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毛文集看庐山会议之前的资料，某些河友思想太狭窄了 -- 真离



1980年9月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正在听彭真汇报两案的审查情况。

听完汇报，邓小平说话了：“起诉书可以用，不能有一丝侥幸。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邓小平的一句建议，让黄永胜等人的量刑轻了一些。

最终，黄永胜判了18年，吴法宪判了18年，李作鹏判了17年，邱会作判了16年，江腾蛟判了18年，每个人都是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们再看另外几人的判罚，江青死刑，缓期两年；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20年徒刑，陈伯达被判18年。

回到邓小平说的那句“有功轻判”的话，黄永胜等人有何经历，有何功劳？

1、黄永胜曾是一名悍将，立功无数



黄永胜出生于1910年，湖北咸宁人。

曾参加秋收起义，后来跟随毛主席等人上了井冈山。而黄永胜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给改的呢，意思是要永远打胜仗。

从井冈山时候起，历次反围剿战争，黄永胜未曾缺席。1932年，黄永胜已经是红二师师长了。22岁的师长简直不可思议。

1933年，黄永胜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这三等红星奖章非常难得，意味着获得者骁勇善战，英勇坚决。

长征当中，黄永胜也是突击的一把好手，尤其在乌江战役中，表现非常出色。

在反围剿和长征时，林彪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兄弟，曾经说道：作战的事情交给黄永胜，就可以放心了。

抗日战争开始，黄永胜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先后担任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担任过晋绥联防军第二教导旅旅长。

1945年之后，黄永胜调到了东北军区，曾担任东北野战军45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了第十四兵团、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黄永胜都没有落下。

他讲究兵贵神速，其部下都是悍不畏死的猛将，所以，战绩相当突出。

在东北野战军期间，黄永胜和林彪很对脾气，他很敬佩林彪，黄永胜曾对外说道：我一生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林彪。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黄永胜也曾经大发豪言：一个四野，就能打败蒋介石了！

一个字：“狂”！

但确实有狂的资本。

丁盛将军晚年回忆时说道：“黄永胜非常擅长打硬仗......”

没有人能比定盛等人更熟悉黄永胜了。

本来，有计划让黄永胜第一批次去朝鲜作战的，但是，黄永胜那时有些见不得光的作风方面的丑事，于是，邓华带着13兵团的主力去了朝鲜。

后来，黄永胜也去了朝鲜战场，只不过，是1953年去的，担任的是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接替的是韩先楚将军。

在军事生涯中，黄永胜立功无数。

但是，在和平年代，他走了歪路，跟着林彪犯了一些错误，于是乎，成了阶下囚，最后被审判。

功是功，过是过，黄永胜有作风问题不假，跟着林彪犯了些错误也是真的，但立下很多功劳，一样也是造不了假的。

1983年，黄永胜病逝，年73岁。

2、吴法宪和李作鹏，也曾是英雄

六十年代末的林彪，手下有所谓的四大金刚，分别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黄永胜我们就不多说了，在出事前，曾担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是政治局委员。其他几位功劳和职位如何呢？

这一节，我们就说说吴法宪和李作鹏。



（1）吴法宪

此人出生于1915年，比黄永胜小五岁。

15岁参加革命，17岁就入党了，反围剿战争，长征，一个都没落下。这就是传说中的“红小鬼”。

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林彪领导的一一五师343旅685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要知道，此时的他仅仅22岁。

真的是英雄出少年。

解放战争后期，曾担任39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军长是刘震，这是重要的空军奠基人之一。

后来，刘震担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而吴法宪就此担任了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看得出来，刘震和吴法宪是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林彪手下的虎将，都曾参加过辽沈、平津和衡宝战役。

1950年年初，吴信泉担任了39军军长。而刘震进入了到了空军，吴法宪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建国后，吴法宪和林彪走得越来越近了，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晚节不保。

1950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7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政委，1965年担任了空军司令员。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吴法宪担任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

按理来说，吴法宪立功很多，而且做了多年的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政治思想应该比较强，但是，谁能想到最后出了问题呢？

如果不是吴法宪，林立果能快速升职吗？如果不是吴法宪，林立果怎么能随意调动飞机呢？

所以，做了大半辈子的政治工作，最后阴沟里翻船了。遗憾！

2004年，吴法宪病逝，享年89岁。

（2）李作鹏



这也是个“红小鬼”，出生于1914年，早早参加革命，反围剿、长征，都是有参与的。

李作鹏在抗战时，职位并不高，仅仅是115师的一个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后来担任了山东军区的一个处长。

看其早期履历，不是一线直接和敌人对战的。

但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李作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初，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部的一个处长。后来，担任了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个一纵的司令员就是名将李天佑。

跟着李天佑，李作鹏参与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也曾深度参与了锦州战役。

在辽沈战役中，李作鹏的出谋划策对消灭廖耀湘兵团有着巨大的作用，这是功劳一件。

其后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李作鹏发挥出了很强的军事能力。这被林彪等人看在了眼里。

建国后，李作鹏担任了十五兵团的参谋长。1955授衔时，也被授予中将军衔。

此后，在老上级林彪的欣赏下，李作鹏步步高升，到1968年时，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妥妥的海军一把手。

鉴于老领导的知遇之恩，李作鹏对林彪非常的忠心。

吴法宪掌控了空军，李作鹏掌控了海军，这对林彪是一大助力。细思极恐！

1971年的9月13日之后，李作鹏的职业生涯算是到头了，纵然立功无数，天赋出众，也难逃被审判的命运。

2009年，李作鹏病逝，享年95岁。如果没有六十年代末的错误行为，李作鹏的人生一定是非常辉煌。

3、邱会作和江腾蛟，江腾蛟判刑更重



（1）邱会作

邱会作，是林彪“四大金刚”中的第四位。

此人也出生于1914年。看其职业生涯，简直和李作鹏太像了，作为红小鬼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

在抗日期间，长期担任后勤补给部门的领导。

解放战争开始后，曾担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八纵（后来的4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政委。八纵曾经是黄永胜的班底，打仗很猛。

邱会作也参与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等。

解放后，邱会作担任了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55年授衔，也被授予中将军衔。

看看，邱会作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虎将钟伟只是个少将，难怪老钟有意见。

1959年，邱会作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

9年之后，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和林彪的运作和赏识有巨大的关系。

中国有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邱会作等人还是有这个意思，谁让林帅赏识呢？林彪指哪他们去哪儿。

1971年9月后，一切都没了，还要坐牢房。这让人唏嘘不已。

2002年8月，邱会作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2）江腾蛟



关于江腾蛟，年龄是真的小，出生于1919年。

抗日战争时期，仅仅是一个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后期，也就是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政治部主任。

这资历确实一般，但人家也是参与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的。

建国后，江腾蛟先后担任了师政委、军一级的政委。于是，1955年授衔时授予了少将。

比起钟伟，江腾蛟的履历实在不够看的。

不过，江腾蛟人际关系处理不错，和林彪一家人都关系良好。1968年，江腾蛟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这和林彪是分不开的。

江腾蛟别看职务比不上黄、吴、李、邱，但是，他是和林立果关系最为密切，他触犯红线的行动更多，是积极配合林彪和林立果的。

所谓的四大金刚，就是和林彪走得近，无非是要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但是，江腾蛟对林立果等人最后的疯狂，有极大的辅助作用，所以，江腾蛟被判了18年。

2009年，江腾蛟去世，享年90岁。



看这五位做的事情，重判不冤。但是，这五位又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因此，邓小平那一句“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点”，影响还是很大。

不得不说，邓小平是除毛主席之外的另一个伟人，对于事情的处理，有理有节，非常到位。

邓公人生有一段特别传奇的经历叫“三起三落”，其中最后一次起的间隔时间最短，新中国也是由此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江王张姚集团被粉碎后，邓公就马上复出开始总揽大局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隔离审查的，而邓公却是在1977年7月才全面恢复领导职务的，这中间还过了半年多。

期间中央高层们对于要不要让邓公复出、什么时候复出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了很久，曾长期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还特别找到过邓公，希望邓公能改变说法，否则日后很难出山，然而却引起了一番争论。



1976年10月10日，中央向外公布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举国上下殊为高兴，邓公也特别给组织写信，除了表达喜悦之情外，还提出了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请求。

对此，华同志没有明确给出回复，不过华同志也开始逐步恢复了邓公的政治权力，包括让邓公查看中央文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苗头。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同志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并不是拒绝邓公复出，只要待所有准备都已做好，这样才“水到渠成”。

毕竟邓公之前的待遇都是毛主席点头、所有政治局委员同意的，轻易推翻，影响太坏。再者，粉碎“四人帮”是因为这些人图谋夺权，中央必须做出反应，如果刚打击完反革命集团就立即给邓公翻案，那在有心之人看来，就会成了是邓公在背后谋划。

如果“四人帮”拥护者借机煽动，那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中央要走的路才是大局，邓公复出之事也得服从这个大局。



他的这些说法很有道理，那些原本迫不及待要邓公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们也决定等上一等。

后来华同志开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不少地方、基层干部被解放了出来，社会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的拥护。

但奇怪的是，对于那些大案、要案，华同志就基本放到了一边，他这样做的原因还是不希望转弯太快，毕竟他成为最高领导人主要在于主席的属意，如果主席亲自批示的案件，他立马更改的话，会有损根基。

可是，华同志推迟、搁置的做法引起了那些老干部及亲属、知情人的不满，这也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后来，华同志又推行了“凡是”方针，这就意味着很多案件可能永远得不到改变的可能、许多人要背负一生的枷锁。所以，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中就包括了邓公。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公开为“四五运动”和邓公发声，主旨就是希望那些被打压的人能有重新出来的机会。华同志在会议前明确打过招呼让大家不谈及这些事，但有人开了口，他还是没进行阻拦。

最后他发现主流意见已不同于自己的看法，便表了一个态：邓公并没插手“四五事件”，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而邓公见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便写了一封信给华同志，表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主席思想，让共产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信中，邓公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这让华同志及一些干部有些不满。

不久后，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就代表华同志前去看望了一次邓公，在交谈中，汪东兴希望邓公改变自己的说法，并对“四五事件”表个态，然而邓公却拒绝了。



汪东兴有些无奈，就很直接地让邓公把信中“准确”、“完整”等措辞改一改，为将来再出来工作创造条件。这另一层含义就是，如果不改，那日后会很难出山。

邓公也是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汪东兴的意思，但他并没有退让，反而严肃地回道：“我出不出来都没有关系，但‘两个凡是’不行。”眼见如此，汪东兴也就不再多说，把这些意思都回复给了华同志。

华同志倒也厚道，即便意见不同，他还是把邓公的信件印发至全国的县团级单位，从而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在众人热烈谈论之际，邓公又多次发声：“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四五事件’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



还有，邓公非常直接地指向了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因为他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最符合国家的。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是，邓公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邓公的复出。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公由此正式重返了最高政治舞台。

不过到这个时间节点，中央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有时华同志及汪东兴、陈永贵等人还是坚持要按照毛主席既定的政策走，邓公他们却看到了国家与世界之间发展的差距，所以想要大踏步前进。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时普遍出现的情况就是，华同志等人提出一个看法，邓公他们却用现实来举例辩论，由于邓公等人暂时未形成思想体系，所以还没有出现哪一边一往无前的情况。

直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家自上而下引发了大讨论，局势就彻底变化了。

邓公说：“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在他与一群老干部的努力下，“真理标准”逐渐成了主流，一切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尘埃落定。

后来华同志、汪东兴等人都自己感觉跟不上发展，便选择主动辞职，过上了隐退生活，他们退就是真的退，不再涉及到任何政治，这个胸怀还是很广阔的。

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制定符合当下的政策，这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与时俱进，方可站在洪流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