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在国外支持巴勒斯坦的华人要有多远躲多远 -- forger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1946年2月3日，安东省通化（今属吉林）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1000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4000余人，其中日本人3000多人。

朝鲜义勇军（后来改编为李红光支队）五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在完成接应青少营安全转移后，又立即赴“红十字”医院抢救伤员。

医院的敌人已经提前行动了，他们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用手术刀、剪刀刺杀或动手掐等残暴的手段，杀死我正在酣睡的伤员150多人。高连长指挥三个排，从三面围攻反叛的1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30余人、俘虏30余人，其余落荒而逃。待救出50多名伤员后，他们又火速增援专署大楼，行至转盘街时遇到敌人阻击，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与坚守专署的通化支队会师，一起歼灭了攻楼之敌。

在江南飞机场、公安局小黄楼和电报局大院的战斗也非常激烈。日本人铃木亨与飞行队队长小林组织了250余名暴徒，向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司令部和机场警卫部队猖狂进攻。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和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这时，从集安头道崴子赶回的我增援部队到了，前后受到夹击的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把公安部队一个连分为四队去守卫其它要害部门，公安局只留下半个排防守，兵力特别薄弱，遭到内部敌人暗算和外部敌人的突然袭击，公安局失守。我炮校的炮兵中队奉命攻打占领公安局的顽敌。敌人十分顽固，负隅顽抗。炮兵连轰三炮，弹弹都穿壁爆炸，敌人这时才感到无望，爬下楼来投降。敌丰冈队长带着一伙暴乱分子，从后门攻进了电报局大院。守卫在楼里的王殿富班长待敌人靠近大楼时，下令开枪射击，打得敌人连滚带爬退到二道河里。丰冈又兵分两路，向前、后大门一齐进攻，敌众我寡，电报局一楼被敌人占领。正当敌人向二楼猛攻时，我援兵赶到，一鼓作气打垮了丰冈一伙暴徒。

大家决定按照日本人的习俗进行水葬。他们凿开浑江江面冰层，将一千多具日本人尸体扔进冰窟中。由于长期遭受日本人殖民压迫以及战争导致的贫穷，当地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在投下水之前将大部分能用的衣服都扒光了。

80年代，常有日本访问团到通化旅游，他们请求到浑江参观。中方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中国的人民的情感，提出一个要求：“不准哭祭，看完就走。”他们大多会在江边捡一块石头回日本祭拜。

直到今天日本右翼组织仍然对该事件耿耿于怀，常常在媒体上发表诋毁我军的文章，甚至将之与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

据日本人（包括果粉公知汉奸）所称，这一事件被称为“通化大虐杀事件”，据称约5万日本侨民和日本战俘在其中遇难，其中3万多人遭到中国军民的杀害。

而中国军方及大部分历史记载主要记载了镇压了约3000名日军暴乱分子。这两种描述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

在那个战后混乱的时期，通化市陷入极度紧张的局势。对于中国军民来说，他们可能被迫采取严厉措施来维护秩序，尤其当他们面对来自日本侨民和战俘的不安定因素时。

虽然大多数日本侨民可能并未积极参与暴乱，但有些人可能加入了这场动乱。这使得区分无辜者和参与者变得更加复杂，而这种困境很可能导致了无辜者的伤亡。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有误伤和不幸的事件发生。

在日本的观念中，共产党军队对先祖们的复仇行为造成的损失和遭遇悲惨结局让他们感到十分悲痛，并一直心怀愧疚。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时，通化事件的生还者之一中山菊松在日本创办了“通化遗族会”，后续“通化遗族会”每年都会在2月3日在靖国神社举行“慰灵仪式”。这些举动表明日本人对通化事件的伤痛和记忆始终存在，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遇难者的敬意和哀思。

此外，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补偿措施，颁布了“通化事件补偿金法”，为在通化事件中被击毙的日本关东军遗留的家人提供高额抚恤金。这些措施可能也反映了对当时事件的认知和回应。

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反省是复杂的，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可能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解释历史。

在事后的清剿过程中，我军也表现出了坚决果断的态度。由于叛乱日军战俘和日侨的顽固态度以及暗中对暴乱的支持，我军没有手软。

在搜捕过程中，一旦发现敌人有反抗迹象，他们采取了果断手段（哈哈哈哈），不容忍任何反抗，用果断行动震慑了剩余的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匪伪。

朝鲜义勇军支队更是表现出非常坚决的行动，将战后俘虏的3000多名日军战俘处决，展现了我军的无情和威严。

这样的做法不仅有效地维护了通化市的治安秩序，也为未来遏制了可能的不安定因素。

在通化暴乱中，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对于接收通化时队伍里鱼龙混杂的情况，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和狡诈，都让我军认识到了自身在处理敌人问题上存在的不足。

初入通化时，我军对接收人员过度仁慈，没有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的匪伪宪特人员进行彻底的清查，导致了不少敌人混入我军队伍中。这种渗透性超出预期，成为叛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后发现，市政府警卫排、县大队和专员公署等部门竟然有600多名敌人隐藏其中，其中不乏顽固派。这些隐藏的敌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试图影响我军领导人蒋亚泉同志投降，这一点让我军深感震惊和痛惜。如果能够提前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精准打击，肃清渗透敌人，或许叛乱根本不会发生。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我军当时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认知存在偏差。

我们过于乐观地认为，日军战俘是受害者，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事实是日本军人大部分受到军国主义洗脑，不接受失败和投降，总想东山再起。国民党利用了这一点，相互勾结，企图以日军战俘作为炮灰来消灭我军指战员，并试图建立丧权辱国的中日共管政府。这种错判让我们忽略了对敌人的警惕性，使得一些留守的日军医护人员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对我军伤病员进行了残忍的杀戮，造成了我军伤亡的重大损失。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我军在通化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被拘捕的大部分日本要犯都关押在此处，因此是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疯狂的日俘挥舞着大棒和军刀，在寺田和三好少尉的率领下，兵分两路向我发起猛攻。我军英勇反击，多次打退日军暴乱分子，歼敌200余人。

此时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赶到了，他们先是协助警卫部队先后逮捕了在东北航校，东北炮校和东北坦克大队内的日籍内应分子200多人，控制住了差点被敌人夺取的4辆坦克、7架飞机和部分大炮，完全切断了敌人获得重武器的渠道。

随后朝鲜义勇军主力冲进通化，与暴乱的日俘展开了白刃格斗，在我军的前后夹击下，参加暴乱的日俘很快阵脚大乱，我军逐步掌握了主动权。

在郊外漫天的风雪中，方虎山正带着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在山里没日没夜地赶路。

“看见通化了！”听见先头部队站在山顶的喊声，方虎山紧赶了几步，来到队伍前头。

刚刚登上山顶，方虎山就迫不及待地向通化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往日平静的通化城，此时城内四处都冒着火光和浓烟，即使在郊外，也能依稀看出城内的混乱局面。

“快！跟上！”

除了几句必要的催促，方虎山咬紧了牙关一言不发，面色青紫。

通化的鬼子，居然真的造反了！

城内的东北民主联军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人，且还必须集中守备各个重要位置，唯一能用的机动兵力只有朝鲜义勇军的三个中队，敌我双方的力量极度悬殊。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日军的背后突然响起枪声，通化城内唯一的机动部队朝鲜义勇军1营1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及时赶到。

方虎山很快率领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主力赶回了通化，开始在通化全城抓捕暴乱人员。

面对暴乱造成的一片狼藉，朝鲜战士们十分痛心，他们没想到的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当方虎山和战士们来到通化红十字医院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恐怖景象：整个医院已经成为一片血海，原本活生生的伤员们全部倒在血泊中，很多人就死在自己的病床上。

面对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杀红了眼。

在暴乱发生之后，民主联军在通化全城搜捕所有可疑的日军暴乱分子，街上凡是口令答不上来的直接一枪放倒；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

接下来的两周之内，挨家挨户的搜捕行动继续进行。民主联军清楚日本人没有在门口挂对联的习惯，因此只要师不挂对联房子的统统破门而入，在天罗地网的搜捕之下，暴乱人员纷纷落网，那些选择逃跑的人则直接被乱枪打死。

关于最终到底日本人在此次事件中的伤亡各方说法不一，东北民主联军声称日本人的死伤大约在3000-4000左右，而日本有报纸号称日本人死伤近万。

可以确定的是，被俘虏的日军不会少于3000人。

一个通化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

据说，就在叛乱发生后的一个雪夜，方虎山率领的朝鲜义勇军把所有的日本俘虏通通压上通化城头。

衣着单薄的日本俘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相比于寒冷，他们更害怕身后朝鲜义勇军枪上闪闪发亮的刺刀。

没有人知道城墙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听到了“扑通”、“扑通”地落水声，就像是有人掉下了通化城外的河里一般。

通化的老人们说，那声音，持续了一夜。

一批日寇被扒光衣服，押至城头。方虎山一声令下，行刑队员用刺刀一一了结，尸体随即被踢下城墙，坠入河中。河面上的厚冰裂开了许多窟窿，尸体便沉入其中。

日寇惊恐哀号，但方虎山毫不动容。夜幕降临，城头火把熊熊燃烧，行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方虎山的决断让国际组织议论纷纷，他受到了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