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 达萨

对邓小平家的年夜饭印象深刻的还有李井泉之子申在望。1972年，他曾探望邓小平，并在邓小平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刚到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和卓琳就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孩子们。邓小平还马上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申在望以前根本不知道邓小平会炒菜，而且尝尝味道，炒得还特别香，特别好吃。那天晚上，全家人推迟了吃饭的时间，因为邓小平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孩子们吃。

他蒸了糯米饭，怕孩子们不够吃，他还拿出了个小脸盆来蒸饭，分量很多。邓小平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小平知道申在望是四川人，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

“大跃进”运动中，浮夸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很多地方人民吃不饱饭。当时，四川粮食产量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中央便让他想办法帮助困难省份，给他们调拨粮食。

4年中，李井泉想方设法，向困难省份调拨粮食多达180多亿斤。作为四川的父母官，他是四川人民心中的偶像，也是全国的大功臣。

其实那段时间，他心里也特别痛苦，四川以一省之力支援全国，在那个困难时期，四川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连续高指标供粮，四川省内粮食供应不足，老百姓也吃了不少苦。这件事，使李井泉一生都无法释怀，觉得对不住四川人民。

有时，李井泉也会发发牢骚，全国各地都找他要粮。看着吃不饱饭的四川人民，李井泉有时也会忍不住发火。其实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有人拿他的这些牢骚话作为“罪证”，小题大做！

在特殊时期，有人将“大跃进”时期，李井泉的牢骚话拿出来，大做文章。对他进行批斗，甚至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他的妻儿也未幸免于难。当时有人说李井泉在四川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虽然这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成了致命毒药。

但在事态好转，李井泉被平反且恢复工作之后，周总理要为他讨回公道，严查此事（迫害其妻儿）之时，他却表态：“不追究了，不想让更多的人受牵连。”

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文革”以后，我们两家只是相互听说一些对方的不幸遭遇，但多年没有见面了。李家三个兄妹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李井泉“文革”初期被打倒后，在四川常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仅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一百多次，后来被送到北京，至今仍关押在卫戍区监狱。他们的妈妈萧里阿姨因不堪虐待，“文革”初期被迫害身亡。家中几个孩子，老二在“文革”初期贴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表达了对毛泽东极左做法的不满，被造反派毒打致死；最小的老八也被关在北京一个叫“少管所”的地方。其他几个孩子，现在大都在江西临川老家插队或在工厂工作。听着他们的述说，大家都神色黯然，深感伤怀。

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老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另外还有一篇像四川的李井泉，这也是文革期间很有名的省委书记，因为这篇也是讲的也是饥荒问题，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饥荒都很严重，中央急需要向全国来调粮，但是四川本身人口众多，四川人也需要粮食，但是当时的情况像四川，这个情况我记得做《腾飞中国》的时候也讲起过这个事情，但是这篇由李井泉的儿子所写的这个回忆录就把这个问题讲的更清楚了，他说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粮食重要基地，当时四川调出了147亿斤的粮食支援全国，但是四川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李井泉，而且到了文革的时候，很多人还用这个问题来向他发难。

所以当1999年10月，当省委会议传达到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为李井泉平反的时候，就是为他掉眼泪，作为儿子他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掉眼泪，但是看到这个情况，他真的是知道父亲一生蒙受了多么大的一种冤屈，他一方面他要平衡四川人民的需要，可是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服从全国的大局。

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0_01/07/1057474_0.shtml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

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

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

“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

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