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恰亚诺夫的《农民合作社理论》被广泛解读为倡导农民合作社的生命力及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农业优越性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其理论恰恰提供了对大部分农民合作社难以成功的最有力解释。恰亚诺夫从俄国小农群体与乡村社会的现实出发，指出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五个主要障碍，这些障碍以互相勾连的形式将小农合作组织拖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打破该恶性循环只能通过以国家为后盾的全国性合作社组织系统才能实现。本研究根据来自20个省份的65个典型合作社案例材料阐述了恰亚诺夫指出的障碍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农民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困境，而恰亚诺夫指出的出路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在当今中国似乎并不存在。本研究主要有两层贡献：第一，全面介绍了恰亚诺夫的农民合作社理论；第二，以其理论视角来解释中国主流合作社模式陷入困境的现实。

表面上看，中国农民合作社正在经历最繁荣的时代。2000年中国只有四百个左右农民合作组织，而截至2018年，有超过217万个正式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一亿农户加入合作社（《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基本情况》，2019）。在政策和学术话语中，农民合作社已然成为当今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何慧丽、杨光耀，2019）。然而，合作社数量急剧增长的背后是质量低下。大量研究相继指出，大部分农民合作社规范程度极低，大部分合作社要么是“空壳”，要么为私人农业公司，要么在发展过程中失败，真正成功的合作组织案例寥寥无几绝（仝志辉、温铁军，2009；熊万胜，2009；潘劲，2011；Lammer，2012；徐旭初，2012；邓衡山、王文烂，2014；黄宗智，2015；邓衡山、徐志刚，2016；Hu，et al., 2017；“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2019）。

黄宗智（2017）认为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现实中已经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试图模仿美国的农民合作社模式，其中合作社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忽略了社会和政治条件的重要性。他认为合作社要求的民主原则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很难实现。进一步地讲，中国现有合作社的发展将合作社和所嵌入的社区分离，但是没有来自地方社区的社会支持，而专门追求经济利益很容易导致合作社的异化。作为解决方案，黄宗智（2015，2017）积极主张日本、韩国的综合农协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府全力支持建立了全国性的综合组织系统，以农村社区为基础提供多元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尽管没有直接引用恰亚诺夫的《农民合作社理论》这一文献，黄宗智的思路基本沿袭了恰亚诺夫的框架：首先，国家应培育农民合作文化并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社；其次，通过建立一个等级式合作系统来提供组织上的战略规划与支持。但是，他的分析仍旧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正如恰亚诺夫的合作社道路在当今中国不可行一样，中国乡村的社会分化与日韩模式建立时相比要更严重，农业企业的参与更加深入，影响力也更加强大（Yan and Chen，2013；Zhang，2015），除非国家在战略上做出重大结构性转变，在当今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实现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模式（以下简称“日-韩-台模式”）几乎不可能。另外，日-韩-台模式的建立也是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推动而建立，而特定的背景与社会动员是难以复制的（见苑鹏［2015］关于日本农协的介绍）。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并不是一个可以替代资本化农业的现实选择，也不能有效地将小农整合进一个竞争市场。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假设，集体经济农业才是资本主义农业唯一的替代选择。当然，这种假设需要实证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