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秦刚这事算是正式出锅了 -- 别看我矮

原回复中提了一句：

之所以说特殊，特殊在他那个案子与其他杀人案相比，手段上不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个案子源自乡里熟人之间发生矛盾，矛盾激化而杀人。这也是凶手坐牢数年后内心不安，补充交代的一个重要前提。

为被害人及家属伸张正义，是所有办案人员的工作宗旨。这也是至今各级公安机关大门口仍然保留人民上访室的原因。我小时候放学时几乎天天见到来上访的痛哭的被害人家属。

我非常理解并赞同您的观点：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罪犯绝不应该逃过应得的公正死刑惩罚。实际上，我父亲当年与他的很多同事一样，正是本着这个目的而废寝忘食的努力工作（我父亲后来去世，也与当年的职业病相关，年轻时经常熬夜审案，40岁左右就得过胃部肿瘤）。

另外当时的死刑环境与今天所谓“主张少杀甚至不杀”完全不同。记得当年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是四位数，在世界上占比大约是80%（年代久远，具体数据记不大确切了）。

尤其是是当年的司法环境偏重于公安办案，预审人员的意见往往在后续法院判决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当时由于办案人员的平均教育素质（当年公安大学含大专不到1%）与办案手段落后，往往造成错判甚至错杀。我父亲当年曾说过：“有的死刑判决意见中连犯人的名字都写错了”。

中国人讲究人命关天。当年邻省曾发生一件错杀案件，导致该省从高法院长到办案公安一路全撸，而且国家赔付了死者家属四个农转非户口。

这就是当时我父亲办案时谨慎从事的大环境。

另外，当年的犯人服刑，条件也是非常差的。我从小与犯人们住一墙之隔。武汉那么热的大夏天，犯人们住的号子，只有铁门上一个小小的气孔。热到难受时，每天傍晚犯人那种近乎野兽般的哀嚎，至今难忘。

也可想见每天与犯人们“呆在”一起的办案人员，心情如何。毕竟都是人呐。

也是因为穷罢。邓公时代，一个省一年的监狱经费只有一千多万，那么多犯人就靠这点钱吃饭就医 ---- 造成的后果就是：犯人如果想保外就医而故意吞剪刀，有些监狱医院就干脆不打麻药直接开刀。。。

小时候不懂事，有时候执行死刑时，随院里孩子们跟着刑车去看“热闹”。后来再也不去了。那些绑缚过犯人的麻绳，从来都是湿漉漉的。我以前以为是犯人们被枪决前吓出的汗。

我父亲说：“那哪里是汗，那是人临死前吓出来的人油”。说到底，谁都怕死。

今天的服刑环境比当年，还是人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