。但是我们明明在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张桌子旁面对面坐着，期间一直在谈话，同意一些话题，不同意另一些话题。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拳打脚踢，没有恶言相向。我认为这是教学的时刻。我不会说这是学习的时刻，不过确实是教学的时刻。课程内容如下：仅仅因为我们不了解的某个外来实体——这里要着重强调外来二字，比方说冰桶里的易拉罐汽水造成的噪音——进入了我们的舒适区，我们就开始担心，开始对彼此产生敌意。无知带来恐惧。你要是不能克制恐惧，不能控制恐惧，恐惧就会升级变成仇恨；如果控制不住仇恨，仇恨会升级为破坏。无知带来恐惧，我们害怕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恐惧带来仇恨，我们仇恨这些吓坏我的东西；仇恨带来破坏，我们要摧毁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这根链条差一点就展开到了终点，就差最后的毁灭部分。夜鹰原本可能掏出枪来打死我或者我的秘书，因为他想保护自己和他的老板。又可能我会扑上前去伤害他们，为了保护我自己和我的秘书。但是今天在座的都见过整条链条的完全展开，就在去年夏天8月12号，距离咱们这里两小时的车程，在夏利斯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在那边举行了集会。2017年8月12号，弗吉尼亚州的夏利斯维尔有过很多无知，很多恐惧，很多仇恨。最终导致了什么？破坏。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开着车冲进人群，想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他撞伤了二十人，还撞死一个小姑娘名叫海瑟.海尔（Heather Heyer）。待会我们再谈一下夏利斯维尔的事情，总之这就是链条的流程。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不能只治标，而是要治本。不要过分担心恐惧与仇恨，因为根本问题在于无知。治好了无知就不会有恐惧，没有恐惧就没有仇恨，没有仇恨就没有破坏。那么无知的疗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有人说无知与愚蠢是同义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无知的人是做出错误选择或者错误决策的人，因为他或者她不具备恰当的信息或者事实来进行正确的决策或者选择。你只要提供事实，解除他们的无知，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愚蠢的人则是拥有事实却依然做出错误抉择的人。比方说有一个房间，我刚刚刷了墙，并没有挂“油漆未干，请勿靠墙”的标志。人们走进房间时是无知的，他们不知道油漆未干，于是往墙上一靠，衣服上都沾了油漆。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挂上牌子写上“油漆未干，请勿靠墙”就行。我可以站在门口告诉人们：“大家都往中间凑，不要靠近墙壁，油漆还没干。”这样所有人都拥有了恰当的信息。到了这时候，如果有人依然往墙上靠，而且还想知道为什么蹭一身油漆，那么这就是个愚蠢的人。他掌握了信息，但是依然我行我素。治疗无知最好的方法是教育。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治疗愚蠢。你给人提供教育，他们却选择不去使用，那么除非他们自己回心转意，否则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你想解决问题要治本，不要浪费时间治标，后者就好像给癌症病人贴创可贴一样。

一场虚惊过后，对话继续进行。最后我向凯利先生表示感谢，我和他握手，我和夜鹰握手。然后他给我一张名片说：“保持联系。”我心想：“啥？”起初我并不打算和3K党交朋友，我只想解答困扰我多年的疑问。不过我还是回答道：“凯利先生，我还打算采访其他三K党成员。但是等我的书出版的时候我肯定会通知你。”他说：“好得很。”然后他和夜鹰都走了。我和玛丽沿着270号公路开车回家。我开车，玛丽坐在副驾上。我告诉玛丽：“我还挺喜欢那个罗杰.凯利的。”她的脑袋差点碰到车顶：“你说啥？他和你一点都不一样好吧？”我说：“我知道。我不喜欢他代表的东西，但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们两个的共同之处要比相反之处更多。”我们两个的相反之处全都围绕着对于种族问题的看法：他觉得他高我一等，我低他一等，我觉得我们两个平起平坐；他觉得我们必须分隔，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存。除了种族问题之外我们的相同观点其实很不少。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和他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