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68-斯拉沃热.齐泽克：谁家的仆人成了主人？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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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非常有幸今天来到这里，由于我一贯有一说话就没完没了的毛病，所以我现在马上就开始……

关于过去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在现代化与启蒙时代曾经一度遭到压制的叙事正在逐渐涌现。这里所谓的对立并不仅仅存在于启蒙运动本身及其所压制的因素之间，这种对立贯穿了整座启蒙运动的大厦，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这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对立，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改良之间的对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对立，平等主义自由与基于传统的自由之间的对立，激进的平等普世主义与具体的试验性方式之间的对立。直到目前为止，事实结果并不站在谨慎的经验性方式这一边。我们吃尽苦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尽管现代性努力试图排除掉传统的统治形式——例如父亲应当作为一家之长，例如主仆尊卑有别，例如宗教信仰，等等——但是现在主人的维度正在变本加厉地以各种方式重新回潮，例如父权价值观、政治威权主义、猥亵的主人小丑，宗教原教旨主义。弗洛伊德当年就意识到，父权的衰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过程。父亲作为道德权威的形象使得子女有能力获得道德上的自主感，以此抵挡来自同辈的压力以及来自腐化社会环境的压力。在弗洛伊德之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权威与家庭的马克斯.霍克海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本着相同的精神，阿多诺也指出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父权形象。换句话说，如果你反对父权，那么恭喜你，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和你站在同一边。

被启蒙运动压制的因素正在回归的最显著形式就是所谓的猥亵主人，不妨将其视为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始父亲”的新形象。一旦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就不可能重新夺权，如今卷土重来的所谓传统权威只是后现代的赝品。唐纳德.特朗普可曾践行过任何一条传统价值观？没有。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只是一场后现代表演，无非是一场大张旗鼓的自我表现而已。按照猥亵的定义——玩弄传统价值观，将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指涉与公开场合的下流行为掺杂在一起——唐纳德.特朗普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后现代总统。如果将特朗普与伯尼.桑德斯对比一下，那么特朗普是最纯粹的后现代政客，桑德斯则是老派的道德主义者。这样一来残余的左派势力就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围攻国会山的时候，冷眼旁观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们的心情掺杂着恐怖与痴迷。无数普通人冲进了权力的殿堂，民众的狂欢暂时叫停了公共生活的规则。左派在谴责这一事件时的语气多少带着一点嫉妒。我的许多左派朋友事后都对我说，“领导这次事件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

那么能不能说民粹主义右派从左派那边偷走了他们用来抵挡现存体制的唯一手段，也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直接攻击权力所在地？问题在于民粹主义者这里所谓的人民其实并不存在。从定义上来说，民粹主义不过是权力的面具而已。民粹是幻想出来的实体，新的主人们营造出这样一个实体，将自己包装成人民的仆人，从而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并且使得他们能将自己的反对者贬斥为人民的敌人。

通向民粹主义的第一步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为了弥补传统权威的缺失，当时的统治者或者说国王声称自己是仆人，例如腓特烈大帝就自称是国家的首席仆人。自从启蒙主义初期以来，主人们就用这种话术来为自己的统治张目。在现实当中他是最伟大的仆人，是自己所有臣民的仆人。但是这种为仆人服务的立场也有现代性程度高低的差异。现代化程度高一些的有技术官僚与自由民主主义，低一些的则有威权主义。面对传统权威的解体这一困境，我们可以勉强接受回归某种形式的社会权威的必要性。某些拉康主义者会认为今天的问题在于父亲之名的衰落与父权象征权威的衰落。这一权威缺位之后，病态的自恋就如同爆炸般膨胀并且召唤出了原始父亲的幽灵。因此我们应当重新确立某种法律，作为抑制此种冲动的手段。尽管这个理念肯定会遭到排斥，但是它却依然正确地指出，主人的衰落并不能确保自然而然的解放，反而有可能产生全新的、更具压迫性的统治角色。

但是回归由新的法律代表来维持的抑制是否就真的是唯一的出路？拉康似乎最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提供了另一个解决方案——雅克-阿兰.米勒称之为犬儒方案：我们无法回归法律权威，但是我们可以假装我们维持了法律。我们应当将法律的权威作为必要之物来加以维持，尽管我们都很清楚这权威并不真实。简而言之，我们都是一群精神病，想要假装自己只是歇斯底里的正常人。米勒无畏地指出了这一立场的政治意味：“一名精神分析师如此作为，使得伪装依然安于原位，同时还要确保由他照料的对象并不会将伪装当成事实。人们应当维持权力的假象，原因是人们应当可以继续享受。关键并不是将自己与现存权利的假象绑定在一起，而是要将权利的假象视为必要之物。”请大家注意，米勒在这里复述了卡夫卡在《审判》当中的著名说法：“法律并不真实，只是有必要罢了。”

几天之前我们在电视上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葬礼的奇观，这一幕向我们揭示了权威得以幸存的另一种方式。英国皇室以及不列颠联合王国越是丧失了曾经的超级大国地位并且沦为地区强权，英国皇室的地位就越是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幻想的素材。根据某些统计数据，全球范围内观看伊丽莎白女王葬礼的观众总数达到了四十亿人。我们不应当将这一事件仅仅贬斥为旨在掩盖实际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英国皇室的幻想恰恰正是使实际权力关系得以自我再生产的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这种幻想并不仅仅局限于现存的皇室家族。2012年莱斯特的一个停车场内挖掘出了一具骸骨，后来经考证确认是理查三世国王的骸骨。这具骸骨于2015年3月26日被重新安葬于莱斯特大教堂。主办方原本以为只会有几百人到现场参观，但是实际参观这场仪式的人数却达到了十几万。我们不能将这种事实简单地贬斥为反动幻想，正确的见解在于这些事物体现了象征性的顶层权力与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之间的区别。国王与女王只会当政，但不会统治。他们的当政是仪式性的，因此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则是君主的反面，它绝不是传统的主人，也不是猥亵的主人，既不代表自由民主立场，也不代表基于理性推理与实验的当代科学知识。这样的领袖其实是大学课堂讨论的病态扭曲，是遭到大学课堂压制的因素的卷土重来。在斯大林主义当中，主人与知识空间直接重合。在这里没有后事实，没有猥亵的多样性，也没有自我讽刺，仅仅存在将自己当做真理的知识。比方说在当代中国，看似无所不知的国家权力的表象得到了不遗余力的保护。这样的国家看似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但实际上两者占据了同一片空间。

应对传统权威衰落的另一种方式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张干脆到底，在一切维度上摆脱掉主人。从诺曼.乔姆斯基到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今天正在卷土重来。无政府主义并非要反对公共权力。另一位黑格尔派新无政府主义者卡瑟琳.马勒布则在著作当中提到了雅克.朗西埃的主张，后者坚称“要在既能下命令也能遵守命令的公民之间实现激进平等”。民主表达与抽签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联系。真正的民主“取决于谁来治理，谁被治理”，因为治理行为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作为对于马勒布的回应，埃蒂安.巴利巴尔直接挑明了问题的症结：“无政府主义者会说‘我们有能力设想、并且在现实当中实践替代性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自我治理与自我组织当中浮现出来，这一点可以在合作城镇之类的层面上来得到体验以及加以试验。’今天这一理念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人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例如白沙瓦的库尔德战士，又比如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们通过这些事例得出推论：在地区可行的模式推广到全球也必然可行，但是要找到正确的联盟方式。”

马勒布本人随即指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两个问题。首先，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当今时代的特色是事实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装饰性的——或者说刚刚被唤醒的——无政府主义的共存，事实性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统治与福利国家的终结同时发生，让公民们觉得自己遭到了抛弃。只要想一想今天的医疗体系是什么鬼样子就能理解这番话。目前的资本主义正在转向无政府或者自由主义的方向——覆盖生活各方各面的优步化。”第二个问题在于这种无政府资本主义实际上只是新威权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威权主义与国家的消失并不矛盾，后者其实是前者的信使。所谓的合作经济其实只是一张面具而已，将职业人士与用户通过技术平台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结果粉碎了一切稳定性。”这里所谓的面具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面具，还是无政府合作经济所隐藏的深层真相。换句话说，威权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国家消失过程的侧面之一。更准确的说，消失的是国家的最有价值的功能，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务。

大家是否记得2021年6月底，美国西北部与加拿大西南部地区被笼罩在热穹顶之下。以致气温一度上升到了摄氏50度。这种区域性极端天气的根源在于全球气候模式遭到扰乱，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几乎一定是人类行为对于自然天气循环的干涉。要想应对这种现象必须依靠全球各国的紧密合作。当面临紧急状况时——例如自然灾害与疫情之类——国家几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日常接触的庞大公共服务领域——例如医疗与教育等——并不能依靠扩展合作形式与其他形式的区域自组织来提供。巴利巴尔同样挑明了这一点：“看一下美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是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移民。他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建成过类似英国、法国、或者德国那样的福利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人的悲剧并不在于国家势力太强，而是在于国家几乎缺位。”

的确，党派政治与国家机制之外的民众动员很有必要，斯洛文尼亚的三八倡议就是个好例子。但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激发起来的社群高度依赖异化的、体制化的机制提供的厚实纹理，例如水电供应、维护法治、提供医疗等等。一个社区越是要自治，这套体制化网络就越要平顺且隐形的运行。因此我们或许应当改变解放斗争的目标，从消灭异化改为施加正确的异化。我们要让异化的、隐形的社会机制得以平顺地发挥作用，从而维持非异化社区所必需的存在空间。代议制民主的批评家们无休止地、变着花样地主张，出于某些先验的原因，多党制选举背叛了真正的民主。但是正是因为“代议”二字所体现的最低限度异化才使得民主终究得以运行。

这是否意味着专家意见无关紧要？不。这里我们要谈到另一种区分，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S1与S2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要区分主宰地位的标志与真正的专家知识。在民主体制当中，掌握选票的人民是主人，有权作出决定与选择，而专家则决定了他们可以在哪些选项范围内选择。人们想要的是作出选择的表象，而不是实质性的选择。因此在民主体制当中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国王，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政体里的国王。这个国王只能在形式上作出决定，它在政体当中的功能是为行政当局提供的施政措施签字盖章。换句话说，民主仪式的问题与君主立宪制度的问题同出一脉：必须维护君主的尊严，必须维持君主作出决策的假象，即便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只是假象而已。因此自由选举当中往往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礼貌，当权者礼貌地假装他们并不真正掌权，并且邀请我们自由地决定我们想不想将权力交给他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就体现了这种现象。世界各国都承认当时的俄国依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前提是俄国不会做出超级大国的举止。自从普京上台之后，这个你好我好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今天这种政治礼貌正在消失。礼貌是拉康所谓大他者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存在的象征性实质。因此难怪许多拉康主义者都认为大他者正在解体。我们全都知道外观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重要性。一旦出现了外观可能遭到扰乱的威胁，斯大林主义政体就会陷入恐慌。比方说突然发生某种意外，使得政权的无能暴露在公众眼前。在苏联的新闻报道当中看不到犯罪卖淫之类的内容。斯大林主义的特色恰恰正是野蛮统治与维护外观的同时起效。就算我们知道出了问题，也不能让维护外观的大他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人以为西方权力操纵我们的时候至少还保留几分表面客气，在斯大林主义政体下权力则直接作用在个人头上。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斯大林主义确实会野蛮地运用权力，但是与此同时维护外观的原则也不可撼动。

因此我们在讨论大他者的解体时必须万分小心。这里的解体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也就是雅克-阿兰.米勒所谓的普遍化丧失赎回权（generalized foreclosure）。在这种状态下，大他者不再作为被统治者相互沟通的象征性空间。但是数字化假新闻形成的混乱空间——这个各路网红疯狂争夺点击率的混乱公共空间——难道不是大他者的新形态吗？当我们在脸书之类网站上转发新闻时，无论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我们都暂时并非我们自己，而是在全新的大他者当中扮演了特定的角色。所谓的取消文化难道不也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大他者形态吗？遭到取消的人就会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正因为如此，将普遍化丧失赎回权描述为“无限的狂欢节，其中的每一个实体都是例外”才会误导人。支持这一描述的玛丽-爱莲.布鲁斯宣称：“今天例外已经普遍化了。狂欢节在虚拟技术的加持之下已经超越了地点的限制，而这项技术又了修饰感知空间的分类。”但是这场狂欢节难道真的毫无限制吗？还是说目前的限制在某些意义上要比父权施加的禁止强烈得多？至少父权的禁止还会勾起打破禁忌的欲望。伴随着政治正确、文化或者说取消文化的限制，父权岂不是正在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借用布鲁斯的文章标题，觉醒文化的标志特征就是“有众人而无整体时代的种族主义”（Racism in the Time of the Many Without the One）。这个定义看似毛病颇多，但我认为确实一语中的。觉醒文化是传统种族主义的反面。传统的种族主义反对外来入侵者——例如移民或者犹太人——对于本群体团结的危险。觉醒文化反对的则是这些被怀疑不肯真正抛弃旧有的整体形式的人们，例如爱国主义的拥趸，父权价值的倡导者，欧洲中心论的信奉者，等等。因此觉醒主义的立场提供了放纵如何转变成普遍压抑的绝佳范例。在政治正确的政体之下，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人什么时候就会因为他或者她的言论行为遭到取消，因为取消的标准一言难尽。

最后我说几条我自己的观点。毋庸置疑，你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观点很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坚持我这些观点。首先，真正的主人并非纪律与禁止的执行者。主人传达的信息并不是“你不能”或者“你必须”，而是“你可以”。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不可能的事情，或者说你可以做在现有体系的坐标内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今天这一点具有非常准确的定义：你的思想可以超越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再将其当做我们生活的终极框架。真正的主人是一个不断消失的协调者，他将你自己交还给你，他将你推向自由的深渊。当你听到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讲话时，你会意识到你一直都想要某些东西，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之所以需要主人，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获取自由。为了得到通往自由的门户，我们必须得到处于我们天然状态之外的推手。我们的天然状态就是充满惰性的享乐主义，或者说阿兰.巴迪欧所谓的“人类动物”状态。我们越是作为没有主人的自由个体生活，我们就越不自由，因为我们陷入了现存可能性的框架之内。只有借助主人的推动或者干扰，我们才能真正自由。

其次，我们不应该寻求毫无异化、自我透明的秩序。我们应当追寻好的异化，因为我们极度依赖各种监管治理构成的密实且无形的网络，正是这张网络维持着我们的自由。我们应当学会信任并且忽视这张网络，集中精力研究如何发明一种全新的被动状态。如何应对政治生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异化？一旦人们用心打量国家权力的门面，很容易就会看到隐而不显但是毋庸置疑的信号。无论这个国家的政体多么民主，这一信号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忘掉我们的限制，归根结底我们能对你为所欲为。我本人喜欢这种过度，因为这种过度并不是败坏了权力纯粹性的应急补充，而是权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任性而为、无所不能的威胁，国家权力就不是真正的权力并且失去权威。此外我们应当不再玩弄“将权力限制在理性的民主界限之内”这个游戏。我们必须完全接受权力的过度本质，只有特朗普一派的民粹主义者才拒绝接受这一点。

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在身后留下了一对虚假的对立。我们不能用反异化来对抗异化。我们不能通过消灭主人来对抗主人。我们不能通过将公共权力局限在有用的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来对抗公共权力。非异化的、自主的、信奉自由主义的个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产物。一名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照顾人民的主人其实只是恋物崇拜的对象，之所以创造这个对象是为了预防人民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权力为社会服务这一点为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并且也模糊了权力在根本层面的过分本质。但是这一点与拉康的著名论断并不冲突，即大他者并不存在。那么我们怎样协调这两项主张？一方面是大他者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我的主张，即我们应当以自我牺牲的态度依赖大他者。针对“大他者并不存在”这一主张显而易见的解读方式就是让权威的承载者向那些臣服于他的人们公然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行使权威的资质，然后就此下台，听任曾经的臣服者们自行面对现实。

汉娜.阿伦特将这种姿态称作“恰当的父母权威”（apropo parental authority）：“现代人表达他对世界的不满、对于事物现状的厌恶的最明确方式，就是在子女面前拒绝承担对于这一切的责任。想象某些父母们整天跟孩子们这么说：‘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敢说遇见事情该怎么办，应该懂得哪些道理，应该掌握哪些本事。这些事我们也跟你一样压根摸不着头脑，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出了什么事我们不替你担责。将来你有千错万错都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已经跟你划清了界限。’”尽管这套想象当中的父母话术在事实层面或多或少的确正确，但是在存在主义层面上却大错特错。在人生这方面父母不可能与子女划清界限。这就好比某人声称：“我没有自由意志，我的一切决策都是大脑信号与社会影响的产物，因此我与我的决策划清界限。我对于我犯下的罪行不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这番话在事实上正确，但是依然就像我的主观立场一样虚假。用亚伦.舒斯特（Aaron Schuster）的话来说：“伦理教训在于，父母必须假装自己知道怎样应对人生，假装知道这世界的运作机制。因为要想解决权威的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勇于承担权威，承担权威的虚构本质，承担伴随权威的一切难题，承担行使权威招致的一切怨怼。”

但是话说到这里，我们岂不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刚才的犬儒立场？权威是个骗局，但却是必要的骗局？绝不。用米勒自己的话来说：“犬儒立场的基础在于主张唯有享乐才真实。”但是在阿伦特构想的这个例子当中，虚构反而比现实更真实。我们之所以愿意为了虚构的概念而献出生命，恰恰正是因为这些概念都是虚构。这就又回到了拉康的主张，即事实具备虚构的结构。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也是这样。只有在预先注定的条件下，极端激进的自由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在预先注定的条件下，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遵循宿命，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宿命是什么，不知道我们的哪些选择早已被事先确定。不过即便在如此可怕的场景下，我们依然需要决定自己该干什么。当此之时，知道自己的决定早已被事先注定恐怕是唯一的自由。我希望我这番话说得不算太绕。我知道这番话听上去很像疯话，但是在存在主义层面上的确成立。激进自由并不是在草莓蛋糕与奶酪蛋糕之间做出选择——不是。激进自由意味着“我知道一切早已注定，但我不知道究竟怎样注定，因此我必须自行决定哪些事物遭到了注定。”我们必须承担风险，并且主观地选择哪些事物遭到了注定。

我想以这个悖论为本次讲座收尾。“大他者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万事皆可为”。拉康很清楚，“大他者不存在”的意义恰恰相反——“万事皆不可为，为了打破这种禁锢，我必须采取反事实的行动。”“大他者不存在”并非针对事物现状的冰冷描述，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我占据了大他者的位置，也就是针对现实的中立观点。这就好比普世历史决定主义能够让我免于历史相对主义的纠缠。“大他者不存在”意味着在最大限度的主观参与当中，我必须将自己视为大他者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大他者脸面上的一道裂痕。

不过我们必须纠正拉康的一点错误。最终极、最激进的主观立场并不是精神分析师的立场——就像精神分析学派一贯信奉的那样：一旦你意识到大他者不存在，我们面前只有深渊，精神分析就走到头了。不，我认为当我们走到这一步之后，当我们穿越了幻想的妨碍并且认定大他者不存在之后，避免犬儒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英勇地肩负起新主人的立场。话说至此着实有些过于哲学了，那我就先不说了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