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万“湘西土匪”去朝鲜“充军送死”？不要再这样黑湖南 -- 忘情

作者：殷杰

偏远闭塞的湘西，曾是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所在。然而自近代以来，湘西却成了令来往商贾谈之色变的“土匪窝”。上世纪80年代，电影《湘西剿匪记》和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热映，更加深了人们这种印象。

大约十余年前，有文章宣称曾有上万名“湘西土匪”作为没有军藉的“随军劳改犯”前往朝鲜战场，去完成“自我救赎”。结果其中绝大多数人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侥幸生还者后半生也倍受岐视，凄苦终老。这种论调，和当年台湾心战部门造谣“中共借韩战消灭国军投共官兵”如出一辙，就差没有直接说志愿军拿这些人当“炮灰”使唤了。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匪”之由来

狭义的湘西是特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广义的湘西则是指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娄底、邵阳在内的整个湖南省西部地区。这一带多崇山峻岭，山高林密，交通极为不便。因土地贫瘠、物产不丰，遇到灾年难以过活，世代杂居于此的各民族百姓不仅吃苦耐劳，民风彪悍，而且为了生存不得不抱团取暖。

早在明清时期，湘西就形成了各种土著武装、半武装团体林立，社会形态异常复杂的局面。其中，既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对抗官府的抗捐抗税武装，地主恶霸用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团练，也有以村寨为单位、以血亲为纽带组织起来专司与邻村邻寨争夺生存资源的宗族团体，以及各种“会道门”组织。当然，也有不少人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求生存被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匪。甚至有极少数人世代以匪为业。

以上各色武装、半武装团体中，只有真正的职业股匪是全脱产的。因生存艰难，其他团体则无事时各人分散生产，有事时再猬集一处。大部分团体组织并不严密，彼此界限亦非泾渭分明。在一定条件下，各团体的性质常发生摇摆和角色转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很多湘西山民都曾从属于某个甚至几个团体。而在反动统治者眼中，凡是“不服王化”的尽皆为“匪”。于是“湘西无人不匪”的说辞便流传一时。加之《湘西杂记》之类文艺作品的渲染，则更加深了人们对湘西“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的错误印象。

实际上，哪怕是在湘西的职业股匪中，杀人越货虽为生存手段，但大多也要遵守一定的“行规”，否则也难以生存下去。其中心理特别变态、残害无辜手段异常残忍的，也仅限于少数匪首。究其缘由，要在民风彪悍地区 “立威”，要在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立足，就必须以超常规手段“震慑四方”，这很可能是造就一些湘西匪首异常残忍的重要因素。而数量不菲的匪众，则大多为贫困山民出身。他们或自愿、或被迫追随匪首，虽然在客观上也干了不少坏事，但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不能和匪首划等号的。

对于湘西各色土著武装团体，从明清到民国，地方当局没少组织“剿匪”。但一则当地民风悍勇，土著武装团体善用地形与官兵周旋，二则官兵也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所以“剿匪”每每无功而返，甚至“越剿越多”、“兵匪一家”。于是地方当局又施“招安”之法，只求湘西土著武装团体莫明着与当局对抗。这个办法实际上只能暂时压制矛盾，对上峰有个体面的交代。只要一有利益冲突，那些一度“归顺”的湘西土著武装团体每每“降而复叛”，在各色角色间来回转换宛如家常便饭，故而留下了“湘西匪事剿不尽”的说法。

到了土地革命时期，贺龙、萧克率领的红2、6军团也曾长时间在湘西一带活动。不少湘西民众参加红军，一些抗捐抗税团体和村寨自卫队也成建制投奔红军。当然，也有一些股匪在革命的感召下，愿意弃暗投明，与过往划清界限，投入革命的洪流。由此，在国民政府口中，“湘西匪类”中又多了“赤匪”这个类别，必欲除之而后快。

到了1949年下半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党团骨干、特务、旧警察、土豪劣绅，以及被打散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纷纷逃入山高林密的湘西。他们与地方土著中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用欺骗宣传裹胁湘西山民与人民政权对抗，妄想将湘西打造成“反共复国基地”，只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便可卷土重来，恢复往昔的反动统治。一时间，湘西匪众激增至10余万人，四出袭扰嚣张一时，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2、 人民战争

湖南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就将剿灭各地匪患，尤其是湘西匪患作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头等大事来抓。通过对湘西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深入剖析，人民政府认为湘西土匪依组织成分可区分为四种类型：政治土匪、惯匪、游杂武装和封建土匪。其中尤以政治土匪数量最多，为害最大。

所谓政治土匪，是指以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武装反革命集团。惯匪是指职业股匪。游杂武装指当地的民团。封建土匪主要指割据一方的宗族势力及“会道门”武装。

早在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尚在进行中，解放军47军140师就奉命暂时脱离军建制，留在湘西剿匪和维护交通线。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47军军部率139师、141师，以及38军114师，46军138师等部队先后于1950年年初赴湘西地区剿匪。

与过往反动政府截然不同的是，人民政权的剿匪工作是一项“政治优先”的系统工程，创造性地将剿匪、清匪、起枪、捕捉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从动摇湘西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入手，旨在彻底解决延续数百年的“湘西匪事”。

这一套强有力的“组合拳”中，各环节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旨在彻底解决广大贫苦山民的生存问题。唯有这样才能让群众真正拥护人民政府，我基层政权才能建立起来，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建立基层地方武装。只有当基层政权和基层地方武装真正建立起来了，才能斩断各股土匪获取经济接济、情报支援的渠道，让他们成为“聋子”“瞎子”，成为“过街老鼠”。清匪和起枪旨在拔除土匪们安插在各地的眼线，消灭各路“特洛伊木马”，打消广大群众接近、支持人民政权的疑虑。只有做到了这些，对土匪的军事打击方能事半功倍。

这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总体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人民战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我剿匪部队坚持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推行“首恶必究、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对普通匪众家属不岐视，在土改中照样分田。由此形成了部队集中围剿与分散清剿相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大力协助，群众自发上山劝降和踊跃揭发潜藏亲匪分子的良好局面。

从1950年初到1951年初，仅仅一年光景，湘西地区就已建立起稳固的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2.14万人，民兵3.14万人。仅47军就歼匪92081人，缴枪79831支，炮196门。灾延数百年之久的“湘西匪事”被彻底剿灭。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捕获的各类土匪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匪首及欠有血债、民愤极大者，以及土匪骨干都受到了镇压。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平民愤，亦无法保卫剿匪胜利果实。而一般匪众或是被胁迫为匪的，则在接受教育后被遣送回原籍，交由觉悟了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并解决其生产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为匪。经一定时期管制后，由农会评议，根据其现实表现决定是否摘其土匪帽子，给予农民待遇。

3、 脱胎换骨

1951年1月，当湘西剿匪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时，47军已教育遣散了约6万名一般匪众。尚在集中看押，有待进一步甄别和教育的匪俘还有36583名，其中包含了此前38军114师、46军138师撤离湘西时移交的众多匪俘。

2月19日，四野司令部电令47军军部率139师、141师到长沙集结，140师到湘潭集结，准备入朝作战。有文章声称，47军接到命令后，将上万尚在看押中的匪俘编入部队，作为无军藉的“随军劳改犯”一同入朝，并以47军入朝人数高达59875人，为志愿军各军之最作为佐证，这是极其荒谬的。因为47军军史中记载，接到入朝参战命令后，该军一面收拢部队，一面将集中看押的匪俘移交给了湘西军区部队，由军区武装继续接手对匪俘的甄别教育工作。

从情理上说，将尚未完成甄别教育的在押匪俘编入部队赴异国参战，是有极大安全隐患的。而且这么多无军藉人员随军，供给问题难以解决。诚然，我军历史上确曾有过极少数的“随军劳改人员”，但那都是我军指战员违纪后，经军事法庭审判接受惩处，因种种原因不便移送地方管理而随军，且都保留了军藉。

那么，入关时拥有4个师编制，总计54583人的47军，在160师早就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的情况下，军部辖3个师为何实力反而膨胀到了59875人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国民党军第13军297师、第35军262师先后拨归47军编制，被分散编入下属各师，使得该军实力大增。另一方面，该军南下作战时，沿途不断吸收解放战士、翻身农民和进步学生入伍。因此虽然该军作战时不断出现伤亡，还大量抽调干部战士加强地方政权建制，并逐渐遣散来自旧军队的不宜留用人员，但总体实力仍较入关时有明显增长。根据47军军史记载，在入朝前近3个月整训时间里，该军不仅达到了每营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每个步兵连170人的满编状态，而且每个师还新成立了补训团。

需要指出的是，运动战阶段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国内对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事已不再保密，而且对群众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教育。第三次战役我志愿军轻取汉城，将“联合国军”一举赶到三七线附近，国内群众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情更是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翻身作主人的群众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因此，47军新成立的3个补训团，主要是由湘西翻身农民、土改积极分子、民兵组成。当然，其中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曾经从过匪，但经教育改造后已摘去土匪帽子的人员。但一则相对于湘西350万群众来说，约10万左右的土著匪众只是极少数，其中的脱帽人员在湘西人口基数中占比就更少了。据《凤凰县县志》记载，该县参加志愿军的“脱帽土匪”仅有100多人。湘西22个县均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各县政策尺度应该大差不离。二则当年入伍政审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群众中有“参军赴朝比挑女婿还严”的说法。所以，47军补训团中脱帽匪众的比例不可能很高，而且匪首或股匪骨干混迹于其中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虽说47军补训团的主要成分是好的，但部队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总结出的诉苦教育，对新区入伍者同样有效。经过让大家倾诉在旧社会所受的苦，启发大家寻找受苦的根源在哪里，再看看新社会人民政权为群众所作的一切，新战士们自然会明白参军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天下穷苦人翻身作主人而战。在此基础上，我军又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揭露美国霸权主义本质，引导大家厘清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关系，认识到这是反侵略、正义的战争，符合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美好愿望，由此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无限仇恨。通过科学分析美军战略弱点和志愿军以劣胜优的可行性，消除少数指战员中存在的惧战、畏战心理，树立打赢信心。

贴近现实、接地气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的法宝。经过持之以恒的思想教育，包括那些曾有过从匪经历的新战士们，思想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很快便融入我军大家庭，成为英勇无畏的钢铁勇士。

4、无畏勇士

由于我军官兵政治上完全平等，对军队大家庭中任何一员，无论其参加我军前有何经历，都不会另眼相看，更不会贴上某种标签，因此要甄别那些曾有过在湘西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事迹是十分困难的。

曾有文章声称，《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描写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有近一半人曾“湘西土匪”。这是严重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在任何军史、战史中都无法得到佐证的。坚守松骨峰的部队，是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而38军只有114师曾有在湘西桃源一带为期约半年的剿匪经历。作为东北边防军首批部队，即便是114师在紧急奔赴东北时曾在湘西吸收了一些曾有从匪经历的人参军，数量也不会太多，跨师调剂到112师的可能性极小，而这类人员在112师335团1营3连占比近半路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不过，通过党史、军史和地方志，我们今天仍能找到少数曾有在湘西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1952年3月23日晚，志愿军47军141师423团对美7师一部及哥伦比亚营据守的上浦防东山阵地发起了进攻。由于协同出现了问题，当该团1营3连主力冲至敌铁丝网前时，负责破障的该连3排11班还没来得及打开通道。若连主力猬集在铁丝网前，必遭敌火力大量杀伤。在这关键时刻，11班副班长腾明国和本班战士李高彪、丁兆贵、吴二华、张福祥用身体伏在铁丝网上搭成人桥，让连主力通过。这5位勇士中，有4人当场牺牲，张福详被踩昏。他苏醒后跟随3排投入战斗，消灭了敌军2个地堡，战后被记大功一次。攻占表面阵地后，敌军开始了疯狂反击。在3排战友们遭受重大伤亡之际，眼看着成群的反击之敌就要冲上阵地，10班战士宋德清拿起爆破筒，奋勇跳入敌群与之同归于尽。张福详和宋德清，一个来自湖南桑植县，一个来自湖南张家界，在加入志愿军前都曾有过短暂的从匪经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转变为国而战的钢铁勇士。

就在当晚，同样来自张家界，参军前有过短暂从匪经历的3连机枪手金珍彪，用猛烈火力掩护战友们连续摧毁敌军17个暗堡，并在随后的打敌反扑中大显神威，先后歼敌165人，自己的右腿也连中3弹，背部和臀部被燃烧弹严重烧伤，昏迷后被战友们转运到野战医院。此后评功，金珍彪被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在随后的从军岁月里被提拔为连长。

有文章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前“湘西土匪”在朝鲜战场上“特别能打仗，战术素养高”，因此部队曾特意到湘西招收“前土匪”入朝以补充部队员额，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在了朝鲜战场上。这种说辞歪曲了事实，是非常片面的。

首先，前文已经详述过，湘西参军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中，曾有过从匪经历的人所占比例很低。就历史上湘西土匪乃至其他地方的土匪而言，其组织严密程度并不高，就总体而言根本谈不上有啥现代战术素养。只有极少数职业匪首和骨干分子拥有比较好的个人军事技术，但这些人都在被镇压之列。那些曾有过短暂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之所以“特别能打仗，战术素养高”，绝不是因为他们参加志愿军前，就在土匪队伍里接受了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是参加志愿军后经过思想教育，被彻底改造成了为人民而战的勇士。他们知道自己为谁而战，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光荣而伟大意义的，因此才会如饥似渴地苦练杀敌本领，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杀敌立功。

其次，在解放战争中，老解放区的人力资源消耗极大，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志愿军的兵员补充，除从各部队抽调老兵入朝外，主要是面向新区招收新战士。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川省成为志愿军烈士最多的省份的原因。湖南民风悍勇，近代以来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因此志愿军将新兵召收指标向湖南广大地区，尤其向多山的湘西地区作适当倾斜是必然的。朝鲜战场主要是山地攻防较量，来自湘西的新兵吃苦耐劳，惯于山地行动，容易适应朝鲜战场环境。

第三，招兵中的政审关前文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所谓“赴朝的湘西土匪大部战死”这个结论，不知依据何在。前些年，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给出的数据，记录在案的183108名志愿军烈士中，湖南藉烈士为11541人，占比约6.5%，在全国各省中排在第6位。近年来随着统计口径的变化，将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之前，在帮助朝鲜生产建设中牺牲及旧伤复发牺牲人员也列入进来，志愿军烈士总数上升为197653人，其中的湖南藉烈士人数也较先前略有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就是红军主要活动区域之一。部队中的湖南藉指战员特别多。据统计，志愿军前后5任司令员、代司令员，都是湖南藉。6个兵团司令中，有5个湖南人。入朝的27个军另1个师中，有9位军长、2位军政委藉贯是湖南。部队的中下级指战员中，湖南人就更多了。因为基数的缘故，在1万余湖南藉志愿军烈士中，大多与“湘西土匪”并不搭边。

综上所述，关于“湘西土匪”的种种谬传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