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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言：文革中毛泽东搞忠字舞等形式崇拜( 出自网络 )

文革中毛泽东制止毛泽东像章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活动，有具体的文献说明，譬如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有一篇文献《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就是例子。

　　事实：毛泽东制止毛泽东像章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活动，文献为据：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有一篇文献《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的批语》，内容如下：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六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发出的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

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

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

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指出：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2〕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党史文苑》2004年第03期《毛泽东像章史话》：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他在一片欢呼声中很高兴地接受了红卫兵给他的礼物———一个别了7枚像章的“红卫兵”袖章，当然毛泽东也能意识到这7枚像章是代表了当时全国的7亿人民。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对到处为他塑像表示不满，并在文件上作了“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批示，用“此类事”隐晦地批评制作像章，但并未采取强硬态度。

　　1969年初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周恩来说这番话，毛泽东在事前同意或默许。

　　1969年，“九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强烈表示自己反对大量制作他个人的像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批青年人时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并补充解释说把金属用于造飞机保卫国家上，比制成像章有用得多。

　　毛泽东的“还我飞机”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再加上人们对像章也由狂热盲从开始觉醒，甚至拒绝。

　　1969年6月，毛泽东批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下发全国，“不经中央批准，不准再制作毛主席像章，要尊重热爱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头进行交换”。很多厂家由制作像章转向了民用产品生产，只有个别的专业厂家还少量制作一些，如韶山像章厂。”

　　事实：毛泽东制止搞所谓“红海洋”运动，有文献为据：

　　“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壁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的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特此通知。

　　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事实：毛泽东反对“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提法，有文献为据：

　　毛泽东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7.25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

　　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本文引用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版本）

　　毛主席做过《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又据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记录，毛泽东反感“四个伟大”提法：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据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记录，毛泽东反感“四个伟大”的提法：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事实：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林彪、陈伯达等鼓吹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奴隶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为此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

　　这个材料（注：‘材料’指陈伯达所编《恩克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的广大而己。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己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126/21/442724_9820260.shtml ）

　　事实：毛泽东五次反对在钞票上印上自己的头像。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时，黄亚光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时就准备用他的像，那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然而，毛泽东在审看票样时却说：“我的像不能用，我没有这个资格。”谁有这个资格呢？当大家犯难时，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可以考虑采用列宁的头像。这就是列宁像出现在中国红色货币上的原因。

（出自《毛主席拒绝印自己头像在人民币上汗了谁的颜？》链接：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party/201204/t20120406_677565.html#text）

　　第二次是在陕北，1947年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开。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根据董必武和南汉宸的指示，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开始设计人民币票样。大约在1947年11月，设计出来的票样送到夹峪村后，南汉宸立即呈报给董必武审定。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是董必武题写的。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6个字。

　　当毛泽东在陕北得知票样上印有他的像后，致电董必武，不同意钞票上印他的像，为此，毛泽东非常认真、严肃地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呢？”

（出自《毛泽东拒绝在人民币上印自己头像》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10-07-14/164217805622s.shtml）

　　第三次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的石雷请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说：“现在毛泽东已经当上中央政府主席了，人民币是否可以印上毛主席像?”南汉宸赞同地点点头，说：“此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咱们想到一起了。”随后，南汉宸又摇几下头，深表遗憾地说：“只是，主席他老人家还是不肯啊。前些天，我到中南海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我曾经专门当面去请示主席。主席态度十分坚决，一脸庄重地跟我讲，‘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为我们进城前开会有过决定。

这个决定是1948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其中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厂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歌功颂德、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石雷信服地颔首称是。因为，他也真切地耳闻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实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第四次是在1950年4月，著名美术教授罗工柳、周令钊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进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他们依据国际上各国约定俗成的惯例，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考虑到苏联卢布印有列宁像，美国美元有华盛顿、林肯像，英国英镑有女王像等依次类推，合情合理地认为新中国的人民币应该印上为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备受中国人民敬爱的毛泽东领袖像。于是，他们精心设计出几套形象各异的毛泽东像票券样图：5元券，是少数民族抬着一幅毛泽东像；1元券，是天安门城楼正面悬挂毛泽东画像；2角券，图案上的火车头也挂了醒目的毛泽东像。

　　上述初步方案上报至中央审批时，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极力否决。毛泽东再次态度强硬地坚决反对在钞票上印上他的形象，并且一再严肃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要遵守党的决议，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刷我的像。”

　　第五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了一段与印制毛泽东头像有关的令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的插曲。事情的经过，简单说是这样的：印钞厂的一些人，打电报给人民银行总行，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为正在印刷中的1元券人民币有问题，要求立即停印，声称要印有主席的头像的钞票，并限期总行明确表态。总行及时上报中央，毛泽东得知后再次坚决反对，并要周恩来转达意见：“主席不同意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因而此事才告结束。

　　周恩来总理对第三套票币设计同样十分关怀，作了严格把关与精心指导，并提出了具体的三点修改意见。这套自1962年4月20日起陆续印制发行的人民币，一直到1980年4月15日终止。这样，第三套人民币上还是没有出现毛泽东领袖像。

（ 出自《毛泽东四次拒绝在人民币上印他的》链接：http://www.haodaxue.net/html/66/n-

3166.html ）

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

革命小将们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是遵照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教导。报告原文摘录：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⑷。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这条语录，是革命小将们搞喷气式，戴高帽游街的通行证和护身符。人们天天听到的是这条语录，没有听到谁念王光美的语录。如果说王光美在四清中使用了这个方法的话，那他也是从伟大导师毛主席著作哪里学来的。2016.8.15

王光美所率领的工作组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先搞扎根串联，再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越搞越复杂，到了对敌斗争这一块，办出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互相“搓澡”。但工作队觉得大队领导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混淆是非”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当然，还牵涉到很多其他人。

就是这样的经验被向全国推广，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而全国更是一个庞大数字，并且还在不断升级中，一直到66年毛发动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还没有结束。其实在“四清”中，已经不是惩治贪污腐败，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支持刘少奇，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园经验”，你那个地方就应该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那你就要被整，就是发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额，你那里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贪腐份子。

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这都是“桃园经验”引导出来的。

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园经验”中被迫害的冤假错案反而获得了平反，像那个桃园大队书记吴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并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和王光美。

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像比比皆是。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

文革初期，刘少奇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人数众多，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

当时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棋，蒯大富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

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