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以被喻为工业“元帅”的钢铁工业为例，上海市委在1958年5月提出的该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20万吨。为完成分配到的指标，上海市几个主要的钢铁企业全都新建或扩建了炼铁、炼钢、轧钢和辅助生产车间，改造成13个炼钢车间和与之配套的5座建筑面积达到一万平方公尺的轧钢车间。此外，为保证120万吨钢的提前和超额完成，上海市同时在冶金系统之外的造船、汽轮机、锅炉、电机等企业布置了1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利用小型炼钢炉出钢。

　　新车间、新设备投入生产，劳动力的需求量也相应提升，各厂要为下一年度的继续跃进提前培训和储备技术工人。由于新工人技术不熟练，新建车间需要配备的工人数往往要比老车间多出80-100人，原材料消耗增加，从事运输工作的人员也需要扩充。

　　为迅速补充劳动力，中央同意了劳动部的意见，将全国劳动力的招收和调剂工作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管理，不必经由中央批准，但不考虑从农村大量招工。然而，劳动力管制一放开，各地私招农民的现象屡禁不止。1958年，全国新增的2000万余职工，超过1000万人是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和合同工。

　　经济增长大幅减速与产能过剩显性化

　　1959年第一季度，“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初露端倪。由于生铁及辅助材料供应脱节，上海市仅完成钢产量24万余吨，不到计划产量(42万吨)的六成。1958年在非冶金系统企业配备的小型炼钢炉也因炉料不足基本停止生产。3月下旬，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下发通知，严控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项目上马。

　　上海市的轻工业企业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产，到5月中旬，企业完全停工或部分停工波及的工人已达到3.4万余人，占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日用五金厂和卷烟厂的情况最为严重，全市五金行业三分之一的工厂停工待料，四个卷烟厂一度全部停产。鉴于全国发生的以上类似情况，中央高层在小范围内达成了调整经济增长指标的默契。

　　然而，这种默契很快被“庐山会议”以及随后的“反右倾斗争”打乱。各地的基本建设投资再度突破防线，直至1960年上半年全国各大工业城市粮食危机的出现，才给漫天遍地的“反右倾、鼓干劲”呼声以当头一棒。

　　1960年8月，国家计委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重新安排计划，有计划地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和部分轻工业。上海就此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196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了37.3%，1962年继续下降18.9%;钢产量指标从1960年的250万余吨，压缩到1961年的165.2万吨和1962年的120.8万吨。全市基本建设投资的降幅更大，1961年总投资额比1960年减少60%，1962年再压缩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