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伪满军加盟令四野战斗力“爆棚”？ -- 忘情

作者：忘情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抗战胜利后，陈诚拒不收编战斗力强悍的伪满‘国军’，致使他们投奔林彪，成为东北野战军核心战斗力所在。”

东北野战军的战斗骨干都是些前伪满“国军”，这是真的吗？要厘清个中真相，得先从伪满“国军”的来龙去脉说起。

日军附庸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大地上自发兴起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也有不少原东北军部队、山林队、土匪投降日本，甘当鹰犬和帮凶，被关东军编为各种名目的保安队。

1932年3月9日，日本扶植清末废帝傅仪，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根据《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包含被日本殖民者强占的“关东州”）、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即“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

伪“满洲国”名义上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一切都由关东军严密控制。为了对外装点门面，日本给伪“满洲国”建起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的组织架构，组建伪满“国军”就是其中重要一环。

到1932年3月，伪“满州国”控制的各种汉奸武装总人数已膨胀到近16万人。但一方面关东军在讨伐抗日义勇军时，深感这些汉奸武装并不堪用，另一方面也不想让伪“满洲国”拥有太多太强的武装力量，哪怕将其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也不行，于是便将伪满“国军”编制定为8.5万人，随即将初期的各路汉奸武装几乎裁撤、遣散了一半。

需要指出的，这8.5万编制定额里，还包括8000余名日军“顾问”。日军“顾问”甚至配到了伪满“国军”的连级机构，由日军现役军官充任伪满“国军”各级主官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名义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实际上他就是个摆设。伪满“国军”就是日本关东军的附庸，是日本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军中一切大小事务皆由日本人说了算。

从1932年3月开始，伪“满州国”开始在吉、热、辽、黑4省成立伪警备军，建立27个警备区。并在伪兴安省、热河省等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建立主要由蒙古族人组成伪兴安南、兴安东、兴安北警备军。到1933年，又以降日的原东北军17旅李守信部蒙古族官兵为主成立了兴安西警备军。

1933年5月，伪“满洲国”以原东北军江防舰队的舰艇为基础，成立了伪“满洲国江防舰队”，总兵力700人。1939年2月，这支袖珍舰队又改编为伪“满洲国江上军”，兵力扩充至2600余人，但其军官多由日本海军、陆军的退役军人充任。

伪满“国军”于1941年2月24日正式成立飞行部队，由日军退役大佐野口雄二郎任司令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分别成立第1、2、3飞行队，总兵力约1200人。1944年9月14日改称伪满“国军”陆军航空队，由田中收任司令官。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大多由日本军人充任，仅有少量从伪满民航部门调来，并经过伪“陆军飞行学校”培训的汉奸飞行员作为点缀。

编制装备

伪满“国军”早期曾有过军和师的编制，但其编成却无一定之规。1933年以后，受东北军编制传统的影响，伪满“国军”逐渐废除军和师的番号，将旅确定为战略单位，根据兵种分为混成旅、步兵旅和骑兵旅。混成旅又分成一号混成旅和二号混成旅。一号混成旅下辖1个甲种步兵团、1个乙种骑兵团和1个山炮连，定员1723人，马756匹。二号混成旅下辖1个甲种步兵团、1个独立骑兵连和1个山炮连，定员1511人，马340匹。步兵旅下辖1个乙种步兵团，定员2387人，马227匹。骑兵旅也分一号和二号两种编制。一号骑兵旅下辖2个甲种步兵团，1个骑炮连，定员1696人，马1629匹。二号骑兵旅下辖2个乙种骑兵团和1个机枪连，定员1149人，马1108匹。

伪满“国军”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步兵团又分为甲、乙两种编制。甲种步兵团下辖2个步兵营和1个迫击炮连，全团定员971人，马148匹；乙种步兵团下辖3个步兵营，全团定员1167人，马107匹。骑兵团也分甲、乙两种编制。甲种骑兵团下辖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定员738人，马752匹；乙种骑兵团下辖4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定员532人，马504匹。

伪满“国军”甲种步兵团下属的步兵营由3个步兵连与1个机枪连组成。每个步兵连定员180人，下辖1个指挥班和3个步兵排。每排下辖的3个班中，有2个班各配1挺轻机枪，另一个班则只装备掷弹筒。机枪连则装备6挺重机枪。乙种步兵团下属的步兵营虽然也有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但每个步兵连只有130人，每排只装备1挺轻机枪。机枪连也仅装备4挺重机枪。伪满甲种骑兵团团属机枪连装备了6挺重机枪，下辖的每个骑兵连装备有6挺轻机枪和6具掷弹筒。乙种骑兵团团属机枪连只有4挺重机枪，下辖的每个骑兵连虽然也配备了6具掷弹筒，但轻机枪数量却减至3挺。

从上述编制看，伪满甲种步兵团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数量，都不及日军野战师团的1个大队（编制（1100人，装备36挺轻机枪、8-12挺重机枪、48具掷弹筒和2门步兵炮）。这类轻便编制实际上野战能力极为有限，只适宜打治安战。这与日军赋予其的任务相适应的。

伪满江上军大多数时候2600余人，却由江防舰队和3个陆战团、2个地区队、1个办事处、1个炮队和1个警防队组成，其编成下的陆战团实力有多弱足见一斑。作为主力的江防舰队由5个战队、8个炮艇队、1个补给总厂和1个修船厂组成。第个战队、炮艇队均由2艘轻型舰艇组成。如此孱弱的实力，与其说是江上军，不如说是河上警备队。

至于飞行队，伪满飞行队（陆军航空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兵器、军医等处。下属的第1飞行队驻长春宽城机场，拥有2个飞行连（各约100人，理论上应编有战斗机11架，教练机3-5架）、2个整备连（各约100人，有通信、照明、修理等专业）、材料厂（约30人，飞行器材若干）。第2飞行队驻沈阳文官屯机场，编制表同第1飞行队。第3飞行队驻哈尔滨王岗机场，仅辖1个飞行连、1个整备连和材料厂。独立飞行连驻通辽，仅有约70人和3架教练机。

伪满“国军”成立之初，装备可谓“万国造”，仅步枪就有26种型号，全部88门山炮和70门野炮，也分为6种不同型号。为统一后勤，便于配合关东军作战，伪满“军政部”于1933年和关东军兵器部联合制定了伪《国军兵器整备大纲》，规定伪满“国军”的步骑枪统一更换为38式步枪，机枪统一为大正11年式轻机枪与大正3年式重机枪，火炮统一为75毫米38式野炮与41式山炮。

伪满“满洲国”江上军装备的约20余轻型舰艇中，既有有原东北军江防舰队遗留的“利绥”、“利济”、“江通”、“江平”、“江清”等舰，又有新建的“大同”、“利民”、“恩民”、“惠民”、“普民”、“顺天”、“养民”、“济民”等舰。这些舰满载排水量最大的也只有约300吨左右，最大口径的舰炮也不过120毫米，甚至许多军舰仅装备数挺机枪。

伪满飞行队（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全是日军淘汰下来的旧货，大多已经接近报废的状态，连基本的飞行安全都难以得到保证。1944年夏，第3飞行队1架刚刚完成大修的97式战斗机在试飞时，竟然飞掉了发动机，造成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如此低劣的飞机，伪满飞行队的实际装备数量还不到编制表的一半。其中还以中岛97式战斗机、98式轻型轰炸机、95式教练机、99式高级教练机等老古董为主，像零式战斗机、2式“钟馗”战斗机和“屠龙”战斗机这样的机型，加起来也仅有个位数。

战力低下

早期的伪满“国军”主要成份是降日的原东北军官兵，战斗素质本就低下。在热河作战中，伪满“国军”甚至连战斗力在东北军中垫底的汤玉麟部都打不过。1932年大幅度裁减老弱病残后，充实编制，换装日械后，其战斗力仍然没有明显提高，在配合日军与东北抗联作战时，每每被日军斥责为“废物”。东北抗联对其评价亦非常不屑。

1939年5月，日苏在“满蒙”边境诺门坎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这场持续4个多月的局部战争中，日方除动员关东军外，还陆续调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兴安师、第1混成旅等伪满“国军精锐”参战。

下辖4个团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被分割使用，分别配属给日军第23师团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以及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64联队，结果在战斗中一触即溃，损失不小。

伪满兴安师是以伪兴安第5团和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为基干，抽调兴安各军蒙古族“精锐”临时组建的野战部队，不仅得到了1个24门制的75毫米野炮团和1个迫击炮团的加强，而且还加强了1个装甲车队。关东军认为，该师师长由日军中将野村登龟江充任，中下级军官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军官，战斗力应该是伪满“国军”的翘楚，故赋予其在战线左翼一个独立方向作战的任务。

与伪满兴安师对阵的，是得到了苏联红军炮火支援，但战斗力较苏联红军明显差一个档次的蒙古人民革命军。结果双方一交手，伪满兴安师就落于下风。其下属的炮兵团在参战的第2天便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装备，丧失了战斗力。战前拥有800人马的骑兵第5团，交战3天即损失逃散殆尽，仅剩下日籍团长高桥以下53名日本军官，被迫撤销番号。至8月3日，伪满兴安师伤亡超过了3000人，其中日籍军官伤亡202人。在日籍军官监控体系崩溃的情况下，该师幸存官兵开始大批逃亡，甚至越境叛逃苏蒙联军。关东军最后只收容到不到200名该师官兵，只得将他们缴械后送了事。

从齐齐哈尔紧急调来接替伪满兴安师防线的伪满第1混成旅，从开拔之时起就士气异常低落，沿途不断出现中国藉官兵逃亡。抵达前线后，更是出现了第3教导团第1营240人杀死日籍军官后，集体战场起义，越境投奔苏蒙军的事件。关东军生怕这支部队再出“吆蛾子”，遂令该旅余部撤回后方“整肃”，并将中国藉旅长石兰斌革职查办。

如此“精锐”

有鉴于伪满“国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表现一塌糊涂，日本关东军“痛定思痛”，决定从1940年开始对伪满“国军”进行“再造”，具体举措是改募兵制为征兵制，服役期为3年，并对应征入营的伪满“国兵”有明确的年龄、体格等方面要求，以期提高兵源质量。

1941年初，原先定编8.5万人的伪满“国军”裁撤老弱后，总兵力下降到6万人左右。当年2月，第1期共2.5万名强征的“国兵”入营接受训练。1942、1943年征发的第2期、第3期“国兵”也保持在每期2.5万人的规模。从1944年开始，为应对日趋严重的战争形势，弥补大批关东军部队被调走后留下的战力空白，关东军将第4、第5期伪满“国兵”的征发数量提高到每期4.2万人的规模。

1944年末，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捉襟见肘，不敷使用。为确保华北这个“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关东军从伪满“国军”中，抽调出他们认为属于“最为精锐”的部队，组成了1支总兵力约1.6万人的“铁石部队”，出关“清剿”冀东地区的八路军李运昌部，以确保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的联系。这支伪满部队下辖1个代号为“铁心部队”的步兵旅（辖步兵第26团、第37团和1个骑兵支队，共8500人）、1个代号为“铁血部队”的骑兵旅（辖骑兵第47、49团和1个朝鲜步兵支队，2500人左右）、1个代号为“铁虎部队”的战车大队（辖1个轻型坦克中队、1个装甲车队、1个汽车队）、1个代号为“铁波部队”的通信营、1个代号为“铁轮部队”的辎重营、1个代号为“铁人部队”的朝鲜独立步兵营，以及1个宪兵队、1个兵器修理班、1个被服修理班和1个野战仓库。

“铁石部队”中，日藉军官虽仅占全部军官总数的四分之一，但部队各级主官位置均由他们占据。士兵则来自伪满第3、第4期国兵。后期还补充了一些第五期国兵。

在装备方面，“铁石部队”也得到了极大加强。以其下属的步兵团为例：团辖3个步兵营、1个迫击炮连（8门82毫米迫击炮)、1个山炮连（8门41式山炮）、1个辎重连（卡车4辆，胶轮大车30辆，挽马60余匹）、1个工兵连、1个通讯排（2部5瓦电台)、1个指挥排和1个卫生队，全团定员4000人，乘驮挽马140余匹。这个编制和装备，不仅远超其他伪满步兵团，甚至比全盛时期的日军步兵联队也不遑多让。而“铁血部队”下属的骑兵团，团辖4个骑兵连、1个骑炮连（4门41式山炮）、1个重机枪连（6挺13年式重机枪）1个辎重连、1个指挥排和1个通讯排。每个骑兵连定员258人（不含伙夫、马夫），拥有12挺96式轻机枪和12具89式掷弹筒）。

在步兵营一级，每营辖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6挺重机枪）。每个步兵连编3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20人，分为1个轻机枪组、1个掷弹筒组和1个步枪组。班长和轻机枪组组长配备驳壳枪，步枪组配有2支97式狙击步枪，普通步枪手装备38式步枪。全连共装备12挺96式轻机枪和12具89式掷弹筒。

如此充实的编制和精良的装备，连日军华北方面军见了都心生忌妒。这支被关东军高度认可的“精锐”，在供应方面得到了优先保障，与关东军无异。各级日本军官也天天用“武士道精神”、“大东亚共荣圈”等舆论对“铁石部队”中的中国藉官兵进行洗脑教育，因此这支部队政治上极为反动，在与八路军作战时甚为卖力。据不完全统计，该部在半年多时间里，共对冀东抗日军民实施了多达30余次的“扫荡”，其中万人规模的“大扫荡”就有3次。

不过，“铁石部队”在作战中的表现，着实辜负了日本人对他们的“期望”。1945年5月下旬，“铁血部队”2个骑兵连在“铁心部队”1个连配合下，奔袭我冀东第17军分区和地委所在地小营村。时任第17军分区参谋长的肖全夫获悉后，指挥部队在敌必经之地狼窝村和港北一带设伏。双方激战12个小时，战斗以“铁石部队”3个连共计700余人被全歼而落幕。40余挺轻重机枪和300余匹战马，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如果说狼窝村一战是“铁石部队”中伏，失败是情理之中的话，那么相公庄一战则彻底戳破了“铁石部队”纸老虎的本质。

4月28日一早，“铁心部队”主力约6000余人，在栗野重义少将的亲自指挥下，将八路军冀东军区18团1营3连合围在相公庄。拥有60倍兵力优势和难以估量的火力优势的“铁心部队”，在整整1个白天时间里，连续向相公庄发起了10余次进攻，但均告失败。气急败坏的栗野重义劝降不成，丧心病狂地集中16门迫击炮和200余具掷弹筒，以最高射速向相公庄实施了长达2分钟的火力急袭，不待炮击停止就逼迫伪满军发起冲锋，这才首次突破相公庄前沿阵地。让栗野重义大跌眼镜的是，突入村中的伪满“精锐”居然被几十位八路军指战员发起的白刃突击给打了出来。此后双方继续战至天黑，“铁心部队”再也没能突入村中。考虑到伪满军不擅夜战，栗野重义下令部队暂停攻击，将相公庄团团围住，打算等第2天天亮后再继续攻击。

让日伪没想到的是，28日夜间，3连指战员带着牺牲战友的遗体和全体伤员，顺着村边1条道沟成功脱困而去。期间，近6000伪满“精锐”竟然无人察觉。事后，气急败坏的“铁心部队”竟然连对手的番号、人数和伤亡情况都没法弄清楚，结果从上到下，士气一落千丈。不少伪满“国兵”甚至公开哀叹：“八路军是神兵，谁也打不了。”

摇身一变

1945年夏，伪满“国军”各部兵力分布如下：沈阳地区6800余人，吉林地区约5900余人，齐齐哈尔地区3600余人，伪满滨江省一带约5400余人，承德地区2.6万人，伪满牡丹江省和间岛省一带约3800人，伪满三江省一带约2700余人，伪满北安省黑河省约5000人，伪满兴安南省、西省、东省、北省地区共计8500余人，伪江上军约3500人，陆军兴安学校约1300人，傅仪禁卫军约800人，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约1400人，宪兵总团约1300人，铁路警护军约6400余人，陆军航空队约1300人，驻冀东的“铁石部队”约1.6万余人，另有机关院校约万余官兵，总计约11万人。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红军发起远东战役前，研判伪“满州国”武装力量共约20万人，是将约10万伪满警察计算在内的结果。实际上，到1945年春夏之交时，关东军为填补大批部队及装备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及回防本土留下的力量真空，迅速将在东北各地的约25万日本退伍军人重新征召入伍，新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时，苦于库存装备严重不足，新动员部队连步枪都配不齐，不得不削制竹枪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末代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下令收缴除“铁石部队”、驻承德地区部队、傅仪禁卫军以外其他伪满“国军”的武器，用于装备日军新编师团。被解除武装的伪满“国军”被改编为17个辎重队、31个工兵大队、6个汽车队、13个通信队和6个高炮大队，作为关东军的后勤辅助力量使用。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共计150万人马发起远东战役。关外那些此前已大部解除武装的伪满“国军”一触即溃，其中一部分人上山当了土匪。不过，东北大局已定后，苏军部队只驻扎在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对广大东北城镇及乡村鞭长莫及，这就给了溃散的前伪满“国军”以可乘之机。他们重新聚集起来，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武器装备，利用苏军不熟悉东北民情的弱点，以“义勇队”、“自卫团”等各种名义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在事实上割据一方。

至于冀东的“铁石部队”，除少数以日本人、朝鲜人为主组成的技术单位外，其实力保存完整，而且从未向苏蒙联军和我抗日军民缴械，而是接受了军统的招安，换上了“山海关先遣军”、“榆关先遣混成第1旅”的招牌，积极向关外进军，代表国民政府“收复失地”，并于1945年年末进驻沈阳，旋即被授予东北保安第2总队的新番号。

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赶在苏军按协议撤出东北前，将东北保安第2总队主力5000余人，以及由伪满中央军校士官生为主体的东北保安第4总队主力空运长春，加上伪吉林省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及部分日寇残余，凑出1.65万人马准备接管长春。东北民主联军调集吉辽军区部分部队，以及从北满南下的山东7师及新四军3师8旅一部，共计2万人马，在陈光的统一指挥下，于4月14日下午对长春发起了进攻。

长春城防坚固，我军只有约1.32倍的兵力优势，武器装备并不占优势。我参战部队战斗力尤其是攻坚能力，与两年半之后辽沈战役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可就是这样，战至18日下午就全部解放了长春，毙伤敌2500余人，俘敌约1.4万人，城内敌军大小头目绝大多数都落了网。在这场城市攻防战中，东北保安第2总队也好，第4总队也罢，都没有表现出有啥强劲的战斗力。

最后归宿

国共争夺东北之初，虽然杜聿明所部因路途遥远和中苏外交交涉等因素而暂失先机，但中统和军统特务们却竞相进入东北各地，堂而皇之在各大城市挂出国民党党部的招牌，四处收编前伪满“国军”和土匪。仅各种暂编师、挺进师的番号，就从第79排到了第107。

我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虽藉地理之便抢先攻破山海关进入东北，但由于没有相关经验，对东北游杂土匪武装“先八路、后中央”、“明投八路、暗附中央”的企图严重估计不足，因此采用了加委这种并不适当的方式收编了数万前伪满“国军”、伪警察、山林队和土匪。其中包括原“铁血部队”的2个伪满骑兵团。由于曾克林部兵力和干部严重不足，因此对这些新收编部队最多只能派出极少量我军代表，甚至有时连代表也派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打破这些成份复杂的新编部队原有组织架构，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结果，当杜聿明率部对东北大举进攻，我军节节后撤之际，这些新收编部队纷纷叛变投敌，致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兵力及装备上的损失。但换句话说，曾一度归附我军的前伪满“国军”此时已全被国民党军收归麾下。

在1947年7月之前，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将收编的10余万伪满“国军”、伪警察编成4个保安总队、20个支队、52个保安团，分别纳入13个保安区麾下。陈诚取代熊式辉主政东北后，鉴于兵力不敷使用，关内各战场均无力东北，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陈诚将原13个保安区所辖保安团队改编成12个暂编师，分别拨归各正规军。

其中，原第2、第7、第9保安区各抽出1个团合编为暂编第30师，划拨给第53军;

原第1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0师，划归给秦葫港口司令部；

原第3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1师，划拨给第71军；

原第4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2师，划拨给第60军；

原第5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3师，划拨给第49军；

原第6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4师，归东北行辕直辖；

原第7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5师，划拨给第53军；

原第11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6师；划拨给新1军；

原第12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7师，划拨给第93军；

原第13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8师，划拨给第52军；

原第2、第9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59师，划拨给新6军；

原第8、第10保安区合编为暂编第60师，划拨给秦葫港口司令部；

在改编过程中，陈诚一方面为了平息东北民愤，另一方面也为了吞并这些杂牌，遂将一些原伪满“国军”中高级军官剔除，重要职位均换上了自己人，但下级官兵仍悉数留用。正是这些被陈诚剔除的原伪满“国军”中高级军官，四处嚷嚷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但也仅限于嘴上说说而已。

实际上，我军并不缺乏政治上坚定忠诚，又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积累了丰富指挥经验的中高级指挥员。哪里会要这些历史上劣迹斑斑、军事水平低下的民族败类？但是，这些败类与国民党中高层有着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正是因为他们四处找关系喊冤叫屈，才有在1948年3月召开的伪“国大”上，尹冰彦、赵可夫等人指责陈诚不肯收编伪满“国军”，致使他们“投共”，让东北我军“战斗力猛增”，以致东北战局糜烂，故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之事。后世一些人不明就里，以此为据脑补出“伪满军战力强悍”、“四野主力是前伪满军”等一系列结论，简直荒唐透顶。

上述以前伪满“国军”、伪警察为主体编成的12个暂编师，后因弥补国民党各军损失的需要，隶属关系有所改变。到辽沈战役前，第60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2师，新7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6师，53军编成内有暂编第30师，新3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9师，新1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3师，54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7师，新5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0师和暂编第60师，新8军编成内有暂编第54师和暂编第55师。这些有着伪满“国军”血统的部队基本上都在辽沈战役中灰飞烟灭。

除了上述10个暂编师，暂编第51师于1947年东北秋季攻势中被我军歼灭师部及1个团后，另2个团被分散补入了第71军下属的87师和91师。隶属于52军的暂编第58师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于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这个师系由原东北保安第2、第4总队残部编成，部队主要成份是原“铁石部队”和伪满中央军校士官生。王家善因为是受何应钦派遣而打入伪满“国军”内部伺机而动的卧底，所以被陈诚留用。可就是这样的部队，也因为受不了国民党军内部的岐视和倾轧而最终走向了光明。但该师起义后被调到辽东延吉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整训和改造，直到1949年6月19日才以167师的番号誓师入关，加入解放军第50军战斗序列，并于当年9月30日改称第150师，迟至10月10日才迎来加入我军后的首战-----鄂西作战。

力量源泉

上述史实雄辩地证明，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没有任何一支拥有前伪满“国军”血统的建制部队曾经为人民而战。那么，是否存在经过日本教官严格训练，拥有较高个人军事技能的前伪满“国兵”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加入我军，成为我军基层战斗骨干，从而提升了我军总体技战术水平的可能呢？

回顾伪满“国军”的历史和作战记录，很难让人认可伪满“国军”的军事素质。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统计，在辽沈战役前，东野70万野战部队和30万地方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10%左右，为各大战略区中该项比例最低的。其中，伪满“国兵”出身的解放战士数量就更少了。

究其缘由，是因为在1947年夏季攻势总结中，东北我军各部普遍反映此前补充的解放战士多系抗战期间入伍的国民党老兵，受反动教育很深，平时极难管教，还公开宣扬反动言论，故意违犯群众纪律给我军抹黑，还带坏新战士，而且还在战场上常打我军指战员的黑枪并携枪叛逃，因此东北局决定以后部队主要依靠动员翻身农民入伍解决兵源补充问题。罗荣桓经过调研后认为，翻身农民直接补入部队效果并不好，应该大力组建“二线兵团”。即以军区和各县为单位，抽调少量主力部队干部战士，征召新兵编组大批的独立团，在后方经过军政训练，验收合格后方可编入作战部队。

至1947年9月底，东北各军区已编成48个独立团，每团2500人，从10月份开始训练。到1948年2月，东北我军第一批次二线兵团建设结束，累计编成独立团88个，共计22万人。1948年4月至7月，东北我军又新成立70个独立团。1948年8月至12月，又新编成56个二线独立团。在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前，东北我军实际编成189个独立团，总兵力42.2万人。这些为数众多的“二线兵团”或升级为独立师，或直接补充到各野战纵队和后勤部队。

在约15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东北，国民党军所占地盘最多时也仅29万平方公里，尚不及五分之一的比例，且处在我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各大根据地的包围中，因此东北我军有条件利用战役间隙，进行较长时间的系统训练。1947年，林彪将其毕生军事经验及心得，用最简练、最直白的语言，总结提炼成 “六大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非常适宜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我军指战员理解和接受。

在学习和掌握这些由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技战术水平进步迅猛。尤其是1948年夏，东北我军在“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激励下，展开了为期约半年的大练兵热潮。主要侧重于“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不仅基层指战员们日夜勤学苦练杀敌本领，中高级指挥员们也被抽调集中学习，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结合战例授课，旨在提高他们的指挥水平和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虽说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因包括大练兵在内的诸多原因而少打了一个战役，但磨刀不误砍柴功，此次大练兵的成果很快便显露出来了。辽沈战役中，东野31小时攻克敌重兵守备的锦州。10纵这个成立不到1年的新编纵队，竟能阻击集中了东北国民党军精华的廖耀湘第9兵团长达3天3夜而寸步不退。平津战役中更是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被傅作义认为至少能守半年的天津。

辽沈战役前，杜聿明认为“关外共军无论是战略战术，还是战斗力，都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这话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东北野战军的强大战斗力，与伪满“国军”丝毫搭不上关系，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