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5（上） -- 狂草舞茅

1945年8月，全面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23日深夜，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紧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否应该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除少部分领导认为应该去，大部分同志都认为毛主席、周总理不该以身设险。最后还是毛主席力排众议，从适应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出发，决定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谈判。



当毛主席离开延安的这段时间，该由谁来暂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呢？最终，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同志暂时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为了加强中央领导职能，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连续进行43天紧张谈判。在这43天里，少奇同志办了哪些实事呢？1945年8月28日上午，刘少奇亲自去机场送别了毛泽东、周恩来。中午吃过午饭，他就立马赶往中央党校，主要就是解决当时日益紧张的东北问题。全面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方面暂时接管东北三省全境。根据稍早前的雅尔塔与开罗会议决定，东北地区还是要还给中国人民。至于还给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美国、英国、苏联这三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考虑。按照苏联人的想法，必然是会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以双方互不干涉分割二战胜利后的利益，换取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东北之争”保持中立态度。对于我党而言，不管老大哥苏联支不支持，那是一定派遣人民军队进驻东北三省。因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牢牢掌握这片富饶的黑土地，就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可当时的苏联已经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想得罪共产党，更不想得罪国民党。无奈之下，刘少奇同志只好让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不要打着番号赶赴东北。



若能在短时间内顺利接管东北，必然会给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增加更多筹码。所以，重庆谈判时期，国共两党关于占领东北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鉴于此，刘少奇送别了毛主席，赶快到中央党校，为首批出发东北的干部送行。他是这么说的：“中央还是决定派军队去，能走的先走，能快走得先到，能进去就进去，然后再抽些队伍和干部一起去。铁路不能走就走大路，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你们一定要赶快去抢，无论地盘、军火、粮食，能抢到什么就算什么。”1945年8月底，刘少奇和朱德安排东北干部团马上从延安出发。9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主要听取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工作。会议最终成立东北中央局，陈云、程子华、林枫等同志为委员；彭真为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党和中共组织一切活动，有权处理一切问题。这次会议使我党争取东北的方针进一步明确起来，那就是赶在国民党军队前面，赶紧稳住地盘，加强对老百姓的宣传工作。9月15日，新成立的东北中央局成员彭真、陈云乘坐苏联军用飞机急忙飞往东北。同时，少奇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向各中央局的指示，强调了东北问题的重要性，让各解放区尽快抽调精锐部队前往东北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大部分是115师的老部队）。



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加紧从西南地区运兵前往东北。占领东北的问题，成为刘少奇当时的一大难题。他在分析全国形势后，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很快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同意。毛主席与周总理还从重庆向延安发来电报，建议由中央政治局成立决议，全权委托书记处和中央主席及代理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既然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刘少奇于1945年9月1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让山东解放区、革命根据地抽调5~6万官兵，一半去东北，另一半去冀东。林彪赶紧前往东北，组织东北民主联军，包括萧劲光、罗荣桓、李运昌、萧华、刘亚楼等人，都得在短时间内去东北和林彪一起搭班子工作。最终，在少奇同志的提议下，中央从各解放区根据地抽调了12万名干部与骁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一起派往东北。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分别向张家口、济南方向挺进，企图控制察哈尔、热河和东北。为了拖延国民党军从陆路向东北的进攻，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的指示电，提出：晋察冀军区与刘邓大军要尽一切力量拖延国民党军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争取东北和热河、察哈尔的胜利。



1945年9月28日，少奇同志根据形势的急速变化提出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他让东北民主联军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古国、热河等有依托的重点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基点，继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和各大城市。少奇同志的这一提议非常具有前瞻性与真知灼见，林彪率领东北民主联军起初与国民党军进行交手时，总是胜少输多。我党没有在东北及时建立根据地，导致被国民党军冲散之后，部队弥漫着一股消极甚至逃脱的思想，一路被国民党军赶到了松花江以北。等后来站稳脚跟，东北民主联军就不怕与国民党军正面决战。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不得已紧急住院治疗，出院后继续休养几个月。少奇同志相当于代理主席职务长达半年时间，许多中央的电报和指示仍由他来起草，送交毛主席、周总理审阅后修改发出的。果然，东北的形势如少奇预料那般。1945年11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将山海关的东北人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刘少奇当即致电东北局，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林彪、罗荣桓、萧华、萧劲光不要与敌人硬拼，分散于南满北满地区。东北局应当立即撤出沈阳，进行切实的群众工作，立即建立根据地。少奇同志的这一提议得到毛主席的完全同意，这样东北区各级领导人包括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领四野百万大军，浩浩荡荡挥师南下，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1959年的彭德怀元帅，主要任职在军队，主持国防部的日常工作，既不主抓农业，也不主管工业，按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他完全可以像有些干部那样不闻不问、得过且过、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可以捧场做戏，迎合时尚，紧跟形势。但，这不是彭德怀。彭德怀是一个性情耿直、刚正、坦率、直爽的人，按照他自己对自己性格的说法是“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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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各地竞放高产卫星，农民出身的彭德怀对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产生了严重怀疑，他不相信粮食产量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195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回到湖南老家调查，决心把真实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在湖南考察时，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周小舟和彭德怀是同乡，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性格直爽、讲究实际的人。他在陪同彭德怀调查时，把湖南如何被迫弄虚作假的情况向彭德怀进行了说明。比如，关于湖南大炼钢铁，周小舟告诉彭德怀说，湖南全省一共建起五万多个小高炉，生了火的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很少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周小舟说，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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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舟的汇报，使彭德怀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感觉进行更加深入调查的必要。

随后，彭德怀为了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没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当天晚上，彭德怀旧居就挤满了老人、孩子、妇女等等乡亲们，彭德怀详细询问的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等情况，听去了群众的反映。

在家乡的乌石，彭德怀还在赵家弄子大队，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随即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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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石结束考察后，彭德怀来到他三十年前举行起义平江县。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

在平江考察中，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地递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就是带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上庐山参加“神仙会”的。

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召开，原定7月15日结束。在会议分组讨论过程中，彭德怀有很多发言，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仍然有人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过了头，使干部和群众泄了气。



这样的会议结果，使彭德怀感到与原来会议的预期差别很大，心里很不安。特别是他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他想，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左的东西依然存在，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想到这些，彭德怀在7月11日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就决定准备天亮了找主席面谈一次，把存在的问题谈一下，让主席在会上全面讲讲，纠正错误要彻底一些。

由于彭德怀一夜都在想如何同主席汇报，一夜都在反复思索，彻夜难眠。7月12日一大早，彭德怀便向毛泽东住所走去。事有不巧，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地门口时，警卫人员告诉彭总：“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虽然非常茫然，但只好一个人又回到住所，就这样，一次面谈的机会错过了。



从主席处回来后，彭德怀便拟订了一个书信提纲，13日，彭德怀把提纲交给随身参谋王承先，并口述他要写信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对初稿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第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上书的历史过程。

前言

1955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饶事件”结束，有力地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事件的两个人物，高岗于1954年在家中服药自尽，饶漱石身陷囹圄。毛主席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说道：“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饶漱石的政治生命终结，但党中央、毛主席还是给了他一条生路。饶漱石的晚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邓小平拒绝高岗的拉拢

高岗和饶漱石都是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前，他们都担任要职。高岗是陕西人，在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中，他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饶漱石是早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曾顶替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在陈毅任军长的新四军中担任政委，经受了重重考验。



高岗虽有战功，但他身上的缺点有很多，他骄傲自满，飞扬跋扈，私生活混乱，相比之下，饶漱石内敛许多，他不苟言笑，烟酒不沾，很少与人交往，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很强。但高饶二人有一点共性，那就是权力欲望很强。高岗掌握东北大权，想做“东北王”，而饶漱石“一讲权威，二讲权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改用新税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薄弱，导致国家税收出现下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财委对税制进行重大修改，但操之过急，工作粗糙，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问题，譬如部分地方物价波动、抢购商品、商人观望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批评。

1953年6月，中央召开财政会议，由周恩来、邓小平、高岗主持，会议的议题本来是财政措施的具体实施，但会议一开始，批评“新税制”成为中心内容，按照毛主席指示，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后来的会议中做了检讨，高岗却将这个问题无限扩大，以批判薄一波为名，实则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散布谣言，污蔑他们有“圈圈”。



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和高岗一唱一和，完全不顾毛主席“加强团结”的指示，逼迫下属“表态”，还将“圈圈”的问题扩大化，增加会议紧张的氛围。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从中作梗，导致财经会议整整持续两个月都得不到结论。

最后还是在毛主席的提议下，由陈云和邓小平出面，对新税制的缺点提出批评，随即明确表示，部分同志在此过程中犯的错误，不应上纲上线。邓小平说：

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高岗和饶漱石的野心彻底暴露。

毛主席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欲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和饶漱石一起，大肆捏造关于刘少奇的谣言，居心叵测，扰乱人心。不仅如此，高岗还去往华东、华南等地，游说各级领导，制造舆论，他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邓小平看穿其用意，指了指墙上悬挂着的几位书记的相片。眼见邓小平无法拉拢，高岗又将目光投向陈云，结果又是碰一鼻子灰。

高岗游说期间，饶漱石也没有闲着，他继续煽风点火，散布谣言。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饶漱石在会上兴风作浪，蒙蔽不明真相的人，见没有掀起多大风浪，便别有用心地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来了一大堆！”毛主席听出他话外之音，十分生气。



高岗和饶漱石本是毛主席信任的干部，没想到他们来到北京后，搬弄是非，拉帮结派，为了抬高自己不惜攻击他人，顿时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罪行败露，高岗自尽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的29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并以“两个司令部”提出严正警告，之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杭州起草我国的首部宪法草案，这个事件交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负责处理。高岗和饶漱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54年8月，高岗已经被管教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给中央上交《我的反省》，但始终不见音信，他愈发感到焦躁不安，终日忧心忡忡，沉默寡言，甚至后来肠胃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但他偏不肯医治。



距离高岗居住的卧室不远，有一处值班室，警卫员在此守候，随时监控，以防不测，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8月16日，高岗吃过早饭，上楼四处走动，从卧室到办公室，再到走廊，似乎是在舒缓心情，又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中午时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归来，六岁的女儿跑到她身边，说道：“不知道爸爸在房间弄什么，一闪一闪的。”李力群连忙进屋，看到高岗在把弄台灯的电线，于是不解地问：“你在干什么？”高岗说：“看看插座有没有电！”

这些天，高岗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去告诉赵秘书，马上把我带走！”李力群此刻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倾向。这天正好是副组长赵光华值班，一来李力群与他不熟，二来担心刺激到高岗，所以只是提高警惕，未汇报异常。



午睡过后，李力群不见高岗身影，寻找再三，最终在布满蜘蛛网的大厅过道找到他，李力群很生气：“你想找死啊！”高岗说：“那你马上去报告，让人把我抓走！”晚上，高岗拉着警卫员一起玩牌，有意不让李力群和他们接触，避免她汇报白天发生的事情。

这天夜里，高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于是叫醒李力群，吐露心声，他说：“我这辈子做过许多对革命有贡献的事情，也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和你的事情，只是我的问题牵扯的人太多了，我对不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了！”高岗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李力群也只是像往常一样劝慰开导他。

凌晨两点半，李力群怀着困意睡去，高岗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速可眠”胶囊，但要吞下这一大把，实在有些困难，于是起床来到值班室，向警卫人员要来一杯温水。黑暗中，高岗掉下一粒胶囊，压在他的身下，从这以后，他便再没有醒来。



8月17日，李力群一边洗脸一边让女儿叫高岗起床，但无论如何都叫不醒，李力群感觉不对劲，连忙叫来值班警卫，警卫连忙冲进高岗卧室，只见高岗仰卧在床上，一动不动，摸他脉搏，很是微弱，于是叫来医生。一番抢救，还是未能将高岗救醒。医生发现高岗身下的“速可眠”胶囊，说道：“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吃16粒便可叫人死亡。”

周恩来闻讯赶来，看着高岗的遗体，陷入沉默，他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于是李力群将16日与17日发生的异常一一说了，周恩来认真聆听，之后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只是吩咐相关部门善后问题：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



高岗怎么会有这么多安眠药？经过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虽然有工作人员监督，但他完全可以将药压在舌头下面，躲避检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他管教前留下的，高岗曾将20粒安眠药缝在毛裤裤裆，准备被捕后自杀用。

饶漱石的结局

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解读《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对饶漱石的态度，字里行间表达：给饶漱石一条生路。毛主席说：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此后，饶漱石的问题便被搁置下来。1965年8月30日，最高法院做了最后宣判，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但此时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10年，在此期间，他身患重病，中央考虑到他过去为中国革命立下功劳，便允许假释。

饶漱石被安排到一个农场，却不需要劳动，组织每月给他200元生活费，还配了厨师和服务员，这样的条件，已经高过当时大多数干部了。1967年，饶漱石再次被收监，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他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