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秦刚这事算是正式出锅了 -- 别看我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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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

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

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

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

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了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

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

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

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

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

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

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 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环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

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

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

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

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真离：那么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的到底是谁？）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显然是某派的团队攻击啊。）

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这明显是组织部门的说法，虽然江青是后来的组宣小组，可是这时不是啊）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位作者始终想把自己摘出去，呵呵）。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作者批判就是温文尔雅，别人批判就是横眉冷对，牛皮的军人作者啊，呵呵）

这个我是作者贾兰勋

第三次批斗发生在1967年7月18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 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刘少奇居住处）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

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 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

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

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

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

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

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

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

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

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

李鑫还提出了诱捕的理由：中央常委以讨论《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李鑫的建议，经汪汇报华和叶，获得批准。

张耀祠和武建华进入行动岗位要比李鑫早一天。10月2日，汪东兴命令他们提供一个行动方案。在汪家，张耀祠和武建华原地思考方案，就方案中涉及到的地点、形式、人员进行了讨论。主要商议抓捕地点，抓捕形式，到场人员等。

围绕这么几个原则，最后确定了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并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符合程序，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在家中解决。另外，毛远新同“四人帮”一并解决，但毛远新有武器，可不到场，就在家中解决。

最后，涉及中南海内部解决与外部协调问题议论的时间较长：

一是首都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仍负责原来任务；二是姚文元可能不参加会议，也可以由卫戍区配合到其住处解决；三是警卫局只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市负责。

他们还议论了北京以外的情况，建议中央掌握好军队……

经过整晚讨论，至凌晨四点多，抓捕方案出来了，立刻上报华和叶，得到了认可和批准。

10月6日，按照事先预订的方案实施，张耀祠带一个行动组先解决毛远新，武建华准备三个组配合汪东兴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然后，张、武一同解决江青。

粉碎“四人帮”，汪东兴领导下的中办“三雄”功不可没。其中最重要的“一雄”就是李鑫同志。

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

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

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哈哈哈，可笑！）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

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

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大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

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

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

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

这时，不知是谁（一共三百人，都不知道？嘿嘿）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军人真好文笔啊！！！！）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

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掂念却难通信息。

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

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

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中南海保健医生张佐良教授），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

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

郝苗同志从 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

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

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

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

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

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这位才是关键人物吧）

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

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

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这意思是换一毛钱的菜了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

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

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