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教员 “一意孤行”留在陕北，到底有何考虑？： -- 忘情

作者：忘情

1947年3月，从各方传来的情报显示，蒋军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即将开始。坐镇陕北的教员一面调新4旅、358旅回援延安，一面调王震所部立即西渡黄河，加入陕北战场。

3月13日，胡宗南所部15个旅，约14万人，分别从宜川、洛川北上。青马和宁马部队东进，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企图三面夹击延安，歼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或是将其赶到黄河以东。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出任3月16日才刚刚组建，仅辖1、2纵和教导旅、新4旅等6个旅，总人数仅有2.6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负责与强敌周旋，保卫陕北，保卫中央中央首脑机关。

从彭德怀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和周恩来等人就一直在苦心婆心地劝教员速离延安。可主席就是不紧不慢。直到3月18日晚，教员的住所里已能清楚地听到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他这才从容撤走。临走前，还将窑洞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张纸片也没给胡宗南留下。

3月25日，教员、周恩来等人抵达子长县王家坪，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就在他们开会时，4架国民党空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突然前来轰炸扫射。陕北那么大，驻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战机就那么几架，咋就那么巧，早不来，晚不来，偏等中共中央机关云集于此时就来呢？经过保卫部门、敌工部门和军队侦察系统反复核实，确认是胡宗南部使用了美制无线电测向台，发现了王家坪地区有大功率电台密集活动，故此判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转移到了这里。

形势如此恶劣，中共中央机关是否留在陕北，这个问题在党内高层引发了争论。绝大多数人是坚决主张党中央机关及主要领导人悉数东渡黄河，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彭德怀甚至直言，中央继续留在陕北，他需要在对付十倍于己之敌的同时，还要分心保证中央的安全，责任极大，压力超大。因此希望中央能尽早远离陕北这个危险之地，好让他放开手脚，心无旁骛地与胡宗南大干一场。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教员又坚决地做了一回“少数派”，他甚至直言：“要走你们走，反正我不走！”话里话外，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教员这是意气用事吗？绝对不是。从此后他与别人的谈话及一些文件、电报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如此“固执”，其实是有深刻战略考虑的。

首先，地瘠民贫的陕北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也不靠近重要交通枢纽，只是因为中共中央领率机关长驻于此，陕北才有了所谓“战略价值”。而这个“战略价值”还仅仅基于“某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价值”和“意义”，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方面才会留置胡宗南部大量兵力屯兵于陕甘宁周边。全面内战爆发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牵制了胡宗南战略集团，使之不能转用于其他战场，这就减轻了其他战略区的压力。

其次，国民党全面进攻破产后，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胡宗南部被赋予这个“重任”后，有两大战略目标。一是攻占“红色首都”延安，为伪“国大”献礼，同时力图在舆论战场上营造“中共已全面失败”的舆论氛围，以打击我方士气，争取动摇分子。二是对我中央首脑机关实施“斩首行动”。1947年8月7日，蒋介石飞赴延安，当面对胡宗南训示：“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就当时国共两军在陕北的兵力和战略态势而言，延安被放弃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方必然会对党内、军内作出相应解释，但“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失地存人，人地两得”这个道理，并不是谁都懂。别说国内一些中间势力和国统区普通民众，就连苏联方面，甚至斯大林本人，也据此认为“中共显然是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要是全体转移到安全地带，在一个时期内对军心士气恐有不利影响。

第三，陕北是我方根植十余年之久的巩固根据地。胡宗南集团深陷陕北，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其庞大的军需都得仰仗脆弱的后勤补给线，甚至经常要用飞机空投补给。这对国民党军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个极大的消耗。而只要中共中央机关，或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留在陕北，就能继续起到以微不足道的经济代价，大量消耗敌方战争资源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可抵10万大军，战争经济意义极大。

第四，只要中共中央机关，或是其主要领导人仍在陕北，胡宗南部就必然要不断地四处“追剿”。以陕北黄土高原那沟壑纵横的地形，敌军机动线路是有限的，而且各纵队间想要消除间隙并不容易，这就为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了良机。而我方良好的群众基础，是中共中央机关在敌阵中闪转腾挪，保障自身安全无虞的有利条件。

第五，党中央，尤其是教员本人仍然留在陕北，和当地军民一块与入侵强敌作坚决斗争，能极大地激励西北野战军斗志，振奋民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教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了西北野战军最为有效的战斗动员口号，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敌我双方在物质和技术上的客观差距。

当然，战争中存在很多偶然性的不确定因素，教员在表态自己坚决留在陕北，坚决不过黄河的同时，也着眼于最坏情况，作了个“备份”安排。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教员、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根据地。这个决策的意图很明显，万一留在陕北的毛、周、任遭遇不测，那么刘少奇主政、朱德主军，董必武协助，三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

作出这个决策后，中共中央大部分机关人员，都随刘、朱东渡黄河。留在教员、周恩来、任弼时身边的，只有一个非常精干，约400人的中央机关架子。负责保护他们的，仅有4个警卫连，约400余人。经教员提议，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架子和警卫部队编成中央纵队（又称九支队，昆仑纵队），由任弼时担任纵队司令，陆定一担任纵队政委。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

为了安全起义，从中央纵队成立之日起，教员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

考虑到编在中央纵队中的大功率电台实在是个过于明显的目标，为了转战中的安全起见，中共中央于4月初作出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带着大功率电台和部分中央纵成员东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并建立中央军委通信总台。各战略区发往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前委发往各战略区的电报，都由这个通信总台的大功率电台转发。

这样既能保障中央对各战场的指挥畅通，又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虽然有熟悉地形、民情，得到群众热烈拥护的有利条件，同时也采取了中央纵队与大功率电台分离这一技术手段，总计5、600人的昆仑纵队在与胡宗南部周旋的过程中，依然险象环生。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6月10日夜间。当时，中央纵队冒雨走在绥德通往靖边的路上，尖兵在一条山梁上险些与东进之敌迎面遭遇。万幸的是，我方尖兵机警，立即趴下隐蔽，这才没惊动对方。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敌军大部队在并不高的山梁上源源不断地通过。中央纵队几百人就冒雨待在山沟里，连敌人的说话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包括教员在内的所有人，个个屏息凝神，饲养员们几乎人人死死抱住牲口嘴巴，生怕它们发出嘶鸣，惊动“脑门顶上”的敌人。

如此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7年8月下旬。在8月初的时候，教员发给刘伯承、邓小平那封著名的“陕北甚为困难”的电报，不仅仅指当时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相当不顺利，也指中央纵队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几乎天天要行军，常常陷入危险之中。

不过，一旦熬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就该迎接光明了。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在沙家店一举歼灭整编第36师钟松部6000余人。战前，教员就说这是扭转陕北战局的关键一仗，要是能赢下，局势即可转变。在战役结束后，他在接前方打来的报捷电话时，几个月来首次公开声称“我是毛泽东”。

8月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教员、周恩来、任弼时亲自到会表示祝贺。教员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此战过后，西北野战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纵队在陕北的处境和3月至8月份时相比，好上了很多，再也没有6月10日晚那般惊险经历了。

在陕北及全局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教员、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于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身处晋绥的中央后委也一并前往。这一方面是因为陕北形势已彻底逆转，中央纵队无论是否留在陕北，胡宗南集团都疲于应付西北野战军的攻势，已无他调可能。而国共大决战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身为战争最高指导机关，中央必须要有一个安稳的环境，才能心无旁骛地集中精力作战略决策。

教员“一意孤行”，坚持在陕北转战一年，其实作用和意义都很大。仅从这一点上，也足以反映其“战略眼光超出同时代的人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