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同的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 -- 区块碳链

与正义同行，嗅出并铲除叛徒。

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指导改革，把苏共的自我更新和改造当做改革的首要环节，使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削弱。

其表现是：

（1）1990年2月，苏共放弃了对权力的控制，苏联人代会随即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2）苏联最高决策权由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苏联议会和总统府，戈尔巴乔夫总统虽身兼苏联中央总书记，但他不是依靠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是靠总统班子领导国家；

（3）掌管苏联军、政权力的重要人物，如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克格勃和军队首脑等，均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成员。

苏共高层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国家决策圈子以外；

（4）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俄罗斯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政权相继易手，苏共党组织在某些地方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

苏联共产党曾向右翼激进势力发起反击，试图恢复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强有力地位和影响，未能成功。右翼激进势力利用工人罢工和街头政治，公开喊出打倒苏共和联盟中央政权的口号，同时要求克格勃、内务部、军队和国民教育机构非政治化，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在巨大压力之下，俄共放弃了在俄罗斯议会扳倒议会主席、反共势力精神领袖叶利钦的计划。叶利钦获得了类似于总统的补充权力，政治力量对比愈发不利于苏共。

戈尔巴乔夫在4月下旬同叶利钦等9国领导人会晤，就有关联盟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叶作了让步，叶利钦政治身价大增。

今年6月俄联邦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共产党推举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同叶利钦抗争，未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配合，结果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著名反共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再度重新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

苏共的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导致400万党员脱党，其队伍呈加剧涣散和瓦解之势。6月底7月初，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筹划组织了“民主改革运动”，引发了新的退党浪潮。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的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采取了在组织上分裂俄共的重大步骤。7月20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宣布俄联邦机关和企业非党化，试图一举摧毁俄共组织系统。俄共和苏共对此反应强烈，戈尔巴乔夫态度暧昧。一些俄共党组织被迫宣告解散。

戈尔巴乔夫亲手提拔的亚纳耶夫等人很难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他们幻想在合法的、不流血的、无代价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结果作茧自缚，功败垂成葬送了可能使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获得再生的重大机会。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位军政要员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苏联总统权力。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共党内健康力量使社会尽快摆脱危机，保障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牵头人、副总统亚纳耶夫是现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要成员巴克拉诺夫不久前还是苏共中央书记，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分别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候补委员，普戈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监委主席。帕夫洛夫总理虽然没有担任过苏共党内要职，但也是现届苏共中央委员。此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党建工作的中央书记舍宁参加了策划事变的秘密会议，另一名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委第一书记普列科菲耶夫在党的会议上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

由于这一切，右翼势力加罪于整个苏共，诬指苏共制造“反宪法政变”，为最后击溃苏共制造了口实。

作为苏共领导集体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并未采取号召全党奋起支持紧急状态的果敢立场，而是采取了犹疑不定、见风使舵，后来竟公开表态反对实行紧急状态以洗刷自己的可悲立场。当反共歇斯底里开始发作时，苏共中央领导机构仍没有勇气奋起自卫，而是仓促地发表声明，重申它忠于民主革新的方针，不允许建立专横的制度和试图使用武力的作法。苏共中监委根据苏共中央建议，宣布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除出党，追究其他犯错误者的责任。

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真理报》记者欧福钦（原名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以代表团成员、参与起草有关文件专家的身份随行。此人后来向世人公开了他所听到的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叹为观止。

据欧福钦回忆，5月16日，他参加戈邓会谈被请退席之前，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见《报刊文摘》第2735期、2009年10月23日周末版《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43期，作者赵嘉麟）

读了这段对白，不禁大吃一惊。对话双方当时是中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一个是58岁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实际掌门人，怎么能够表面谈改革，实际谈反共呢？仿佛对话的不是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而是布什与布莱尔。

戈氏当着邓的面，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请大家想一想，所谓的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不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即无产阶级专政吗！戈尔巴乔夫那来的胆子，公然邀请邓小平同他一道开推土机，把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推平？而这样的邀请，无异于劝说邓小平同他一道当叛徒（参见列宁名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以及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面对这样的邀请，这样的建议，这样的挑衅，没有想到，邓小平竟然不恼不怒，不批不驳，反而与对方商量怎么办才更好些。在邓小平看来，问题不在于“推土机”，而在于牢牢抓住“方向盘”。抓住了“方向盘”，推土机也好，汽车也好，要驶那就驶那。“方向盘”者，权力也。在党是领导权，在国是国家政权，在操作中是控制器。戈氏认为共产主义政治体系应该推平。邓氏比戈氏更加老道，他主张不忙推平，可以先利用它来实现转轨，把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转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待时机成熟再全面集中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在邓的心目中，计划经济根本不行了，被他斥之为“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市场经济则被他美化为坚实通畅的“高速公路”。他建议戈氏同他一道，先利用共产主义政治体系这个“方向盘”，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车子，从左边的“乡间土路”（计划经济）转到右边的“高速公路”（市场经济）上去。

戈尔巴乔夫起用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后，痴迷西方模式的雅科夫列夫以“大清洗”手法撤换掉所有中央级媒体主管，换上亲西方人士。

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被调离，换上经济部主任巴尔费诺夫，党刊《共产党人》换上费洛罗夫，《星火报》换上科罗季奇。

经济权威刊物《经济问题》，拿掉了科学院院士恰哈图洛夫，由美国青睐的经济学专家波波夫接任。

几乎所有被戈尔巴乔夫视为缺乏“新思维”的媒体负责人，一律撤换。

电视台，广播台也如此换人，电视开始热衷于恶性事件，吸毒卖淫，医疗事故等容易刺激社会情绪的节目内容制作。

《莫斯科真理报》公开造谣斯大林是沙皇特工，《星火》周刊发表《告别上帝》丑化列宁，美化尼古拉二世，直接否定十月革命……这一切，没有受到任何党纪处分。

1989年10月23日，连《纽约时报》都在感叹，“苏联报纸除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之外，就是UFO研究，甚至连列宁是恐怖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

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宣布私人可以办报（年满18，没有精神病即可），取消一切审查制度，高唱舆论多元化，将一切推向极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允许媒体“自由”到这种地步，可以公开煽动社会矛盾，可以公开煽动民族矛盾，可以宣扬一切颠倒是非，颠倒美丑的言论。

美国媒体自由，但红线必须是维护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电影也好，电视也罢，展现出来的美国形象总是正义满满，自信满满，星条旗飘飘，这是主流。

戈尔巴乔夫给文人，作家，记者带来了极度“公开性”，最终他们并没有领情，反而要戈尔巴乔夫滚蛋。

各家媒体是以自卑自贱为荣，骂自己国家骂得越狠，越能显示思想境界高人一畴，这个国家从古至今没有英雄，伟大的只有罗曼诺夫王朝那些低能儿们。

到叶利钦时代，文人在欢呼媒体脱离了政治，自由了，很快，当媒体被资本控制时，他们不敢说话了。

电影，90年代俄罗斯93%影院上映美国电影，俄罗斯电影不但没了市场，也没有了活力。

媒体呢？全部由资本收购，七寡头各有旗下媒体，最大的两家是古辛斯基的“桥”传媒和别列佐夫斯基的“生意人”集团，如TV6等等。

这些媒体集团有时候联手，有时候互相攻讦，总统大选时，他们又成了选票主宰者。叶利钦曾要求古辛斯基不要攻击他的家族和团队，古辛斯基的条件是国家银行要免除他所欠下的所有贷款。

直到普京上台，才慢慢扭转这十几年的舆论乱象，2000年6月13日逮捕古辛斯基（金融诈骗），11月13日，以同样罪名通缉别列佐夫斯基，两寡头全部逃往美国。

2001年4月14日，克里姆林宫强制接管了独立电视台，然后把TV6告上法庭，2002年1月关闭，再变成体育频道。两年时间普京就击溃了两大寡头媒体。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普京打压“言论自由”，没有了与美国合作的媒体，美国又如何能干涉俄罗斯大选？影响俄罗斯政局？普京付出的代价就与西方关系逐渐恶化。

现在，俄罗斯人在重建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每逢卫国战争纪念日，都要进行大规模纪念活动。

重新评价历史，为卓娅等人正名，并修缮纪念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道德，民族尊严得到充分强调。

但恨国者同样四处出击，如索布恰克的女儿，宣称俄罗斯是个落后的，欠鞭打的民族，美国才是人类的希望，网络领袖阿列克谢，关了放，放了关，一天不骂国家一天不舒服。

昂纳克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的观点是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事后来看，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既然他认为那条道路走不通，就应该指出走得通的另一条路。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这样，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就产生了疑虑，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我当时的立场是：谁在苏联掌权，这是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我成为总书记后，就坚定地决心继续保持并巩固与苏联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

因为他多次在谈话中对我说，苏联、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德国。

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去苏联访问，这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１０天。当时有一个熟人来看我——那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到我的住处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要当心他给你捅刀子。

当我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日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像老朋友相见时那样问候，兄弟般地拥抱接吻。我问他：“你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想问的是，作为冷战的孩子，东德的命运将会如何？”他说： “我同科尔（时任西德总理）、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时任英国首相）……（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说了至少１５个政治家的名字）我同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根本就不能设想两德统一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在科尔面前不应当退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柏林墙已不合时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我们不改变任何现状。这方面所有的举措都要经过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协商。”

这次谈话持续了４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我、戈尔巴乔夫、一位翻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负责记录）。

当时，我过于相信戈尔巴乔夫。我并不是相信他本人，而是把他视为苏联的代表，视为苏共的最高领导。我必须说明：我一直到最后还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尽管他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手脚。

我的很多战友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谍报机构的特务。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听说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说过一句话：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埋葬共产主义。我不相信他当时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被历史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的。

因此，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有过良好的愿望，但把事情搞糟了；许多人信任过他，与他同行，包括许多苏联人信任过他，但他最终把他们置之脑后。

我曾在１９９４年问当年的苏联外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你和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故意出卖东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东德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过如何挽救苏联的问题。”

某些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恢复苏共的合法权利和地位而英勇抗争。例如，苏共中央委员、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公开宣布，他作为共产党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从不感到羞耻”，他“不准备退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从不接受也不会接受自己解散的决定”，中止苏共的活动是“非法的和专横的”。

俄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久加诺夫近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止苏共活动没有法律依据，公开号召党内同志团结起来，以拯救和复兴多灾多难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