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是中国青年学子向近代以来数典忘祖的中国知识分子劈出的第一剑 -- 履虎

在你的心目中，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举三个例子吧：

朋友的父亲，院士（去年12月刚去世了）。50年代清华毕业去了新疆，月薪约260块，相当于北京司长的工资；

北京的老同事，毛时代在远郊工作的，每月工资比在市里工作的高13块。两口子一年多挣312块，再添一点钱可以买一台9“黑白电视机。

邻居的父亲，帝都副厅级退休，年轻时档案错了，把他弄成工人身份，他偷着乐了好几年----因为工人工资每月比干部多几块钱。

主席曾说：“手中没米，鸡都叫不来”。主席时代，可不是只讲理想，而是一边讲理想讲奉献，一边在分配上荣誉上向一线、向勇于奉献的人倾斜，不让老实人吃亏。

那时候的人讲奉献，是因为清楚奉献是为了自己的集体、子孙、将来。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只不过这个利益是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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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时代的问题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利益分配和思想教育完全脱节。大道理一套一套地要求别人奉献、批评别人利己，分配的时候使劲往自己兜里划拉。这种情况下，大道理讲得越多，越没人信。精致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只是结果而已。

如我上贴所说，新时代是体制内外待遇差距扩大最快的时代。这里引用一下：

相比我讲的那些毛时代的例子，这样的体制内外差距下，安静河友觉得，大讲理想主义大道理会有怎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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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继续以”贞洁牌坊“为例，谈一谈对下层百姓的道德要求。

1、女性在丧夫后自愿守寡、甚至殉情，这份感情，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

2、一旦”守寡、殉情“成了对全体女性的道德要求，”贞洁牌坊“就变成了压迫工具。

典型的例子是祥林嫂。祥林嫂丧夫后为了避免改嫁逃跑，后来被婆家抓回去卖给了贺老六。虽是被迫改嫁，人们依然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惨死街头时，人们非但没有可怜她，还都骂她是一个“谬种”。

3、一旦”贞洁牌坊“成了压迫工具，那么它一定会被滥用于”贞洁“以外的目的，而在滥用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暴力。

大户人家攀比”贞节牌坊“数量、官员以”贞洁牌坊“数量为政绩，被逼守寡、甚至被活活饿死的女性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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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层劳动者的道德要求也遵循相同的逻辑：

1、下层劳动者自愿以”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可敬的。

2、一旦这个”高道德标准“成了对全体下层的要求，这个”高道德标准“就会成为压迫工具。

3、一旦”高道德标准“成了压迫工具，那么它一定会被滥用于”道德“以外的目的，而在滥用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暴力。这就是我上贴所说的：上层用大道理要求下层放弃利益；下层通过用大道理要求自己和同类来获得上层的认可。

你所说的底层人对底层人最狠，原因在于这种行为是对上层建立的道德秩序的维护、可以获得上层的认可，而不是理想主义大道理的缺失。恰恰相反，其根源正是你所说的大道理。

仍以祥林嫂为例，所有的人对祥林嫂都没有同情，和她一样的底层人理直气壮的践踏她、伤害她、侮辱她、愚弄她，因为她改嫁“有罪”。改嫁“有罪”的依据就是”贞洁“----所以说：这一切罪恶的根源，恰恰是”贞洁“这个在那个时代被奉若圭臬的大道理。

那么今天被奉若圭臬的某些理想主义的大道理，是不是也是某些罪恶的根源呢。今天理直气壮地维护某些理想主义大道理的行为，是不是可能和当年欺负祥林嫂的行为有相似之初呢？

所以，我一直反对用高标准要求下层群众。原因就是刚才说的：

一旦”高道德标准“成了压迫工具，那么它一定会被滥用于”道德“以外的目的，而在滥用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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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问题，但是我脚的你给出的药方是反的。

比如你说的：工人农民工最需要的是利益代言人；比如你说的那些贫苦出身的落马干部。那些道貌岸然的专家、落马的以及没落马的干部，哪个讲大道理不是一套一套的？为啥没人给工人农民工利益带盐？

如果利益分配和道德教育继续脱节，大道理才是阻碍工人农民工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自己因为几句漂亮话、大道理就把自己的利益交出、并要求同类也交出利益，你指望哪个专家领导为你带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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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脚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制衡力量。这种制衡力量，来源于下层对自己的利益（包括金钱利益）的维护。如果下层不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上层一定会肆意践踏下层利益。

51节、38节都是为了纪念芝加哥工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工人权益的获得，不来自于上层恩赐，更不来自于用”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恰恰相反，一旦”高道德标准“成了压迫工具，那么它一定会被用做侵犯下层利益的压迫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