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起运十，就想提起国内原来的俄制图-154客机 -- yg1993

国企简史之十四｜1970年代“洋跃进”盲目引进，国营经济徘徊在改革前夜

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诉求迅速释放出来，如何尽快改变国民经济落后面貌，将“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耽误的时追回来，就成为1977年至1978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国长期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战略的改变。相反，由于新的领导层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顾当时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实际情况，在中国重搞“新的跃进”，而且，企图通过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的现代化。

在这种“左”的冒进思想指导下，国营企业依然充当着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政策工具。

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纲要》

在“新的跃进”指导思想之下，各部门、各地区都在酝酿实现“新的跃进”的规划。煤炭工业部于1977年10月提出到1987年煤炭产量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到本世纪末进一步达到20亿吨。同年11月冶金工业部向党中央汇报钢铁工业规划，提出钢产量到1980年达到3500万吨，到本世纪末建成20几个鞍钢，钢产量达到1.6亿吨以上，超过美国。

在各部门、各地区“新的跃进”计划的基础上，中央决定重启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规划。

早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1976～1985年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十年。由于“文革”的爆发，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立即着手重启“四个现代化”计划。

1977年11月24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与此同时，国务院对《十年规划纲要》进行了修订，并于1978年2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这些文件提出，在20世纪的最后23年，经济发展分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

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两个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为“六五”大上做准备。

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000亿公斤，钢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

为了实现生产的高指标，相应拟订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如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20个大项目，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等5个港口等。

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高指标的《汇报要点》，并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贯彻执行，并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一些指标一同写进了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这个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设想，显然仅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1977年开始，根据以往我国技术引进的经验，特别是“文革”后期受到“四人帮”干扰的“四三”方案的经验，将目光转向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大规模使用外资。

在“新的跃进”的指导思想下，首先是加快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

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上，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年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400亿美元准备向外国借款。同年8月，国家计委将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原来的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

1978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央批准各部门的总额为85.6亿美元。7月份以后，经过层层加码，大幅提高了引进国技术设备的规模。

1978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给以后造成了巨大隐患。

197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付迅速扩大的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不得不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来弥补。

当时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1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

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然而，光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需投资300亿元，可见，如此巨大的引进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而且从1978年确定的22个引进项目来看，这些项目仍然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这也反映了当时的领导层依然遵循着早年形成的工业化战略。

尽管1978年引进的这些项目，是一批我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特大型项目，引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批项目建成后都已成为我国的大型骨干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1979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历史性地达到170.6亿元，造成了国民经济一时的过热膨胀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迫使国民经济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

1979年4月，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政策，“洋跃进”运动被终止了。

本系列文章是在剧锦文先生《国企简史》文稿的基础上，编辑压缩、改编而成。由于篇幅所限，仅采撷其要而去其详述，由此产生的表述不清晰、不完整问题，由编者负责。如需完整了解相关内容，请关注《国企简史》文稿动态。

当时，我国重型卡车年产量一直在几百辆徘徊，而且技术落后、质量不稳定，国防建设急需的重型越野汽车迟迟研发不出来。面对“有炮无车”、“有弹无车”的尴尬局面，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但是，有时想买别人还不卖，只能花钱通过第三国转口。

当时国家的“库银”不足百亿元，国计民生每天都要花钱，但国家仍然咬紧牙关进口军队和建设部门急需的重型卡车。仅1976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进口重型卡车的费用就高达2亿美元，而且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步伐加快，所需重卡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算了一笔账，按照这种进口规模，10年后就需要20亿美元。如果我国现在拿出20亿美元自己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型汽车厂，10年后将不再进口重型卡车，最多花点小钱进口零部件。于是，建设重型汽车厂进入国家的议题。

作为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汽车厂，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汽和二汽，新筹建的重型汽车厂被称为“三汽”。为筹建三汽，饶斌决定抽调曾任一汽党委副书记的方劼、时任二汽发动机厂党委书记的李岚清、时任一机部汽车局总工程师的郑正梠，组建三汽筹备组，后来筹备组发展到百十来人。饶斌要求，三汽要技术先进，起点高，批量大。为借鉴国际先进技术与经验，决定走与外国合资的道路。

1978年，机械工业部组团到欧洲和美国考察国外汽车工业，由副部长杨铿带队，考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国内最为紧缺的重型车和轿车上。代表团到达了美国、德国、奥地利，考察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奔驰、大众、斯太尔等国际知名汽车公司，并与这些公司进行了意向性交谈。

由于三汽处于新组建状态，只说要建设国内第一、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汽车厂，对于具体规模，中方也不清楚，考虑国家急需，最初提出三汽生产纲领为15万辆。在合作方式上，当时只提技术引进，让国际大汽车公司有所疑虑。据原三汽筹备组成员李龙天回忆，在和奔驰公司谈判时，当中方提出要建设年产15万辆的重型汽车厂时，奔驰公司表示他们的重型汽车年产量也才8万辆，建议中国最好从6000辆起步，搞一个“先行工厂”试试。

根据考察结果，再结合国内现状，三汽的纲领减到年产5万辆，后来又降到2.5万辆，受国内经济调整影响又降到1万辆。截至1979年3月，中方已与美国的通用和万国公司、德国奔驰公司、瑞典沃尔沃公司、法国贝里埃公司接触过。对于中方要求引进技术的想法，西方大公司也不愿意，技术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怎么能轻言卖呢？他们更愿意卖产品，奔驰公司明言：“我们只卖产品，不输出技术。”就在此时，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一个新思路——合资。

1978年10月17日，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率领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中国，就引进重型汽车生产技术问题与中汽公司和三汽筹备组组成的代表团在北京饭店整整谈了一个星期。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次与美国的跨国汽车公司进行合作谈判。由于双方认识方面的巨大差距，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中方只愿同美方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美方不愿意将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在谈判陷于困境时，美方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合资经营”，这是中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墨菲对合资经营做了形象的解释：‘简单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这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家庭。’”

对于墨菲的比喻，当时中方不敢认同，共产党人怎么能同大资本家“结婚”呢？但美方提出的合资经营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于是，中汽公司谈判代表团写了一份题为《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重型汽车厂的情况》的简报，将谈判情况如实上报。谁也没想到，这份简报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催化剂作用。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这份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示：“请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同志传阅。”邓小平在简报上，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语。

在极“左”思潮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邓小平的批示如同拨云见日。没有这个批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估计还要很长时间的摸索。由此，中方和美国通用的谈判得以继续。谈判中，墨菲代表通用公司表态，固定资产双方投资，流动资金贷款解决，通用公司认股45％。双方一共进行了三轮谈判，最后在北京签了备忘录：通用先送6辆重型卡车来中国试验，双方互派专家小组研究产品的选型和发动机联合研制，双方各派6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费用各自负担。

除了通用公司外，其他几家公司远没有这么热情。中方基础这么差，双方合资经营，要是亏损了，投的钱岂不打了水漂？沃尔沃公司表示，如果合资经营，只愿意投资4％；美国万国公司只愿意投资6％～10％，其余由中方投资和贷款；法国贝里埃公司更是言辞闪烁，根本不正面回答中方的咨询。

1978年12月，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一机部、外贸部共同讨论三汽建设方针，就资金、厂址、建厂规模等问题达成共识。

一是必须充分发挥重型汽车“老根据地”的作用，按照专业化、大协作原则，尽量利用老厂改造新厂，而不是像一汽、二汽那样集中建新厂。

二是在建厂程序和规模上，用“滚雪球”的方法，建成一个，投产一个，争取出口，赚了钱再扩建，把利润留给企业再投资。分两期建成，第一期达到年产2.5万辆，第二期达到年产5万辆。步骤上，在建设装配、冲压厂和科研中心的同时，先建有出口条件的毛坯、零部件和总成厂，以弥补一部分建厂期间所需外汇。

三是尽量利用自制设备，只需引进必需的控制系统，即部分冲、铸、锻设备以及精密设备和仪器，以提高现代化水平和稳定性。也可技贸结合，60％～70％的设备可以在国内自制。

四是提前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除一机部劳动局已经分配给三汽的招生指标外，利用合营条件，选派技术人员到国外参加联合设计，共同进行样车试制。

五是把科研中心的引进和建设放在首位。根据日本的经验，引进新技术的同时，立即进行现代化技术的吸收，由仿制转向创新。

“周游列国”发现差距

虽然通用公司对三汽项目态度积极，但饶斌认为，如此大的建设项目，一定要做到小心谨慎，货比三家，还需对其他公司进行调查。1979年3月21日，一机部组成以饶斌为团长，包括张建飞、孟少农、方劼、李岚清等20人的代表团，出访美、欧、日。代表团先后考察了瑞典的沃尔沃公司，英国的贝福特汽车公司，美国的福特、通用、万国、美利坚汽车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奥地利的斯太尔公司以及日本的五十铃公司。考察为期一个多月，有人戏称是“周游列国”。

代表团20余人，皆是从事汽车工业一辈子的老汽车人，是资深汽车工业专家，但这次考察，仍然让他们产生深深的震撼。在这些发达国家，公路上几乎见不到中型卡车，卡车向轻、重两极发展，城市里跑的几乎全是2吨以下的轻型车，干线公路上跑的全部是重型卡车，而且绝大部分是集装箱运输车或各种专用车厢，各种专用重型货运汽车成为物流运输的主要工具。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型汽车成为火炮、坦克等军事运载工具，也为大客车、石油、林业、矿山、建筑机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考察团成员一致认为，重型卡车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一定要尽快把重型汽车发展起来。

当时，国际市场对重型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世界上的大型汽车制造公司都在考虑发展和提高重型汽车的生产能力。沃尔沃公司的产量大半用来出口；通用公司正在建设“世界卡车中心”，大力发展重型汽车以抢占国际市场；以轻型车为主的五十铃公司也在筹划发展重型汽车；苏联投入50亿美元，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年产15万辆的卡玛斯重型汽车。与之相比，我国反差巨大，四五吨的中型卡车占80％以上，新建的二汽主打产品是5吨重卡，还没投产就已经落后。轻型车和重型车更是落后，我国年产均不过千辆。军方急需的7吨级大功率三轴全驱动重型越野车，由于国内无法生产，每年需从法国进口几千辆，1978年又花费5000万美元从德国进口1000辆。考虑到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急需，上马三汽正是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

根据考察所得体会，考察组给中央写出报告，总结了我国汽车工业的三大差距。这在张矛著的《饶斌传记》中有详细介绍。

一是在科研、设计、试验三方面差距惊人。考察团所到的各家公司，无论大小，都有非常现代化的科研、设计和试验中心，集中大量科技人才和完善的设备。而我国汽车工业对这三方面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舍不得花钱，投入几乎是零。如不快速改变这种情况，不可能造出高质量的汽车。

二是卡车制造技术有巨大差距。国际大公司之间，虽制造技术各不相同，但新建厂的自动化水平较高，机械加工、焊接、装配同在一条生产线上，往往一条线上进行多品种生产；质量控制变成生产工序的一部分；机械设备不盲目追求精巧，许多加工设备有从液压回到机械传动的趋势；电子计算机普遍应用于生产，用电子计算机控制高价仓库普遍；制造过程运输全部机械化和自动化，任何零部件加工过程中绝不允许落地；铸造方面，多数是按不同材料和品种组成的大流水线生产的专业铸造厂，生产场地十分注意通风、除尘和环境保护。

三是在企业管理上需要学习其合理有效的方法。国际大汽车公司都有充分的行政和经济自主权，政府只通过政策、法令和税收指导影响企业，如规定不同时期汽车的油耗、污染和噪声需达到的标准。在管理上重视计划，注重效率，注意节约。日本企业普遍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并给予奖励。企业普遍采用电子化管理手段，管理效率非常高。

“洋跃进”使三汽未上马便下马

在考察完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公司后，饶斌回忆：“除日本外，沃尔沃、通用、万国、福特原则上都同意与我国合营，但具体办法只有通用谈得比较深入。通用公司肯定其投资可以占40％～49％，固定资产双方认沽投资，流动资金由合营公司贷款。但对合营公司的零部件是否达到100％的自制率以及利润和出口保证问题，双方分歧很大。最后，把百分之百的自制率和25％的出口率作为奋斗目标。外企在中国的利润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为原则。”

国家计委听取中国汽车考察组的汇报后，同意汽车工业吸收外资，积极筹备三汽建设，同时提出，寻找重型汽车合资合作对象时，要货比三家。此外，要先引进科研设计、实验设备，建立研究中心，培养技术力量。以老厂为基础，发展我国重型汽车力量。

就在一机部鼓足劲准备筹建三汽的时候，由于“洋跃进”，全国各地进口太多，几乎花光了国家所有的“库银”，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无钱支付而毁约的事件，国际影响恶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国家1979年4月不得已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由于三汽建设需要国家投资几十亿元，所以被列入调整范围，最终尚未上马便下马了。来源：中国汽车报

（本文摘编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汽车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1978年6月份，毛主席已经离去两年了，也“粉碎”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已经当权的大人（应指华主席）在某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这次崇洋大跃进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增加了国内国营企业的经营的困难和人民生活的艰难，也给国家已经有序的经济建设增加的危机。盲目无序上马，最后一刀切一锅端下马，包括国家战略项目也一刀切下马。

用中国先进技术换取国外落后设备的事情，公开的有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用中国的四代核反应堆技术，加上1000亿美元，与美国交换引进了美国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金一南曝出，中核集团改开干将康日新，涉及间谍案，向外国出卖中国核材料情报和技术。

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先进”焊接系统，价格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当年的zYa反康华官倒事件终止。1992年如饥似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中国人终于通过与法国一家公司交流合作，引进了法国价值12亿美元的电子数控设备，这时，自认为“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才如梦方醒，自己在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研发出来的“落后”技术，被日本人无偿拿去卖给了法国人，然后自己又高价买回来贴上了法国“先进技术”，却是自己十年前抛弃的“落后技术”的产品。

1984年，为扭转崇洋媚开放大跃进带来的巨额财政亏空局面，大人指示盲目收缩，对正在追赶的电子工业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大人为了解决从洋改开造成的国家宏观经济紊乱和财政问题，砍掉一切支出，改原来政府拨款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简称毁灭中国电子工业的“拨改贷”政策出台了，电子企业不仅断掉了资金来源，还要支付高额银行利息，而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

这样大人领导的官家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然后大人说国营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是左倾路线，要实行厂长承包制，给厂长高工资，提高厂长的积极性。

大人不懂经济，搞洋跃进造成国营企业连续不断的亏损，在1994年终于由朱相对国营企业体系实施了最后一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