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推荐最近大火的刀郎新专辑《山歌寂寥》 -- 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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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刀郎“涅槃”根本原因是“民意不可违”。

歌词其实反映

的是百姓心中情绪,引起共鸣,在歌里找到宣泄口。所谓民意,难道真的看不见吗,可以无视吗?

卖糕兄可谓一语中的。

1.

很多东西,都是时代的印记。

瞧不起工农群众、吹捧甚至跪舔精英群体势力,这就是改开以来的“政治正确”,至少是“无关紧要”,绝不会受到舆论指摘——因为舆论压根就被他们攥在手里。电视剧《汉武大帝》里东方朔对刘彻说要重视舆论的力量,这是可以“左右人心”的。这部剧背后是含有峨冠博带的高居庙堂者的意思的(如特约顾问薄熙成等人)。

但是这些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群众声音愈加崛起(互联网功不可没),发声渠道无限下沉,取代了传统纸媒在过往拥有的垄断话语权,也直接摧毁了那些同传统媒体利益绑定的“主流”歌手(及其背后资本和京圈满清余孽)的垄断话语权,所以才会使得自己的评论区全部被愤怒的网友占领,大家替刀郎声辩。

那些认为刀郎新歌就是为了讽刺那英、杨坤、高晓松、汪峰这4人的也太肤浅了,既不懂歌词,更不懂人民。

都说金字塔尖的人读不懂底层人民的悲伤,但他们同样读不懂、甚至还会曲解和污化底层的喜乐。

灯红酒绿、信仰迷失的当下,当一些人跟在掌握话语权的以官僚权贵阶层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屁股后面,去颐指气使、去地域歧视、去嘲弄贫穷……这些人真的有理吗?真的要脸吗?真的还是人吗?

2.

杨坤还把自己比作咖啡、把喊麦比作大蒜。还有汤唯的嫌红烧肉“太土”,改成“香菇菜心”……看似是降格折中、化解舆论争议、突出文艺气息,实质还是紧咬着“雅俗定义权”死死不放。

不停的讨论“惊雷是不是音乐”、“惊雷质量高低”、“红烧肉和香菇菜心哪个更好吃”,完全是在偷换讨论概念和讨论对象。

“听惊雷的脑子没问题吧?”“香菇菜心得有品味的人才配得上”这和2018年王思聪高傲地谩骂花千芳“9102年了还有傻x没出过国”,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不认同,可以从专业角度去剖析和批判,甚至如果你真的有一种育人之好(恰巧杨坤担任过好声音的导师),你还可以去引导、去教化、去指点——但是你不,你却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戏谑地将其踩在脚下。

这是一种抛弃。

咖啡和香菇菜心也好,大蒜和红烧肉也罢,当然无高低,但是谁是咖啡和香菇菜心、谁是大蒜和红烧肉?谁来定义,这是社会话语权的问题。

我国社会自改开以后,话语权逐渐从工人阶级剥离,至于流向了何方,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咖啡大蒜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无影惊雷,是社会整体发生异化之后,于文化界催生的蛮象。

有印象的河友应该有记忆,那个阶段可言之一场思想地震,遥想《别不了的司徒雷登》在彭湃孙女彭伊娜创办的《南方周末》上骄横刊文、算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对毛主席为首的一共领导人的一次“君子报仇,六十年不晚”。

包括所谓的“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话术,在我看来就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市场经济环境催生出的“阶级PUA”。

去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舆论爆发还没几个小时,网上就出现了“被打者是坐台小姐”、“正经姑娘谁大晚上出来吃烧烤呀”的恶谣论调(本质是为强行维稳而洗白黑暴势力)马上就在互联网上奔涌………类似的如遇到强奸案就怪受害女孩“打扮骚气”“穿超短裙就是想勾引男人”,还有某些颂圣派为给某人洗地而拼命抹黑别人。

黑化低位次受害者,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予高位次势力以“去罪化”的心理慰藉。

改开这45年,那些(所谓的“凭本事”)“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着太多意气风发的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还不是你不努力”

“能力之外一切资本为零”

……………………

就像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描述的那样:“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专门写了: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也就是网友经常发的那个郭德纲的讽刺段子:

于老爷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包括这些年的文艺作品,就像网友骂的“写不出高尚的人品就写高贵的出身”、“写不出纯粹的思想就写纯洁的身体”、“白富美、高富帅都是心慈手软,黑穷丑、矮穷矬都是心狠手辣”,毛尖讲的也很直白——“现在中国的影视剧没有穷人了”,“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良心还给了底层,然后一百年不到,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连接。”

3.

在改开思维盛行(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贫困地区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贫困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有良心和有职业素养的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四川凉山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点看全图

精英话术总是“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适应,同时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赖性……”这一套。

这些精英话术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河四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解构、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今天。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21世纪,加入WTO之后这些精英话术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就连《劳动法》现在网上都有不少谣言,“是为了加入世贸才立的劳动法”,完全忘记了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中多名女工用生命付出的代价……)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

比如吴晓波的

“因为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

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

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

对 我认为可能还是蛮少数的人可能全国一年就几十万人吧

我就懒得破圈我这几十万人服务好就挺好了”

跪舔谄媚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辱工农的立场,以及“阶级PUA”阴谋。

4.

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样被无耻抹黑。

抹黑知青下乡,与某些“音乐精英”大骂群众欣赏水平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级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

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毛主席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主席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距离,自50年代后期就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无产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我国国情与这个党的性质出发,像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王国藩、吕玉兰、王宏斌这样的工农积极分子,从来就不应该被边缘化。

因为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地位,也代表着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阶级性。

“穷山恶水出刁民”,当一些人跟在那些鲸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觉充当了他们的舆论打手时,可曾想过:所谓“穷山恶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年我们口中的所谓“刁民”,他们又是如何被环境塑就的?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2012年平西王敢在两会上直接公开说出基尼系数,现在呢?这里提供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当庞大的“刁民”阶级仍然在被污名化的当下,有谁愿意去注目一番被无视的“穷山恶水”呢?

一共致力把牛马变成主人,二共以来则让主人沦为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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