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的底层逻辑 -- 巴博萨船长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近期有些朋友就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问了我一些问题，促使我思考，遂有此文。现实问题不谈了，且就历史问题梳理一些逻辑，好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类社会的物质现象常变，而有些内在逻辑却近乎是永恒的，正所谓“天地之根，绵绵其若存，用之不尽”（老子）。

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表述。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就包含在其萌芽状态，或者说，事物的种子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比如树种当中就已经包含了树的内在规定性，否则，种子是长不成大树的。

社会法则也是一样的道理。身为中国人，在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时候，当然要以中国本位为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有朋友认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对于这些朋友，我只能请他们看到这里就伸出拇指划掉这篇文章——于是，看清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与未来的钥匙，就蕴涵在现代世界体系问世的第一声啼哭当中，也蕴涵在近代中国是如何与这个现代世界体系遭遇、碰撞、摩擦、融入的。

现代世界体系发源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开辟的大航海时代，而中国与西方殖民者开创的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碰撞、摩擦和融合的开端，也在公元1500前后的明代中晚期。

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征服了马六甲，拔掉了明朝在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藩属国，明朝朝廷拒绝兴王师以讨贼，未能兴灭国、继绝祀，天朝的朝贡体系第一次被西方人的殖民体系所撼动；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遣皮列士使团来华访问，随行而来的还有一支五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他们依仗船坚炮利，从珠江口鱼贯而入，一直上溯到广州城内的珠江怀远驿码头，鸣炮“致敬”。

紧跟着到了公元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殖民地出发，横渡太平洋，征服了菲律宾群岛中央的宿务岛。然后，他们掉头北上，征服了吕宋岛，建立起了马尼拉殖民地。

图1 西班牙殖民者的征服路线

西班牙人当然不是为了彼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吕宋岛才北上的，他们的目的是以马尼拉殖民地为前出基地，继续北上，征服中国。为此，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议会制定了详细的对华战争计划，这份计划竟然长达九个章节，详细规定了战争、征服与殖民的目标、手段与策略，其中甚至还列明了宗教和文化侵略的具体步骤，包括要在中国沿海口岸设置印刷厂和报馆，广为宣传欧洲文明，并向中国内地派出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承蒙欧洲殖民者“看得起”，他们认为中国人比美洲和南洋的土著要“高贵”和“文明”的多，因此给与中国妇女与欧洲白人男子联姻的“特殊优待”。

这份狂妄的计划只是由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征讨英国失败，惨遭英国皇家海军摧毁，西班牙海上霸权一去不返，这才没有成为现实。历史不打算在1587年就让西班牙人代表西方列强前往中国扣关，历史的计划是在1840年由毁灭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人实施打开中国大门的任务。

然而西班牙殖民者所开创的美洲殖民地、马尼拉殖民地以及连接这两个殖民地的所谓“马尼拉大帆船航线”，究竟还是将明代中国吸纳进入了现代世界体系，明代中国也从中得益匪浅。甚至有当代的西方学者，认为当时明朝中国才是全国世界体系的中心，因为西方殖民者辛辛苦苦跑去美洲新大陆征服掠夺，结果美洲白银中的一半都最终流向了中国，看起来好像是西方殖民者给明代中国打工了。

图2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

比如德国/加拿大著名学者冈德·弗兰克就持这种观点，他还专门写了本书《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来说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明代中国参与西方主导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是获取了巨额贸易顺差。分析明代中国取得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和由此导致的结果，当然是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明朝之所以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巨额外贸顺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明代中国商品的物价，按照同期西方的价格水平来衡量，属实是比较偏低的，这就使得明代中国商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享受到了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这是明代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大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啥明代商品物价偏低？一个重要的历史根由，是元朝统治时期，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所积累起来的白银财富大量外流，到明朝建立的时候，全国总的白银存量只有大约一亿两，而我国的白银矿藏并不多，明代中国的白银年产量一般只有30万两左右，由此造成明代中国社会长期面临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市面上流通的白银不多，自然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而在明代中晚期，西方殖民者开辟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并将其作为西方资本的海外殖民地，美洲新大陆的金银贵金属大量涌入欧美，西方处于所谓“价格革命”的长期通胀时期，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相对而言，同期明代中国的商品物价就更加显得便宜了。

明代中国商品物价偏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劳动力供应过剩。本来中国大陆自古就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等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1567年隆庆开关，明代中国日益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玉米、土豆等经济作物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美洲新大陆传入中国，玉米、土豆等农作物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强，对于土壤、气候、降雨等因素的适应性比较强，简单来说就是不挑地方，啥犄角旮旯的地方都能播种，单位亩产量也很大，这就导致明朝中后期人口剧增，普遍估计明晚期中国人口在1亿左右；然而明代中国的人口剧增，土地却没有相应增加，谁让明朝不去海外拓展殖民地呢……因此，在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的约束下，明朝就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不但抑制了劳动者工资水平提升，也进一步就抑制了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趋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得以长期维持价格竞争力。

这种贸易模式，初看起来是有利于明代中国的，毕竟明代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赚取了巨额贸易顺差嘛，那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可是货真价实的。可从长期来看，却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因为西方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远比中国更大，而在大国博弈的约束条件下，国际竞争比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仅仅是静态地去看明朝获得的几亿两白银贸易顺差，好像是赚的很多，但实际上呢，西方殖民者仅仅是无中生有地跑去美洲，奴役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从山里挖了些白银金属，就以极低的价格，从中国套购了无数的物质商品供其真实消费了，这里关键是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财富？黄金白银贵金属货币是财富吗？还是物质商品才是真正的财富？

那么这种贸易模式导致对我们不利的第二点因素，就是使我们过度依赖西方的白银贵金属供应，其实就是西方殖民者控制了明代中国的货币供应，一旦西方殖民者出于种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切断对华输出白银，那么丧失了货币自主供应能力的明代中国就会立刻面临通货紧缩的大萧条，朝廷也会立刻陷入财政危机，不可自拔。实际上，史学界公认，明朝最后就是灭亡于财政危机。

明朝为何最终灭亡？归根到底，不是由于后金政权在关外崛起，也不在于内部的农民起义，甚至不在于土地兼并、土地集中所造成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当然这些因素原本都是致命的，但在明代的历史条件本可以不那么致命——真正致命的原因，是明代中国在当时（由沃勒斯坦所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根本不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鼓吹的体系中心，而是体系外围。

而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是异常脆弱的，极易受到来自体系中心和其他地区剧变的影响，且往往承受最大的痛苦，付出最大的代价——

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天主教世界与基督教新教文明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48年，漫长的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本土遭受巨大破坏，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大西洋贸易几乎停摆，连带美洲与东亚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出现停滞，欧洲白银暂停流向中国；

同一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1633年，日本幕府发布锁国令，禁止白银出口，从此日本白银也不再流向中国；

1639年，华商在马尼拉遭受屠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遭受沉重打击；

1641年，作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新教荷兰殖民者打败天主教葡萄牙殖民者，征服了马六甲，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中国输入白银的澳门通道被关闭。

综上，西方和日本对华输入白银的渠道突然戛然而止，已经白银化的中国经济突然再度陷入通货紧缩的可怕泥沼。据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一文提供的资料，正常年景松江市场棉花价格为3-4两白银一担，但1642-1644年间每担棉花的价格只剩下了有0.5-0.6两白银，等于正常年景的1/8左右。没有海外白银输入，明朝财政濒临崩溃。

那么为啥明代中国既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又为何没有成为弗兰克所讲的体系中心国家，反而成为体系边缘的外围国家呢？

归根到底，这乃是因为明朝在彼时以海权争霸为主轴的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格局中完全没有存在感，进而导致明朝既没有意识、更没有能力实施重商主义的战略性经济国策，无从保护明朝手工业在国际市场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更加无法保护明朝商业资本的海外利益，一句话，无从以地缘政治博弈和重商主义的战略性经济国策来塑造有利于明朝的国际价值空间分布。

图3 明代中国朝贡体系

是的，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于价值在国际间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的规训作用。如前所述，按照原教旨主义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明代中国既然丝织业、棉纺业、制瓷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就应当专注于手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制造，而其他国家则应当为中国手工制造业提供原材料，比如生丝、棉花等等。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占据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顶端，获取最大份额的利润，而这一点是西方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

西方列强只有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对自己的有利的时候才强调自由贸易，鼓吹按照比较优势来配置产业；而当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关税壁垒等战略贸易政策来打击竞争对手的制造业而扶持自己的制造业，甚至采用战争和屠杀的方式来打击竞争对手，获取有利于自己的专属产品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地和投资场所。

而对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来说，利润主要来源于产地与销地的利润差价。一旦西方国家通过惩罚性关税剥夺外国商人的利润，或者用战争和军事力量垄断商路与销售市场，则竞争国商人很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一旦西方列强用这一手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和海外贸易，而明清朝廷对此竟一无所知，则中国的制造业就要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上跌落尘埃，海外贸易也就要跟着失去攫取主要利润的能力。

明朝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更加没有意识，去保护本国商业资本的海外利益，西方殖民者只要在亚洲占据几个主要贸易中转口岸，然后垄断海上贸易商路，等着中国商人将产品卖给他们，这样哪怕中国商人在商品上具有绝对竞争优势，也不得不在海外跨国贸易中处处受制于西方商人。

以所谓“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为例，由于得不到明朝朝廷的支持，反而处处掣肘，中国商人空有商品竞争力优势，却始终被局限在中国与马尼拉之间，依附于西方资本所主导的西欧——东亚——西属美洲三角贸易大循环体系当中，在这个体系中，马尼拉只不过是一个转口港，这就使中国商人仅仅取得整体贸易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图4 西班牙视角下完整的东西方世界贸易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廉价商品畅销欧美，却可以使经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西班牙殖民者获得高额利润。中国商人把丝绸从漳州月港贩卖到马尼拉，盈利不过一两倍，而西班牙人从丝绸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有10倍。马尼拉殖民当局调查，1620～1621年，马尼拉生丝价格约为一担200比索（1比索约合0.72两白银），广州缎子一匹5比索，织锦一匹4比索，而在美洲秘鲁殖民地首府利马，生丝价格约为1950比索、广州缎子一匹50比索、织锦一匹40比索；同样的商品，在利马的售价比马尼拉高10倍。而这个暴利，不掌握太平洋制海权、不统治美洲殖民地的中国商人是决计赚不到的。

而就是这一点点利润空间，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也不愿意让华商吃的太多。马尼拉殖民当局对中国商人及其商船征收的税率在不断上升。1581年，中国商船入港所需缴纳的所谓“系船税”改为按照吨位征收，每吨征收12比索，税额大幅度提高。同年还开征了所谓“三分税”，即对中国进口货物按照货值征收3%的关税。1606年，税率进一步提升至6%。

此外，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于1589年组织了一个西班牙商人的贸易辛迪加，以集体谈判、统购统销的方式来收购中国货物。这种垄断贸易制度使得西班牙殖民商人进一步攫取了马尼拉商品市场上的定价权，可以任意压低中国商品价格，对中国商人予取予求。

如果遭到这种欺凌的是英国商人，他们会组成商团武装奋起反抗，甚至鼓动英国政府派出皇家海军为他们扫清障碍，争夺殖民地的统治权；可是中国商人背后没有议会，没有祖国，没有皇家海军，甚至“祖国”的儒家清流们还要骂他们是贼，是“海盗”，必欲绞杀之而后快。

明代中国不参加海权争霸的地缘政治游戏，也就放弃了对于国际价值链和贸易的控制权，导致了中国在出口商品时只能被动适应西方的需求，结果便是“大明制造”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出口的商品由丝织品和瓷器等手工业制成品，退化成了变成了茶叶和生丝等原物料，也就是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退化为为土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明代中国也从一个制造业发达的世界体系中心国家逐渐衰落为提供原材料的体系边缘国家。

更加糟糕的是，明朝朝廷也无法冲破势要权豪、官宦士绅们所结成的权力旋转门体系。这些人把持朝政，操控地方社会，甚至垄断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权，手里集中了天下的土地，垄断了海外贸易的几乎全部利润，还享有免税特权，而朝廷要向他们征税那是万万不可能；朝廷别征税，一说征税就是“与民争利”，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天子与士人共天下”。

一旦西方白银停止流向中国，百业萧条，朝廷征税能力大幅下降，而边患每日剧增，眼看国将不国，天启帝只得任用魏忠贤以特务政治的黑社会手段从势要权豪、官宦士绅手中榨取经济剩余，勉力支撑国用；然而特务政治、勒索财政如何能够持久？魏忠贤派东厂番子去苏州收个商税，还要被东南势要权豪搞个暴力抗税围攻；暴力抗税不说，东南士绅还要写个《五人墓碑记》，传颂至今，可以说是杀人诛心了。到了崇祯登极后，只得诛杀魏忠贤，铲除阉党，重用东林清流。这下倒是众正盈朝了，可是为国库搞钱的脏活累活就更加没人干了。今日明粉军迷圈子里有一句戏言：明军不满饷，满饷则天下无敌；可到了这步田地，九边明军眼看也要拿不到饷银了，而关外后金政权正虎视眈眈。

其实明朝的财政困局也不是绝对无解，纵使势要权豪、官宦士绅尾大不掉，向他们征税是征不到的，可是向他们借钱，许之以利息，还是可以借到钱的。

本来明朝还有“盐引”这种特殊国家公债，还有盐引二级交易市场，只要加以引导，发展为国家战争公债市场，用债务融资解决财政危机，也不是全无可能；怎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废除了盐引制度，改用纲盐法，其实也就是朝廷指定固定的盐商家族垄断食盐运销，盐引没有了，盐引二级交易市场也自然消亡了，明朝内部不可能在内生出国债市场；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很难想象明朝朝廷会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发行“大明抵抗后金特别战争公债”；于是，明朝唯一的金融杠杆融资渠道就此也被关上了闸门。

明朝既不掌握海外殖民地，不控制贵金属的直接供应，也不能以重商主义的战略性经济国策扩大本国的贸易利润，还不能用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撬动本国资源，更不能政治改革，从势要权豪、官宦士绅手里征税，则其落入财政危机的陷阱不可自拔，乃至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最后灭亡，实在是求仁得仁，求锤得锤，夫复何言。

1644年，清兵入关，剃发易服，神州陆沉。只留下顾诚先生一部《南明史》，斑驳的汗青之上飘荡着那些苦难、挣扎、牺牲、屠杀、殉国、殉道，令人不忍卒读。

图5 剃发易服，神州陆沉

反观欧美人的视野和思维逻辑，是全然不同于中国人的。

欧美人的视野和思维逻辑当然来源于欧美自己的历史和哲学。

从历史上看，自从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文明至今都没有大一统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明一直处在春秋战国时期，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西方文明这横亘两千年的春秋战国，造就了发达的战略文化和深刻的战略思想，也锻造了西方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理性思维，以及殖民扩张的传统。因为长达两千的大争之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谁不理性，谁不科学，谁不实际，谁不对外殖民扩张获取更多的资源，谁就要被踩在脚底下，甚至完蛋。

图6 征服南部非洲的英帝国主义分子塞西尔·罗德斯

西方人从自己漫长的历史和战略实践中，早已悟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但是个自然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即，“在孤立系统内，任何变化不可能导致熵的减少”。

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一个事物内部的混乱程度，也可以理解为能量的反向指标，事物内部混乱程度减弱，有序度增强，乃是因为从外部获得了更多的能量，而如果一个事物内部的有序度减弱，陷入混乱状态，一定是因为内部消耗的能量大于从外部获取的新增能量。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与外界形成能量交换，从外界攫取新的能量，如果限定为一个自我封闭系统，则其内部混乱程度的增加，也就是熵增，就会压倒系统内部的自我平衡，也就是自我毁灭。只有在一个高度的开放系统中，源源不断地从外部获取新的能量，才能不断减少内部的混乱程度，也就是熵减。

于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永不停歇地对外扩张，从外界源源不断获取新增资源，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方式。这里的对外扩张，绝不仅仅指在地理空间上狭义地扩张，而是指在一切宏观、微观和虚拟空间中都对外扩张，比如在最微观的原子核当中不停扩张，获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原子能，又比如，在虚拟资本空间中永不停歇地资本积累，都是一种扩张。而人们把类似这种扩张行为，又往往用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去表示，叫做进步，甚至文明本身。

图7 熵与文明

如果说历史自有其逻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事物的本质就包含在其萌芽状态中，那么我们简单回顾这段宛若盘古开天地般的明代国际历史往事，就可以明确地获知，以成王败寇的政治法则而言，明代（包括清代乃至近现代）中国人头脑中所理解的世界及其运行逻辑，正是国家崛起乃至文明进步的绝佳反面教材和反面典型，而西方人理解和看待世界的逻辑则是最为值得当代的中国人所学习和借鉴的，因为文明本身是由胜利者所创造和书写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