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越来越多的河友，围绕着中国革命这个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希望大家能继续不啬赐教，为广大的河友提供高水平的精神食粮。

为了保证分享的质量，大家的跟帖我一般不会回复的，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我的分享思路，也容易让分享的内容碎片化。

如果大家能加入到中国革命的群落里，自然会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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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河友提到了犹太人和共济会。

我本不想过多谈论这些容易引发阴谋论的概念，不过，谈论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实在是无法回避犹太人的，例如，早期来华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甚至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都有可能是犹太人。

即使此时此刻，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犹太精英集团，共同领导着这个世界。

每年，往来于中国的犹太人，多了去了，例如，今年的基辛格、耶伦、克里和布林肯等。

布林肯就不说了。

基辛格，是新中国世界革命的忠实拥趸，怀着一颗五朝开济的老臣心，专注着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步。

百岁高龄的他，特意跑到中国，告诉习近平一些悄悄话。习近平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庆贺他的百岁寿诞，这在中共历史上可是头一回的。礼尚往来源于基辛格的贡献，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探根寻源，常回家看看，也挺好的。毕竟，日新月异的中国，肯定有助于益寿延年的。

基辛格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华，而耶伦和克里，却是来汇报工作的。

汇报工作？

这是真的。

耶伦，现在的身份是美国财长，她还有一个身份，美联储的前主席。鲍威尔不宜来华，耶伦就代劳了。

现在，美联储，已经变成了中美联储。美联储正在通过利率大法，收拢美元，为人民币的上位创造条件。

人民币，如果能顺利上位，能成为新的全球基础货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币有一个美元所没有的优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不可自由兑换，才有利于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目的，耶伦的访华，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是新清洁能源革命全球的领导者，而克里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特使，全球气候治理的方案，就是推广清洁能源。肩负气候使命的克里，来见习近平这个新清洁能源的总领导，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代替了美国，行掌门事。到中国来汇报工作或述职，以后，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共济会，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秘。共济会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描述，也是不准确的。

正是因为不懂全球重大变革的操作手法，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存在阴谋论的说法。借着谈论中国革命，我将进行一些的解剖，让大家了解中国革命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特殊操作。

有了实际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给予共济会以客观的评价。

不进行实体解剖，不还原真实历史，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人民当家做主，就永远无法落实到实处。让背后的上帝们，暴露在阳光下，让他们逐步退休，和普通人一样，颐养天年，这，更人道。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应该主宰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这，一点都不过分。

河友@网海的回帖挺有意思的，摘录如下。

我喜欢这一句：任何成长和成蛹化蝶的过程都是痛苦的。

我感觉不宜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如果改成：不能把主席成长的过程唯心化了，这样表达可能更恰当。

什么是唯心化了？

就是把主席看成天生的领袖，然后按照这种思维来审视主席的生平，这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

为什么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说法呢？

形而上学的本意，是要从现象中剥离出道这个本质。

形而上学，更多的时候，却变成了模仿。

孔子所崇尚和推广的礼制，就是模仿圣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通过长时间的仿效，以求最终达到问道的境界。

不但孔子是形而上学的践行者，所有的宗教，也是如此。

近三千年，唯有毛泽东，摆脱了孔子模式的束缚，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以唯物斗争唯心的方式来问道的新模式。这，也是习近平倡导的第二次结合的本质。

把主席的成长期，局限在1922年到1926年，貌似不妥，把这个时间段延伸至遵义会议，甚至说是党的七大，乃至文化大革命，或许更科学更合理，因为主席的一生就是探知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和孜孜不倦的一生。

@履虎河友认为绕一个大圈子，来全面地把问题说清楚，貌似没有必要，还不如活在当下，不要问为什么，一直跟着走就是了。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当年，小平提到他革命的前半程时，就总结了：跟着走。

中共的领导人，按照理论水平排座次，主席和习近平的水平最高。习近平的理论素养要高于总理和少奇的。

所以，邓小平的跟着走，一声不吭的跟着走，不适合于习近平，不适合于习近平的时代。

习近平如此重视大外宣，原因之一，就是破除中国革命长期被污名化的尴尬。

要把中国革命的问题说清楚，就需要从根儿上找原因，从这角度看，我绕的这个圈子，还是有必要的。

最有趣的留言是河友@渔人出海的，给了不少鼓励，同时建议，少一些短句式的段落。

很多短句子的段落，往往是一种问答的形式，如果把这些句子放在一个段落里，就失去了那种意境的。

当然了，我会尽量做出改进，这个没有难度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总理是在德国接受了特别的培训，而不是在法国。

@真离河友认为总理应该是在苏联接受的培训，我没有发现能验证@真离河友结论的资料。如果谁能提供相关的线索，请不啬赐教。

总理刚到法国的时候，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主要靠学习由蔡和森及张若茗等翻译的资料。

按理说，苏联当时是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条件，能到苏联继续深造，甚至亲眼看看列宁，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但是，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旅欧期间，总理并没有去过苏联。

不过，总理却安排和护送过很多战友，经由德国，到苏联去学习。

这是不是很奇怪？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几乎都去过苏联。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家，如果不到苏联去接受最新的理论指导，统一一下思想，怎么能在随后的工作中，实现革命工作的协调统一？

这就好比，我们党要培养一个高级干部，这个人就必须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是一个道理的。

例如，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早期中共的代表人物，他都进行了当面接触。

有了这样的面试，是不是就行了，大家就合格了？

那怎么能行。

随后，这些人，又陆陆续续去过苏联。陈独秀是利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机会，在1922年去过苏联。李大钊则参加了1924年在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的五大。张申府则是在1923年，去过苏联的。

瞿秋白、少奇、朱德和小平等，都有过苏联学习的经历。旅欧少共的成员，也基本都到苏联学习过。

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由于组织政治活动，1921年，被遣送回国，直到1925年，他才去苏联学习。

在这里，得插空说说蔡和森的故事。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年轻人当中，最传奇的一位，应该是主席的好友蔡和森。

应该说，在旅法的青年当中，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旅法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他开创的。也就是说，旅法青年们的共产主义导师，是蔡和森，而不是张申府，也不是总理。

蔡和森是湘江三友中最早去北大的，赴法之前，他参加了李石曾组织的语言培训班，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查字典，看革命理论了。

他到法国，比总理早了近一年。

到了法国，他更痴迷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到了不洗脸，不理发和不换衣服的地步，彻底入魔了，以至于被其他学子当成了一个怪物。

蔡和森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对真理的追求。不过，他的背后，有向警予在支持着他。只有向警予才真正懂得蔡和森在干什么，在追求什么。非常可惜，这对革命夫妇，牺牲的那么早，那么早。

起初，大家都不理解蔡和森，慢慢地，感受到了法国的剥削和不平等，才发现这个怪物正在搞的，正是大家所需要的。逐渐的，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开始团结在他的周围。

蔡和森的理论水平提高的很快，以至于主席对他的见解都赞叹不已：

没有蔡和森最初打下的基础，要想在赴法学子中成立党组织，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张申府到了法国之后，总理正好在英国，理论上，反正是过来发展党组织，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先吸纳蔡和森的，因为，和总理相比，蔡和森是一个更合格的候选人。

可是，张申府，只等总理一个人。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没有到过苏联的，而成为高级领导人的，好像只有主席和总理。

主席是没有条件去，总理是有条件却没有去。

那么，会不会是苏联专门派专家到德国，培训过总理？

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所有人都能去苏联学习，为什么总理就一定不能去苏联学习？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对于总理的培养，是有一套专门的预案的，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对此是不知情的。

总理第一次去苏联，那是1928年的事儿，是去苏联参加中共的六大。

1928年的总理，必须要去苏联了，毕竟，莫斯科那时候超级奇怪：怎么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个人为什么曾游离于共产国际的培养体系之外？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于是，中共的六大，在苏联召开了。

这时候的总理，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不过，斯大林随后的组合拳还是非常凌厉的，幸运地是，是长征，挽救了总理，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六大之前，总理是如何发展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抓枪杆子。

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主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光辉论断吗？

如果大家由此就推断出，中共内部，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始于毛泽东，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但是，长期以来，对此的舆论导向，是一边倒的。

其实，在中共内部，第一个抓枪杆子的，是咱们的总理。

那么，后来，为什么只强调主席在这面的论断，而避而不谈总理的巨大贡献？

谈总理在这方面的经历，就必然会深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很多细节。如此，会把中共早期的问题全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试想，在文革中，如果大家知道，总理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早期专门系统地修理过被认为是地方小山头的主席，会有什么后果？革命群众一定会做出各种不理智的举动的。

更进一步，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他们也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的，这才是最大的忌讳的。文革中，有人说江青利用混乱，收集和销毁了很多不利她的证据。其实，江青才有多少秘密？对于隐形的教育委员会而言，才更有理由，需要更大的混乱，来清理该群体更多的秘密。

旅欧时的总理，其思想境界，应该还没有上升到要抓枪杆子的高度。

但是，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是专业且老到的。

他们要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把总理送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当然了，这些背后的动作，总理是不知情的。

张申府已经在法国，恭候总理多时了。

从1921年，第一次在法国见过总理的张申府，随后一直贴身地对总理进行精心的培养，甚至拒绝回国参加党的一大，也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四大，更是隐于幕后，把前台留给了总理。

理论上讲，张申府从失去里昂中法大学的工作时开始，他就应该回中国的。但是，他却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陪着总理去了德国。1923年，为了总理的未来，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总理，要顺道从苏联回国了。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不露面，转过年，却有闲情逸致，在苏联转道，要知道，他可是坐着船来欧洲的。

张申府去苏联，哪里是什么顺道！

他要在莫斯科巧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将要访苏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蒋介石。

由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张申府只能提前到莫斯科去守株待兔的。

如果他仅仅是借道回国，还至于在莫斯科停留几个月吗？

张申府如何知道办军校的事情？

1921年，越飞和中山先生在桂林，就专门谈过此事。现在，不过是把曾经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蒋介石当时作为中山先生的全权代表，来苏联访问，落实双方曾经的约定：建立新型的军队，建立一所新型的军校。

精通英语和德语的张申府，和蒋介石不期而遇了。

蒋介石很清楚，外交活动中，哪里有什么巧遇？他必须重视张申府这个人。

始于1923年的国共合作，头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型的武装力量。而开办一所军事学校，培养所需的军事人才，就是重中之重了。

共产国际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式的军官学校，怎么可能没有共产国际一方的常驻代表呢？

张申府既有外语的优势，又是中共的元老，吸纳一个这样的共产党人到黄埔军校，对于渴望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方而言，再合适不过了。

只要苏联能给援助，国民党一方，拿出几个重要位置的副职，算得了什么？

张申府的意图，就是要在未来的军校内，谋到一个高级的位置。然后，在恰当的时候，把相关的位置，过继给随后跟进的总理。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显然是不知情的；蒋介石和中山先生，也被蒙在鼓里。

黄埔军校是在1924年的6月24日成立的。

黄埔军校还在筹备的时候，张申府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了。

黄埔军校的筹备和建设，非常艰苦，未来的蒋校长就曾借故撂挑子跑过。

是廖仲恺咬牙顶了下来，看看国民党高级官员吃不了苦的熊样，廖仲恺就希望张申府能多推荐一些有为的青年人才到黄埔工作，张申府给廖仲恺提供了一份包括总理在内的大名单。

廖仲恺对总理的资料非常感兴趣，这自然跟张申府的强力推荐有关。

张申府表示，想把这样的人才网络到黄埔，黄埔得给总理准备回国的路费。

廖仲恺很爽快，让张申府征求一下总理的意见，只要总理愿意来，路费不是问题。

这活儿办的，多瓷实。

总理收到张申府的信函后，把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就启程回国。

长征的时候，张国焘要杀廖承志，总理机智地把他救了下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廖承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党理应照顾他。同时，廖仲恺对总理的成长，确实有过重大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最初是戴季陶。戴季陶到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家串门儿，偶遇张继，两个人因政见不合，居然动手了。

张继在家怕老婆，出门了，倒是有点英雌气概，一点也不怵戴季陶。在拳脚功夫上干不过张继，戴季陶觉得很窝火，转道香港回上海了。

戴季陶离开黄埔军校的真实原因，或许并非源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知道，这个戴季陶，可是中共一大党纲的主笔的，他和中国共产党是大有渊源的。

不得已，政治部副主任卲元冲顶了上来。

而卲元冲的政治水平，也就是能讲讲三民主义，而黄埔军校，是按照苏军模式打造的，卲元冲的理论水平，就有点落伍了。这时候，急需专家级人才的出现了。

张申府呢，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之后，自己找借口，专职于他在广东大学的工作了。

他本身是教数学和哲学的，呆在军校，也未尝不可，可是，他却选择了回避。

虚位以待，自己又不离开广东，看紧这个位置，就等总理回来对号入座了。

有了路费，总理在1924年的7月，也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1924年的9月，总理乘船抵达香港。

这时候，张申府应该在广州，是阮啸仙和澎湃两位大佬接待了归国的总理。

大凡由苏联回国的党员，一般都要到上海见见陈独秀，等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唯一的意外，可能是总理，虽然他是从法国回来。

据总理年谱记载，他在香港致信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说明自己要在广州等候苏共的指令。

其实，说成是等候共产国际的安排，或许更合理，因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苏共。

在这一点上，总理可能使用了技巧的。

等候苏共的安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在等候莫斯科的安排。总理实际是指，鲍罗廷或黄埔军校中一些苏联教官的意见。

所谓等候苏共的安排，是一个巧妙的托词。

一个中共的资深党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回国了，不向党中央报道，却仅给团中央写信，这多少有点奇怪，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嘛。

当然了，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向团中央报道，也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做，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味的。

事实上，总理是无法去面上海见陈独秀的。

当年，朱老总从苏联回国，先去上海向陈独秀报道，这才是常规的做法。陈独秀就安排朱老总去四川做兵运工作。

总理一旦去了上海，陈独秀一高兴，安排总理一个具体的差事，总理是拒绝还是接受？

况且，黄埔军校已经开学三个月了，总理哪有时间去上海。

根本就没有苏联的安排，而是张申府已经在黄埔军校替总理安排好了一切。

戴季陶的出走，张申府的无法分身，卲元冲的能力又不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能从事合格的政治思想教育。

1924年的9月，总理顺利地进入黄埔军校。未见总理之前，对总理的印象就好，看见本人，廖仲恺又怎能不喜欢？

总理在黄埔军校里的初始身份是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试想，如果总理之前没有在德国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一类的课程，他是无法通过现上轿现包脚的方式走上讲台的。

卲元冲随后也被调走，去担任中山先生的机要主任秘书。

总理，在入校的两个月之内，就神奇地完成了从教官，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的三级跳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巧合，可能除了戴季陶的出走，其它的一切，都是精心的安排。

为什么要这样做？

安排总理抓枪杆子呗。

如何抓枪杆子？

对于彼时社会资源还有限的总理，如何完成这个使命？

要知道，彼时的共产党是赤手空拳的。

枪，在当时的军阀手中。

未来苏联的军援，也是给国民党的，没有共产党的份儿。

总理如何完成他的夺枪使命？

开展兵运工作！

在黄埔军校迅速占据有利位置的总理，自然会利用他特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发展属于中共的进步团队。

黄埔军校，是当时最大的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吸收优秀的学员加入共产党，他们就是未来军事斗争的火种。这些懂军事的火种，很容易成为做兵运工作的行家里手。

而黄埔军校中那些支持三民主义的学员，则是我们统战和争取的对象。

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具有全国性的活动能力。把基层党员发动起来，也可以参与针对各地军阀的兵运工作。

当时，苏联不但资助国民党，一贯倾慕中山先生的冯玉祥部，以及一些进步的小军阀，也在受援之列。

看到别人能拿到军火援助，全国大小的军阀都很眼红，钢枪子弹，谁不喜欢？况且还有飞机大炮。为了让自己也有份，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中共，纷纷表示：我们也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小军阀都向中共敞开了大门，也等于为中共的兵运工作开了方便之门。

做兵运工作，貌似有风险，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可以人枪双得的。1927年，国共决裂后，正是因为前期兵运工作的有力铺垫，才有可能发动几百次的起义。

而总理在法国发展和团结的一大群旅欧党员，经过在苏联的培训后，已经陆续归国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负责起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这些人，在未来，将在总理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而成为了他完成使命的最得力的支持者。

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这个群体，也会动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总理完成其使命。

应该说，对于枪杆子工程，总理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古牧，在邓小平的时代，成为改革开放早期的操盘手。

为什么等小平对古牧如此信任？

翻翻古牧的履历，就会找到答案，原来，他在早期参加过兵运工作，也就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那批人。所以，古牧得到了总理的信任，这种信任自然就延续到邓小平的时代。

但是，总理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身份，貌似无法领导全国性的军事活动的，至少，在中共内部，这样做，是不符合政治伦理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大钊在北京掌控北方，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全局，广东，是两个大佬鞭长莫及的地方。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中共最早的军事部门，居然出现在广东，而且是1923年就成立的部门。甚至说，这个部门的成立时间，还可以前推，可能在1922年的下半年。

翻阅一大、二大和三大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决议涉及到军事工作，而是直到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才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及军事部。

在广东，居然早产了一个军事部门。而且，这个军事部门，在成立之初，居然是一个空架子。

1923年，张伯简来到了广东，担任了军委部长，广东区军委这个部门，才算是实锤落地了。

这个部门成立的时间非常微妙。

1923年，大家都在干什么？

讨论国共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合作，国民党才有权利拥有武装。没有权利拥有武装的共产党，如果在国共正式合作之后，再成立军事部门，这样会引起国民党一方的猜疑的。

这个军事部门的成立，卡点太精确了，或许，就是一个巧合吧。

这个张伯简是谁？

张伯简是云南白族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

张伯简是在欧洲入党的，而且，是在德国加入到德国共产党。

张伯简为何从法国转到德国？他又是如何联系上德国共产党？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

张申府和总理在德国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张伯简自动成为该小组的成员。

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在莫斯科召开。

张伯简作为旅欧的代表之一，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四大。参加完四大，他没有回到欧洲，而是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随后回国。

没有回欧洲，在莫斯科学习，学习完毕后，依然没有回欧洲，而是要回国，这是张伯简的自我选择，还是党组织的安排？

没有资料显示他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反倒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回国后写了让主席非常感兴趣的《社会进化简史》。

张伯简首先到上海，向陈独秀报道嘛，这是规矩。

然后，他才去的广东，担任了那个只有空壳子的广东区军委的部长。

张伯简可能是中国兵运工作的鼻祖，他在旅欧之前，在滇军中担任过军需的职务，所以，他有做军事工作的基础。

但是，张伯简的工作，貌似和张申府所做的类似，就是替总理提前铺路的，他在总理到达广州的两个月后，也就是总理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前后，就把广东区军委部长的位置，转给了总理。然后，他又回到了上海。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者当中，唯有张伯简的个人简历是混乱的，现在官方统一的口径是，他是1924年从苏联回国。而且，不是总理接替他担任广东区军委部长，而是他接替过总理的位置。

他1923年就回国，甚至担任过首任广东区军事部长，貌似是一个隐晦。

更有甚者，广东区的历史档案，在文革中，居然被红卫兵抢走了。

到底是谁对这些资料感兴趣？这和后来张伯简的简历被隐去的部分是不是有关系？

神奇的操作，不仅仅是这些。

1924年的9月，总理一回国，就接替了谭平山广东区委员长的位置。

这多少有点不符合逻辑的。

当时的广东区，其实管理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几个省的。总理回国，并没有报备中央，那么这个人事变动就不是中央的安排，而是地方的动作。

这件事，只有谭平山这样的大佬才敢操作。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谭平山是两广地区绝对的元老，如果不是内部相授，总理是很难接替他的位置的，因为，一旦报请到党中央，怎么解释突然冒出来的周恩来？

对于总理而言，担任军委部长，摆脱俗务缠身的委员长，更合乎斗争的需要。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总理的工作，或许也为了未来能应付陈独秀的疑问，陈延年接替了总理广东区委员长的职务，成为中共广东区的负责人。

仅靠总理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眼花缭乱的操作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神奇的操作，作为绝对主角的总理，应该是不知情的。但是，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回首往事，总理一定会有所察觉的。

总理的丰功伟绩就摆在那里，他的操守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还不至于为了美化自我，去特意颠倒革命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中，唯一不需要自我神话的两个人，就是主席和总理。他们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传奇中的传奇。

那么，对总理早期历史的改写，绝对不是总理本人的所为，恐怕，是为了掩盖，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吧。

军委的名称，源自于广东。总理，是以广东军委部长的身份，行使着领导全国军事活动的权力。

上面提到，中共是在1925年的10月，才有了自己的军事部门，负责人，居然是张国焘。

如果党中央提前知道了广东区在下面的小动作，就不会在广东的军事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之后的第三年，才姗姗来迟地任命张国焘为党的军事负责人的。

直到1926年的11月，总理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显然，背后有人做了陈独秀的工作的。

五大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军事部门。紧接着，旅欧的少共成员，全面替代这些军事部门的早期负责人。

例如，总理就兼任广东和江浙的军事部部长；在湖北，由旅欧的核心聂荣臻，接替了董必武，担任军事部部长；在湖南，旅欧的颜昌颐担任军事部部长；在四川，在德国入党的朱德，协同刘伯承，在杨闇公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工作；在江西，由旅法的傅烈负责军事工作，等等。

也就是说，所有地方性的军事部门，都由旅欧的成员担负领导工作，共同团结在总理这个军委部长的周围。

我呢，在随后的分享中，将把中国革命中，围绕着总理所形成的派别，称为军委系。

从1924年11月，到1976年的1月，总理以军委系为基础，执掌中国革命的方向，将近52年。

军委系，随后，就要和以王明为首的大小钦差们交锋了，没有军委系的团结，中国革命的航船，很可能会偏离航向；中国革命的结果，很可能是划江而治；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很可能类似后来的苏东波。

不过，总理的早期革命生涯，太过于顺利了。

1925年的四大，张申府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反动国共合作了，甚至因为由此所引发的争论而退党了。

没有人重视张申府的反常举动。

张申府的退党，其实是一个信号：随后的路，总理要自己走了。

不过，张申府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和中国革命的永别。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很弱小，但是，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革命自身规律支配下，不再受制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是顽强地抗争，直至长成参天的大树。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把这个系列的文章的链接汇总如下：

《“中国革命”群落开张了，感谢铁手，感谢热心的河友们》；

《大同的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

《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五）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