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侦探小说看社会系列（福尔摩斯专辑06） -- 中山熊

伦敦又称雾都，自然是因为时不时出现的大雾，而雾又常被人作为浪漫的象征，因此有人顺带把伦敦视为一个浪漫的所在。国外甚至有个服装品牌以伦敦雾（London fog）命名，主打浅灰、灰黄、绿黄等色调的服装。

不过在柯南道尔的笔下，伦敦的雾更显诡异和压抑，并无一丝浪漫之意，更像是隐藏罪案的面纱，侦探与罪犯的对抗如同雾中抓与被抓的游戏。而从大雾的成因来看，伦敦的雾确实更多是祸害而不是浪漫。

常年起雾的城市首先与其所处地形和气候有关，伦敦位于泰晤士河谷之中，又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海风带来大量的水汽，与各种污染物质混杂在一起，难以消散，就形成了浓重的大雾。早在13世纪时，伦敦人就经常抱怨城市肮脏的大气。当时主要是由于燃烧木材或煤炭带来的空气污染，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城市人口暴增，各种燃料，特别是煤炭的使用量呈几何级数上升，加剧了雾的严重程度。

伦敦的雾在每年的11月份最为严重，当然不仅限于此，整个秋冬季节都很常见，甚至延续到早春,柯南道尔对此的描写严格与季节相符.《铜山毛榉案》的开头就写道：“这是一个寒冷的初春的早晨。我们吃过早餐后，两人相对坐在贝克街老房子里熊熊的炉火旁边。一阵浓雾滚滚而来，弥漫于成排的暗褐色的房子之间。对面的窗户在这深黄色的团团浓雾中，隐隐约约成为阴暗的、不成形状的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的开头写道：“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伦敦浓雾迷漫。我真怀疑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期间，我们是否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口望到对面房屋的轮廓。”

以上描述中，伦敦的雾不仅浓，颜色还很奇怪，这是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烟尘与泰晤士河谷的自然蒸汽混合，形成的一层油腻、辛辣的浓雾，比街道要高出75米，笼罩着这座城市。伦敦雾最常见的颜色是黄绿色，当地人俗称为“pea soup”，即豌豆汤的颜色，但也可能是棕色、黑色、橙色或灰色。这种浓雾的遮盖下，能见度十分糟糕，最严重的情况下会阻断交通，并要求整天靠路灯照明。

浓雾之中的危险是多样的，走路也会让人步步惊心，1873年伦敦就有19个人由于雾天而掉入运河、泰晤士河或者掉下码头而死。大雾也掩盖了伦敦街头的盗窃、强奸和袭击等犯罪。福尔摩斯就给华生抱怨道：“华生，你看窗外，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溶入浓雾之中。在这样的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在伦敦随意游逛，就象老虎在丛林里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兵工厂职员卡迪根正是在雾里跟踪间谍的过程中被杀的。按照警方的统计，大雾天气下的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天气。

即使不考虑罪案，仅仅大雾这个因素就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遇到严重大雾时，死亡率会远超平时水平。比如1873年的大雾就使伦敦700多人死亡，1880年年初的浓雾造成大约2000人死亡，死亡率达到千分之48.1，而同期其他英国城市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26.3。所以黄绿色的大雾除了叫豌豆汤，还被称为杀手雾（killer fog）。迄今伦敦大雾最著名的一次屠杀是1952年12月初，严重的污染性浓雾导致4000人死亡（有的报纸估算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6000人死亡），10万人致病。

实际上，在19世纪晚期，由于工业活动和家庭用火的集中，伦敦全年任何时候都有污染和烟雾弥漫的可能。1854年伦敦的煤炭消耗量为350万吨，到1880年达到每年1000万吨，烟雾之多，使“the big smoke”成为伦敦的绰号，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叫到20世纪中期。伦敦此后一直背着雾都的招牌，伦敦的烟雾也成为文学家们经常描绘的对象。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之家》（1852年）第3章中，当埃丝特到达伦敦时，她问她遇到的人：“哪里起火了吗？这街上到处都是浓密的棕色烟雾，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哦，亲爱的小姐，”他说，“这是伦敦的特色，一团雾，小姐”。年轻的先生说。

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在1860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风险投资计划：“除了刚刚制定了用黄瓜制造香槟的计划外，还制定了从伦敦雾中提取豌豆汤的计划。…… 雾将每天提供大量的原料，英国人的聪明才智将很快煮成汤。 ”

柯南道尔也当仁不让地加入描写雾的队伍。他在《血字的研究》里把雾描述为“从屋顶上挂下来的深色面纱”，在《四签名》里，他让福尔摩斯自言自语：“看看黄色的雾是如何沿着街道旋转，飘过深色的房子的……这一天过得真沉闷，一层湿漉漉的浓雾笼罩在这伟大的城市之上，泥泞的街道上乌云密布。”他对伦敦雾的这种描述倒是与侦探小说所需要的悬疑惊悚氛围很相称。

我们把伦敦的这种空气状况称为“雾”其实已经是一种美化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应该称为雾霾——其实雾霾一词“smog”就是伦敦医生武科斯在1905年创造的，或者说重度的空气污染，其严重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街头能见度差到让公共交通停止，救护车也无法上路，病人只能自己去医院；烟雾可以渗入戏院和音乐厅，舞台和银幕都无法看清；户外体育比赛当然只能取消，因为没人能看清对手发出的球在哪里；马克吐温1895年到伦敦演讲时，正值大雾，只有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演讲厅，而且观众几乎看不清讲台上的马克吐温，他只好缩短演讲，草草收场。

在这种烟雾天气里，人们上街走一趟回来，皮肤和衣服都会搞脏，家里的家具也无法幸免于难，需要长时间的清洗。皇家公园的草地常年呈现出一种烟尘色，某些品种的花在伦敦无法开花，能抵挡这种环境的一种树是伦敦悬铃木，靠的是定期脱掉树皮来抵抗足以杀死树木的烟雾；砖块和石头被烟雾熏黑，使伦敦的建筑颜色普遍比较昏暗，这都拜烟雾中沉积的酸性物质所赐，能加快砖石和金属建材的老化；所以到了1890年代，陶土和瓷砖成为流行的建筑物外墙饰面，因为它们能抵挡烟尘和潮湿。

伦敦的雾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或者燃料技术问题吗？非也，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1272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就下令禁止烧“海煤”（sea-coal）——一种从受海水腐蚀的海滨煤矿产区开采的煤；到17世纪后期，查尔斯二世国王的顾问伊夫林指责海煤是产生有毒蒸汽的燃料，要求把工业迁出城市。然而以上主张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工厂要开工，资本要牟利，特别是到18世纪晚期，煤炭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血液，不要说禁止烧煤，连减少都不可能了。

换句话说，如果放弃蒸汽机、放弃燃煤锅炉，就可以大幅减少煤的使用量，但这显然不可能。因为那个时代大英帝国乃至全世界工业国的GDP就是从数以万计的锅炉和烟囱里烧出来的，放弃与煤相关的生产技术，等于经济自杀，从首相到工厂主，谁都会跟你急，所以这煤，捏着鼻子也得烧。从1800年到1900年，英国的煤炭消耗量增长了16倍。

烧就烧吧，换点好煤行不行？当时英国用于工业生产的煤绝大部分都是烟煤、褐煤等杂质很多的煤，煤烟浓重、有毒气体很多，如果能换成好煤，比如威尔士无烟煤，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对不起，还是不行。烂煤虽然污染大，但是储量大，矿层浅，好开采，好运输。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三个字：成本低。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利润高，而利润是资本家的生命，要他采用高成本的煤，等于要他的命。而英国的社会机制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然也不可能对此进行什么控制。于是大家只好继续在烟雾里咳嗽着，吐着发黑的痰。

尽管在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些防治煤烟污染的民间组织，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但一百年间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直到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之后，政府才正式开始雾霾治理。此后又花了三十多年，综合采用立法、税收、补贴、炉灶改造、减排、引入新能源等措施，终于使伦敦的雾霾现象极大改善。

如果追究治霾经验，可能根本性的还是去工业化过程缩减了传统工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极大减少了对煤炭的需求量；北海发现的大量天然气提供了廉价的替代能源；以及民众政治参与度的增长这三个方面。而这些因素在福尔摩斯的时代根本不存在，就算你有环保意识、就算你很讨厌煤烟、甚至就算是国王也受不了，但雾霾仍然在街道上空肆虐。伦敦雾霾的历史也提醒我们，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机制永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两条腿，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