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光明日报 董郁玉间谍罪 -- 东方白

谁动了我的窝头

最初知道金无怠的名字还是差不多十年前，那个时候刚刚接触网络，在不多的中文站点上徜徉之际，偶然看到有关金无怠的点滴文字，好奇心使然，便穷追下去，也不过是找到一些从外国网站翻译过来的蹩脚文字，但金无怠这个名字和他的特别身份却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近几年来，网上的中文论坛、博客等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了，看到的关于金无怠的东西也是多如牛毛了，什么“中国在美国最大间谍”“中国的○○七”之类的标题经常映入眼帘，现在偶尔看到类似的题目不用想也能把这些“头衔”和金无怠联系起来了，什么“金无怠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朝鲜战争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让美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之类的“高度评价”也是日渐其多，还有什么他的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这种种越来越离奇的说法让我不禁想起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 “层累说”，层累说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是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事迹愈放大。现在看来，虽然金无怠生活的年代离我们并不久远，但因为现代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以致于让这个本来并不复杂的人物罩上了种种神秘的光环。特别是关于金无怠案件在海外及台港等地多有论述，而在大陆却皆是人云亦云之作，所以我也愿作一尝试，力求揭示这一案件的真面目，还原历史的真实。

一、人生真相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在不仅是绝大多数关于金无怠的文章都有夸大之辞，甚至连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金无怠条目的内容都有不正确的地方。以金无怠的第一份工作来说，有一种说法是他于1938年开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翻译。这样的说法明显是不正确的，据他的妻子周谨予说，金无怠“一九四八年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金无怠是1947年从燕京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他就考入上海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1948年进入美国驻沪领事馆担任翻译。即使没看到周谨予《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也可以一望而知他不会在1938年就为美国工作，金无怠是1922年出生的，1938年他才16岁，试想，美国领事馆会聘用一个16岁的少年担任翻译工作吗？1922年8月17日，金无怠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他的先辈是随同清兵入关的满洲旗人，曾经驻防广东南海，所以他的籍贯通常写作广东南海。但实际上，他的祖先很早就迁往北京居住了。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金国宝凭借法国留学的经历在平汉铁路局任处长，所以他的家境较好。他的父亲娶有两房妻妾，金无怠系庶出，上有两兄一姐，下有一弟。童年时，他的父亲携正室妻子居于北京城内，他与其他兄弟生活在香山的别墅里。这段在山间居住的岁月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后来他身在美国的拘留所中还念念不忘儿时的生活。在北平东城的大同中学完成学业后，他投考燕京大学不中，遂入读辅仁大学一年，第二年再考才进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金无怠入读的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是绝对的精英教育，在燕京大学存在的33年间，全部学生才有9355人，而他所读的新闻系，更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源地，解放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先是并入北京大学，后来又调整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校新闻系的骨干部分。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历史上，名师有斯诺，著名的学生有杨刚、萧乾、唐人等。在燕京大学学生名录（1940-1941）中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在这个名录中还可以发现，和他同期入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周汝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南迁成都。这时候，金无怠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境大不如前，他只身随校入川。金无怠在大学期间并不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回忆说“那时，除了努力念书和兼些工作糊口外，我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我也不喜欢和同学交往的，连同学们约我去参加学校里的团契活动，我也不乐意”，因其身材瘦高，同学还为他取了个绰号叫“挂拉扁儿”（北京方言，即螳螂）。在成都的燕京大学读了两年书后，正好赶上英国军事代表团招聘翻译人员，金无怠就休学考入这个代表团，被派到广东工作。这是他平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关于他为什么去做这份工作现在也成为一个谜，也许是出于爱国热情，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很多都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而去为驻华盟国机构做翻译等辅助性质工作的，当然，更有可能仅仅是迫于生计，据他回忆在英国军事代表团的生活“可以说是烽火连天中的乐园”。在这个英国的机构里他究竟做过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从他考取的翻译职位再加上这个代表团的军事性质，可以肯定他的工作离不开“情报”这个行当的范畴。如果按照网上的某些说法，他是在“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百度百科：金无怠词条内容）的，那么这次到英国军事代表团工作就应该是一种刻意的渗透行为（后面我将会讲到，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怎样说，这应该是他一生情报工作之始，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段经历，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文字记载了，甚至连他曾提及的一同考取的同事“陈和曾”的资料也无从查找。事实上金无怠只在这个代表团工作到抗战胜利，就自动离开了。这次离开的理由是他不想放弃自己所学的新闻专业，他的想法是“应去与专业有关系的机构工作才可以学用一致”，所以他就报考了福建省广播电台，被聘用任国语播音员。福建广播电台在抗战时曾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喉舌，战时随同福建省府迁至战时省会永安县，“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公营广播电台继续播音者，一度仅有重庆、成都、南宁、西安、南郑、永安几处”，战后福建广播电台迁回福州，扩大机构，金无怠就是这个时候到福州工作的。担任这个电台台长的薛敦平大有来历，曾长期担任“中统”的译电室主任，是“中统”特务机关的核心成员，不过现有资料未见到金无怠与薛敦平交往的记录。这份工作金无怠也做了不长时间，他就辞职返回已在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业了，到1947年毕业时，他已在燕京大学断断续续读了七年书。这段战乱中在燕京大学求学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无论多么艰苦，燕大给予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教育。没有燕大的赐予，我是一事无成的”，正因为对燕京大学有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在美国退休后参与了燕京大学的复校活动。大学毕业后，他考进了设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做职员，虽然在他的心中，始终没有放弃从事新闻业的想法，但“那时，找一份新闻工作也不易呢!我只好先做能糊口的工作，再骑驴找马了”，他可能想不到的是，骑上了这头“驴”，就再也找不到那匹“马”了。1948年，他转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任翻译，并在上海开始了第一段婚姻生活。关于他第一次婚姻的记录也不多，只知道他在上海娶的妻子姓仇，他们育有一女二子。婚后，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他们举家随同美国总领事馆迁往香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无怠奉调到韩国，在美军战俘营里担任翻译工作。1952年，他由韩国返回香港，途经东京时，考取了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又译“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从此，真正的进入了美国的情报机关，并工作至退休。让我们来看看金无怠供职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据有关资料，该机构成立于1941年2月，最初的名称是外国广播监听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 Monitoring Service，简称FBMS），在二战期间为美国军方搜集外国的主要是以广播形式出现的公开情报，战后，随着《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的出台，美国改组了其主要情报机构，成立了中央情报局（CIA），原来的FBMS即改为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FBIS），划归中央情报局管辖，最初是由情报分局管理，1976年11月22日后划到科技分局。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再次对情报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直到2005年11月，以FBIS为主体组建了国家公开情报中心（National Open Source Center，简称NOSC）后，FBIS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在FBIS存在的数十年里，其主要工作就是收听全球各地的外国广播，经过翻译、分析、整理成册后，供美国政府各部门官员参考，部分资料也提供给媒体和学术界参考。实际上，FBIS是中央情报局下属的以搜集公开情报为主要任务的情报部门，因其搜集的是公开情报，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即使搜集的只是公开情报，FBIS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为长期以来，公开的信息渠道一直是美国搜集外国情报的主要来源，2008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芬加（Thomas Fingar）透露说，公开情报可以提供政府所需情报的90%，由此可以看出FBIS在美国情报体系中的作用。至于金无怠在FBIS的工作内容，则是“收听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报的新闻，把新闻内容摘要，用英文在打字机上记下后，交给编辑看，编辑认为有价值的，用笔记下，交还给他，他将收听时的录音内容，马上翻译成英文，电送华府总局，作为资料”，说起来这样的工作就是FBIS的日常工作，只是由于FBIS汉语方面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多，并且如金无怠这样中英文俱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金无怠在FBIS深受重用。金无怠加入FBIS后，曾经几次变换过工作地点，最初的几年，他是在日本冲绳工作，1963年，他被调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罗沙（Santa Rosa），并在这里取得了美国国籍。1969年，FBIS准备撤销圣塔罗沙的分局，全部人员拟调回总部工作，金无怠当时因获得美国国籍未满5年，不符合中央情报局的规定，不得不准备离职，并考取了联合国的职位，但FBIS为了挽留金无怠，决定将圣塔罗沙的分局保留至他国籍满5年的时候，金无怠遂得以继续在FBIS工作，并于1970年4月顺利调至总部任职直至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金无怠在FBIS的特殊地位。不过重用归重用，金无怠在FBIS却始终只是一个精通业务的专家，从未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心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路作祟所致。但职务虽然不高，却不能说他能接触到情报层次低。一般看多了《007》之类的西方经典间谍片和国内粗制滥造的所谓谍战剧的人，可能对情报界得出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情报工作就是派出间谍到敌人的保险柜里偷来机密文件。事实上，间谍活动只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获取的信息还需要加以分析，才能产生情报。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里，情报分析才是情报工作的核心业务，至于那些偷“情报”的勾当只是最低级的情报搜集工作，偷来的“情报”究竟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必须是由情报分析人员作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的。而金无怠在FBIS中由一个译员进而成为分析员，这说明他确实已经进入了情报界的核心部门了，此时的他已经取得了“可以参阅机密文件的身份”，也正因为他能够接触到机密文件，在后来美国法庭受审时，对他的主要指控就是集中在1970年后的，甚至他的上司、FBIS中国部的负责人布莱格曼也出庭参与了对他的指证。在FBIS工作时，金无怠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关于这次婚姻，他的妻子周谨予在回忆中给出了前后矛盾的说法，以我判断，这段婚姻的开始很可能是并不太光彩的。金无怠与周谨予结识于冲绳，周谨予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由台湾方面选派到东京联合国军总部“联合国军中之声”广播电台工作的播音员，是反共反到骨头里的人物，而所谓的“联合国军中之声”广播电台，其实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和战俘营作心战宣传的电台，在这个电台工作时周谨予用的是化名“黎明”，她在回忆中不无兴奋的写道“以我的播音唤醒多少战俘营中的义士投奔了自由”，后来周谨予又被调到冲绳，做的还是同样的播音工作。长期的驻外工作使她的婚姻亮起红灯，而恰是这个时候，她结识了携妻带子在冲绳工作的金无怠，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金、周两人都生长在北京，金无怠是专门听大陆广播的，周谨予是专门对大陆广播的，周谨予的三姐还是金无怠的大学同学，所以很快他们交往就多了起来，甚至两人后来分别抛弃自己原来的婚姻、家庭而走到一起，1963年8月，他们在美国加州结婚，周谨予放弃工作，作了全职太太，直到1986年2月金无怠在狱中自杀身亡。在金无怠死后12年，周谨予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详细的回忆了她记忆中的金无怠，虽然其中也不乏她的自辩之辞（尤其是在写到两人曾经要离婚的情节时），但毕竟这本书给我们留下了金无怠身边人的第一手的记录。殊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中还收录了金无怠长达16页的的《自白书》和他与记者陈国坤的谈话记录，成为今天研究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分析他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中还有他讲述的自己为中国“提供情报”的一些细节。金无怠在FBIS工作的最后十多年中，可谓是顺风顺水，俨然是该机构的中国问题权威。1978年FBIS准备在韩国釜山设立监听站，金无怠就成为负责筹建工作的不二人选，直到1979年底完成这项工作他才带着周谨予一同返回美国。1981年，金无怠向中央情报局申请退休，由中情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主持了他的退休仪式，并为他颁发了纪念章和奖状。嗣后，中情局还为金无怠推荐了一份赴荷兰的工作，据我推测，这个准备录用金无怠的荷兰机构很有可能是“国际文件与新闻中心”，这个机构与FBIS的工作性质非常接近，可以说金无怠也是这个机构所需要的专家。但金无怠受邀到荷兰考察一番后，感觉当地税收太重，于是就没有接受这份工作。但金无怠退休后也并非无所事事，他继续从事着文字翻译的工作，还参与了为燕京大学复校而展开的活动，另外还用为中国银行代办贷款的名义广泛活动，在他退休满一年后（FBIS对退休人员离境的最低要求），他就以办理贷款的名义于1982年2月6日乘坐只有五名乘客的中国民航班机飞往了北京。此后，他也曾几次离开美国，但却对FBI对他的监视浑然不知。直到1985年11月22日被捕为止。

二、案件背景

要说清楚“金无怠案件”的深层次背景，孤立的看他这一桩案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把视线转回到1985年，那个被新闻界称为“间谍年”的冷战高峰时刻。之所以1985年有着“间谍年”的称谓，是因为虽然间谍活动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停止过，但那年世界各地曝光的间谍案不只数量多，而且“都具有间谍活动中最惊险的成分”（1985年美联社年终专稿语）。那让我们且看一看金无怠案件在1985年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案子吧。我们注意到，金无怠是1985年11月22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在他被捕的前一天，31岁的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约翰·杰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罪名是向以色列提供机密情报；而其后不久的11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通讯专家罗纳德·佩尔顿（Ronald Pelton）因向苏联出卖机密情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这一系列间谍案件在短短几天内集中破获（另外还有喧闹一时的“沃克家族间谍案”也是在那段时间宣判的），显然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众所周知，对间谍案件的侦查，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在经过工作锁定嫌疑人且取得证据后，何时破案简直可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所以在情报界把处理这个问题称作“经营案件”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在人类经过几千年的间谍与反间谍的较量后，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保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都不会对间谍做出露头就抓的事情来的，对暴露出来的间谍，基本上都采取监视的措施，以期放长线钓大鱼，除非是被监视中的间谍有可能泄露极其重要的情报，或者该间谍可能脱离监控，或者该间谍已无监视的价值，或者是纯粹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必须加以逮捕。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力量的国家，在谍报战中当然深谙其道。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金无怠案件发生前后的这三起间谍案，显然并不是因为第一个原因而采取的行动，因为他们三人当时都接触不到核心情报，特别是金无怠，已经退休几年了，这样的人还能提供什么关键性的情报必须马上加以制止呢？他们三人中只有波拉德试图向以色列大使馆寻求避难，却被大使馆逐出而遭到逮捕，金无怠与佩尔顿则对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懵然无知，谈不上脱离监控；至于说到监视的价值，至少可以说这三人被捕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彻底查清他们所属的情报网络，按照常理，这是应该继续监视的。由此看来，美国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仓促抓捕为不同国家提供情报的三个间谍，其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了。我认为，这个政治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当时因绑架苏联间谍尤尔琴科给美国情报工作造成了被动局面。当年8月，苏联的高级情报人员、克格勃第一总局上校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曾任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反间谍工作负责人）在罗马投奔美国，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重要情报，美国曾大肆宣传，声称这是美国“在间谍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不成想，在11月初，尤尔琴科却突然脱离中央情报局的监控，逃回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尤尔琴科指责中央情报局绑架、关押、拷打他，并使用化学药品向他套取情报，他的指控引起舆论大哗，苏联政府也谴责美国的行为是国际恐怖活动，一时之间美国情报界成为众矢之的，给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名声，使美国的秘密工作陷入僵局。美国政府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展示美国也是国际间谍活动受害者的形象，才采取突然行动在几天间抓了为不同国家效力的多名间谍。当然，我说金无怠案件是因尤尔琴科事件而起的，并不只是因为尤尔琴科事件与金无怠等案件在时间上很接近。且看，在美国接连破获了金无怠等三起国际间谍案，美国报界宣称“美国反间谍能力增强”后，代表总统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却在当年12月4日莫明其妙的辞职了。按理说，美国情报界在接连破获大案后，作为总统的情报工作助手，麦克法兰即使不能加官进爵，也应该指挥美国情报机关继续前进啊，而他却辞职了，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大有玄机。而这个玄机就是麦克法兰成为尤尔琴科事件的替罪羊，毕竟出了这样的大事，是需要有人来负责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凯西固然责任最大，但其位置过于敏感，如果下台影响太大，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虽然位高权重，却不需要国会任命，所以尤尔琴科事件只好由麦克法兰来顶缸了。这也正好说明金无怠等三人之所以在这个微妙的时候被捕，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顺带说一句，这个麦克法兰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虽然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上下岗了，却丝毫不能降低他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奉献的热情，后来的“伊朗门事件”就是因他而起的，当然这是后话了。在连续破获这三起间谍案后，美国总统里根在对公众的讲话中称，美国是国际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间谍活动的严重威胁，但“政府将毫不迟疑地根除任何国家的间谍”。里根的话听起来好象美国是间谍活动的最大受害者似的。不过这连续三起间谍案所涉及的国家却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以色列—美国的传统盟国，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是介于敌友之间的国家，苏联—敌国，盟国、中间国家、敌国都对美国开展间谍活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岂不是受到严重威胁了吗？这三起间谍案成为教育美国人的最好的案例。事实证明，美国官方以接连破获间谍案的方式确实是成功的转移了媒体的视线，化解了公众对情报界的信任危机。最终这三名“间谍”的结局是，金无怠于1986年2月等待宣判时在拘留所自杀身亡，佩尔顿于1986年12月被判处终身监禁，波拉德于1987年3月被判终身监禁。

三、间谍行为

前面说到，金无怠始终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公开情报机关工作，而逮捕金无怠又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来分析一下金无怠提供的“情报”的价值。1985年11月2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东区地方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金无怠一案，这次审理中控方提出了对金无怠的十七项指控。其中最关键的指控是金无怠于1952年向中国提供了朝鲜战争中战俘营地点的情报、金无怠多次与中国的情报人员接头送出情报、金无怠由FBIS携走多份情报拍照后交给中国方面等，并提及“有时金送出之文件，由二位译员用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译完”。因金无怠的行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法庭还禁止金无怠律师的保外候传的申请。金无怠自诩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功臣，在他被捕后对自己出卖情报一事供认不讳，同时强调是自己的努力使中美关系得以缓和，因此，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据他在《自白书》中说，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先是交兵于朝鲜，后又对峙于越南，关系势同水火，而中国又与苏联交恶，所以中国处在孤立之中，“那时我想如有一条可以直达中国最高领导的专线，则可在适当时期把势同水火的中美两国透过这条专线来消除表面接触时所必不可免的极端猜疑和猜忌，而达成逐渐修好的情况”。这种机缘在他1970年4月调入FBIS总部后得到了，此时的他得到了可以参阅机密文件的资格，作为“中情局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政治情况了如指掌”，他看到了尼克松总统给国会的一份特别报告，提到中国人民是“伟大而有生命力的人民”、“美国应尽力促成和北京修好”，他说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已因1969年2月（此时尼克松刚接任总统）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而陷入僵局，金无怠认为尼克松的报告是美国欲与中国修好的重要信号，将这一消息传递到中国的高层将会为“中美合好打开了大门”，所以他就在1970年6月将尼克松的这份报告交给了中国有关方面，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就广为世人所知了，先是当年国庆节时，毛泽东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城楼，并向斯诺表示了和美国缓和关系的愿望，然后就是中美“乒乓外交”，中美关系由冰封走向缓和。金无怠认为他送出的这份尼克松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也是他对中美两国最大的贡献，他说“如果毛不是知道尼克森（松）总统有意和中国和好的底牌，大约是不会这样说的”，他这里所指的“底牌”指的就是1970年6月他送出的尼克松的报告。目前网上关于金无怠的种种“传说”中也都持这一论调。如果真的是金无怠于1970年6月送出的那份报告使得中美关系改善的话，那么他确实是应该名垂青史的。但遗憾的是，历史的真相和他一个人的“口述史”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可靠的材料来推翻他的说法。熊向晖写有《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文，详细记述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毛泽东安排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的情形，四位老帅经过认真分析，于7月11日、9月17日分别向中央提交了名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在后一份报告中，四位老帅根据国际形势作出了“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的判断，正是四位老帅的判断才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思路，熊向晖的结论是“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四位老帅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确实是非常精准到位的。事实上，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上任伊始就出于遏制苏联的目的，极力寻找与中国修好的机会。1969年3月中旬，美国务卿罗杰斯发表讲话对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而不能举行中美华沙第135次大使级会谈“表示失望和特别遗憾”，7月，美国宣布取消美国人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取消对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随后，尼克松又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话，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并称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以示诚意。当年9月，苏联总理柯西金专程绕道飞抵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10月中苏又重开边界谈判，中苏关系趋于缓和的迹象进一步刺激了尼克松，尼克松立即向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下达了死命令，要求设法与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美国愿意恢复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当年12月3日晚，在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示会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紧追为躲避美国外交官而匆匆离开的中国使馆人员，直言“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与中国进行重要的、具体的会谈。”面对美国的急迫愿望，中方也释放了善意，于12月8日决定释放1969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鲍德温和唐纳德。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因此得以恢复，接连举行了第135次、第136次会谈，在1970年2月10日举行的中美华沙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上，中方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索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意接待。”从而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指挥部署下，为后来基辛格访华奠定了基础，冰冻三尺的中美敌对状态开始解冻，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拉开了序幕。无论是四位老帅做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建议，还是中美在华沙的接触取得重要进展，都是发生在金无怠所说的提供尼克松的那份报告之前，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还曾经亲口说出：“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显然金无怠所说的是他为中国提供了美国的“底牌”以致影响了中美关系进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所谓的“在中美两国化敌为友及结成盟邦方面起过关键性的作用”的说法更是不足为凭。尼克松报告的份量有多重，美国人倒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对金无怠的指控过程中，并没有把这份金无怠一再强调如何重要的尼克松的报告作为美国的机密来追究。对金无怠在1952年“向中国提供了朝鲜战争中战俘营地点”的情报的指控说来也是可笑的。朝鲜战争的和谈是从1951年7月开始的，1952年的朝鲜战争是打打谈谈的，影响双方谈判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战俘问题，因为当时“联合国军”一方掌握的中朝战俘人数远远高于中朝一方俘虏的“联合国军”战俘，所以在谈判中，美国方面就大做战俘文章，对此中朝一方坚决反对，双方因此而屡起争执。掌握战俘的真实情况对中朝一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巧的是金无怠在当年进入FBIS之前正是在战俘营里为美军作翻译，他确实是能够了解一些战俘里的情况的，至于战俘营的地点他当然是清楚的，但这一条指控甚至在庭审中都被证人推翻，因为“中共战俘营座落方位是公开的”，根本不能成其为机密。而且在1951年7月中朝一方与美方在第一次谈判接触中，美方代表乔埃就首先提出了双方交换战俘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探望战俘的主张，从双方正式渠道交换的资料中即可以找到战俘营的位置情况，至于当时朝鲜劳动党在战俘营中的地下组织更是有可靠的渠道（这一渠道也为中国战俘所间接使用）把消息传递到中朝首脑机关。据金无怠讲，他1952年由韩国返回香港，见到了早就认识的在北京红十字会任职的姓王的医生，两人自然谈起中国战俘营的一些情况，同时，王医生给他带来了出售金家在香山别墅得到的两千港元，他将这笔钱与其大哥、二哥平分，这件事情就被控方作为他出卖情报获取利益的罪行在法庭上提出来了。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有王医生“曾给他以革命的影响，导致他为中共服务”的说法，这种说法为金无怠所否认。至于金无怠与中国方面的真正关系，除了他自述的出于帮助中美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主动提供情报之外，更主要的还是金钱关系，这种金钱交易使得他在美国法庭受审时还得到了一项漏税的罪名。金无怠不认为（至少是在他的自辩中不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做双面间谍的，他说：“金钱可以发生‘风筝线’的作用，使得风筝不致随时飞走，我为了表示要保持‘不飞走’的态度，以维持我所要保存的专线的畅通，所以才发生了这个金钱上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他收钱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表明自己长期供给情报的心迹。关于金钱与情报员的关系，著名的苏联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在评论自己曾长期供事的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即军情六处MI6）的做法时有这样的说法：“总的说来，秘密情报局愿意把它的情报员的名字列入其领工资人员的名册里，因为他们接受报酬后就可以听话了。不接受报酬的情报员往往不服管束，很麻烦。”从这个情报机关花钱买情报的通例来看，金无怠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他接下来的说法就让人对他前面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他说：“实际上我所收受的金钱的大部分，都用在资助七八位大陆来美读书和立足的青年身上，希望这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贡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确实是资助过几位到美留学的中国青年（都是他的亲属和旧交的子女），这都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他收受金钱却可以追溯到50年代（至迟也是在60年代），那么前30年他接受金钱的行为怎么解释呢？在周谨予的笔下，金无怠好赌好色（甚至二人因此曾闹婚变），“放浪形骸，及时行乐”，金无怠也自认自己的人生观是“游戏人间”，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出卖情报得到的钱很可能就是成为供他自由支配的“小金库”了。对此，台湾学者张永诚看得很清楚，他说：“金无怠原本就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任用，并非中共训练再派出去卧底的特务，而且是在双方建交之前即已出售情报给中共”，说白了，这种关系其实就是与崇高理想毫无瓜葛的金钱交易关系。在法庭上，FBI的探员也说明了金无怠是为了钱而出卖情报的，甚至在1981年他退休后，“曾担心失去中共方面的信任和待遇，曾伪称另受雇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并谎称从该局取到一些资料，其实所谓资料，却摘自市场销售的描写特工的小说《迷宫》的一些章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美国从事电讯情报和信号情报侦察的机构，前面说到的佩尔顿就曾供事于这个机构，而《迷宫》（PUZZLE PALACE）一书是美国记者詹姆斯.班福德撰写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幕的著名作品，1984年国内就有中译本印行了。金无怠把这样一本公开发行的书上的东西当作秘密资料来卖，显然他说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动机是无法解释这种行为的。为金无怠作证的唯一证人、乔治城大学教授史宾勒对金无怠泄露的情报的价值是这样评价的，“其实在报章杂志、图书馆，到处均可获得，被告所送的资料并无惊人的内容”，控方的回应也是轻描淡写，金无怠提供的文件“使中共得知美国如何研究中国之作业”，“即使一份普通的文件，也隐喻重要内涵”。此外，所有的指控中，虽然屡屡提及金无怠为中国提供情报，但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金无怠是受中国有关方面派遣到美国从事情报工作的，即金无怠是中国的情报工作人员，其实只凭这一条即使金无怠在FBIS的30年里什么都没做，都可以给他定罪的。但在起诉书中却没有这个说法，甚至是金无怠在自己的《自白书》和答记者问中也没有承认，这足以说明金无怠事实上并不是中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一条确切的证据，周谨予曾经问过金无怠是不是利用她的台湾背景来做掩护的，金无怠明确的说在与她结婚时，“并没有与中共来往” ，请注意，金无怠在这里用的字眼是“与中共来往”，而不是“为中共工作”，何谓“来往”？我理解就是金钱与情报的交易，至于网上所谓金无怠“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的说法真是不知从何而来。金无怠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30年间，可谓是尽心尽力，考绩极佳，所以才会在退休时享受殊荣。但这样一个人美国是怎么揪出来的呢？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捕后于午夜时分从拘留所里给周谨予打来电话，提到他被捕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从大陆逃了出来，要求政治庇护，可是，又没有证据，他说，他认识我，所以他说了我的名字。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他还说等天一亮他就可以回家了。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明金无怠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天亮后金无怠当然没能回家，关于他被捕的事情却立刻由新闻机构报道了出去，更蹊跷的是，竟然决定当天下午就开庭审理他的案件。这说明FBI对他的监视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