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凛冬待春 -- 神仙驴

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中华文摘》文章：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总理

2005年07月25日 17:28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毛泽东也一度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何以赏识柯庆施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段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文／冯锡刚摘自《随笔》)

1942年9月底，父亲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毛泽东（9月21日）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这样和气的。

最近，市井网络风传，毛主席称“不是好人”的“文革”小爬虫瞎煽烀，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以却尘嚣，以正视听。

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与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坚毅执著、敢做敢为、实话实说、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我从很小时侯就反复听此说。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笑谈。

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是“争吵”游击战争（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

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 ，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们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民主讨论群策群力。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论语》中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述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同一个饭厅，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

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辇倾诉。近来有书公开透露，彭总在火车上讲：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没听到上面那句话，只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始料不及，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会议转向。并非当今有些人意想的众皆默然，庐山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不在“为民鼓与呼”，而是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我始终默忖纳闷，彭对毛说了句名言：“华北会议你骂娘我四十天，我骂娘你一天还不行？”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为什么冲着毛嚷？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挟嫌报复的话把儿。我觉得是欲加之罪，这话没那么简单。但从效果上看，不说为好。

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 。三十年间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

更大的损失是对国家和人民，纠“左”主题立时冲没了，变为反右。这最让父亲心疼气愤 ！庐山会议后遗症极大，造成的历史恶果早已定谳。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晃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解脱了黄、张、周，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后上《八万言书》），明摆着给彭的“庐山事件”平了反，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作决定。林彪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谗佞言行记录在案 ，可谓“谮人之酿祸”。

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就批了“翻案风”。柯庆施 叵测挑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江青秘密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奸宄陷人，策划批吴晗文章。康生同恶相帮、阴诡栽赃“利用小说反党”，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档仲勋叔叔，正是“鬼蜮之害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纪年连续三千载，“大奸似忠”

典型不绝，“大伪成真”古怪层出，“佞臣叛将”屡见不鲜。凡败类谄官得势、小人恶吏得志，岳飞海瑞枉死亭狱，忠臣良将众眯齐喑，盛世明君万难抵挡，国难民灾百业俱毁，非完蛋不可！

一个月后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严厉谴责“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 。回顾真个是：“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父亲锲而不舍，耐心说合转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谈去三线工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同月，习仲勋也“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可算松了口气吧？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直斥为彭翻案。难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均被最高法院判刑）敢批判毛泽东不成？

被称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恶檄出笼半年，“文化大革命”伊始，长是相隔千里，故人不知何处？“保彭德怀、习仲勋”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状”。

这些，均为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史实。

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文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等，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上人间、和光同尘，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早被历史定为造谣、污蔑、挑拨、猛舔之蛊吏小丑，自会越抹越丑！我们后代起码要尊重历史和前辈，不能找碴儿抓话把儿，信口开河。否则，以后就没有历史。

1942年11月，父亲从彭总处开拔，过晋西北。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刘少奇洗尘，热情热烈，朴素真挚。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八一起义”前，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雁北的凛冽寒风中，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刘少奇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一直到“文革”。今已成珍贵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长城战，威言意气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正好是林枫叔叔，他和郭明秋妈妈迎送父亲，可以想见，旧情谊之深远、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个月的“小长征”，父亲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穿过103道封锁线，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开了欢迎大会 。此时的刘少奇，“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眼前，是万里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代核心领导集体的雏形了：三位书记，毛泽东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书记处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改选，刘少奇任副主席之一 。

三位又同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足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负笈莫斯科。一年后，刘少奇“从西天取经”归来，与毛泽东（书记）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一把手”。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里，借我母亲的一句比喻：如果说长征和遵义会议挽救了我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由少奇（在华北、华中的继续“长征”）的“小长征”和这次中央大改组所标志的，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

这年4至5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易被忽视的大事：让各国共产党倍感意外，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显然，这是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斯大林当机立断。无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大激励、大飞跃。雄鹰羽翼已丰，直上山巅云间，翱翔海阔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错误路线，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会前会中，周恩来长篇报告路线问题，说道：“白区工作时期（1927～1932年）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认定了许多是非，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依据。出于下文之需，仅简述一事：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我党在整个南方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 ，北南态势相比，成败天壤之别。项英已故作古，没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无辩词，没咒念了。实践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会议决定，“巩固北方，发展南方”。准备先从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刘少奇负责。

1944年春夏，日军实施“一号计划”，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湖南段。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几个月丢失了100余座城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已是强弩之末，又发动桂林、柳州会战，攻入贵州，直插重庆。数倍于敌的国民党军队，在拥有美式装备和制空权的优势下惨败溃逃。民怨沸腾，国际震惊 ！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抗战时，国军在正面战场，起主导作用，共军是敌后战场（意为偏师）。我说，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很光荣。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整个徐州会战（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武汉大会战（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都惨败。“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成千上万官兵，换身衣服、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直到1945年，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你们“国军”还丧失大片国土，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你们丢了半个中国。而我们共产党“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敌后打出100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打出一亿多人的解放区，没靠你们国民党的支援，枪支弹药、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自力更生解决的。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谁是中流砥柱，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语） ”。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废了国民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