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扯几句艺术 -- 胡里糊涂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王秀珍被离职审查（其实就是立刻被抓了），1978年1月被开除党籍，1978年2月被隔离审查。

1978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监禁、服刑（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主要成员之一）。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94年2月刑满释放。

41岁的姚连蔚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见识和能力有限，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简直如坐针毡。”

　　“四人帮”被粉碎后，姚连蔚被关押了两年半，1984年被开除党籍。出狱后，他每天读中医书，并开办了一家中草药诊所，后来进入儿子开办的公司当“兼职工程师”，2012年10月去世。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李素文成了一个“问题人物”。虽然没有文件指出她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罢免她的职务，但却通知她回沈阳工作。

　　李素文放弃了组织上的安排而选择了去沈阳市糖果厂上班。经过5年辛勤耕耘，1983年10月，她被选为该厂副厂长。后来，她又担任了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1989年,李素文退休。1997年开办了一家高科技产品专卖店。

1952年，王国藩带头组织本村23户贫雇农办起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合作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1957年被选为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1959年、1964年、1975年先后三次出席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连任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1年至1977年，担任河北省唐山地委书记、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遵化县委第一书记等职；1957年至1970年，先后10次在北京被毛泽东主席接见，其中有8次握手，并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访问过苏联、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

王国藩因为没能坚守原则，在不怀好意的人的鼓动下，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受到了一些质疑。1976年，动荡结束之后，王国藩被暂停职务，接受党组织的调查。1978年，党组织认定王国藩存在一些“左”的过错，但因他悔过态度良好，且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便没有追责，只对他进行了免职处理。

1978年，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回到老家西铺村务农；1984年7月，担任遵化县水利局顾问；2005年7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6岁。

王国藩随即回到家乡继续以务农为生，后来，邓公认为合作社阻碍了生产力，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于是便让大家“分家单干”，穷棒子社也就此解散。王国藩晚年的生活很是不便，他种地所得的收入远不能满足衣食住行所用，党组织感念他曾经的功绩，便给他发放了一些特别津贴予以救济。2005年，王国藩因病离世，时年86岁。

王金友

1977年5月 中共绍兴县委副书记、绍兴县红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5月-1983年3月 浙江省委常委1977年5月-1980年5月 浙江省革委会委员、中共绍兴县委书记、绍兴县革委会主任，

1980年5月-1981年3月 中共绍兴地委常委、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81年3月-1982年6月 绍兴地区农委副主任，1982年6月-1984年3月绍兴市人大副主任1984年3月-1992年6月绍兴县人大副主任。

史来贺

1977年，再次当选全国劳模，被河南省委任命为新乡地委书记，兼任刘庄大队支书，平时在刘庄办公 [7] 。

1965年至1977年，曾任河南省贫协副主席、新乡县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书记 [1] 。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之下，史来贺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团员，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针对动乱情况，刘庄党支部加强正面教育，使正气压倒了邪气，刘庄村的不安定因素得到了化解。在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刘庄的领导班子没有瘫痪，人心没有乱，一直在安定团结搞生产。1978年，刘庄村总收入达到126万元，人均集体分配298元

为了让刘庄群众富起来，史来贺向工业挺进，兴办起机械厂。机械厂生产的小喇叭曾响遍全国各地；小型奶粉机销往全国20多个省区市。机械厂从仅有三个半人的铁木业组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台机床的大厂。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为集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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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来贺（中）在村办的华星制药厂车间休息室内，与职工们交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史来贺与刘庄党支部从刘庄村实际出发搞改革。他们保留了集体经济的优势，革除了农业劳动中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同时吸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成立了刘庄农工商总公司，下分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生产经营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形式，适合刘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刘庄经济的发展。1980年，刘庄总收入每人平均达到1102.44美元（按当时美元价值计算），达到了小康水平。

1984年，当选为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 。（好像是升官了，一看年龄，54岁，这不是退休了吗？）

2003年4月23日，在河南新乡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在史来贺带领下，刘庄从1976年4月开始新农村建设，1981年全部搬进一户一院，双层向阳楼房。随着群众生活的需求和社会变革，1994年又建起了14幢140套五层单元楼房，每户四室两厅一厨一卫，人均住房面积达35平方米。为使全村群众住宅进一步优化，于2000年规划建设了400套第三代住房——设施完备的现代化、智能化、花园式农民别墅，显著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村里新楼盖好后，史来贺同最后一批群众一起搬进新居

[1] [29-30] 。

“集体经济得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得有共同理想。”史来贺把思想政治工作看得很重。他生前常说：“经济搞上去，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去。既要把群众带到富路上，又要把群众带到正路上。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刘庄村里建立了党委联系支部、支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农户，干部党员人人有任务的思想政治网络。刘庄全村300多户人家，家家民主选举了家庭组长，让会当家理财的人负责一家人的生产生活安排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全面提高刘庄人的素质，刘庄投巨资建起了高标准的学校，建立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在选拔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进修的同时，刘庄又邀请大专院校到村里办班。村里建起了科技大楼、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电视差转台，开办了图书馆、阅览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订阅500多份科技报纸杂志，为村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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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节，许多家庭小组长向党支部反映，一些外村人来刘庄串亲戚时，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有的甚至拉刘庄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史来贺敏锐地认识到，不刹住这股风，就会动摇刘庄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会干扰刘庄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史来贺的倡导下，刘庄村开展了一场反对封建迷信的大讨论，让村民们在大讨论中长见识，自觉地抵制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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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在“四人帮”心目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粉碎“四人帮”后查出来的“四人帮”准备上台后的“组阁”名单中，黄金海赫然被列为“副总理”人选，排名十三个“副总理”中之八。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黄金海被逮捕；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黄金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