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为70后，很想了解乱邦这人和80年代国高层政治到底怎么回事 -- yg1993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结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