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七） -- 区块碳链

中国的文化界，对于毛主席的悄悄话是最多的，反毛的言论，基本出自文化界。

文化界对于毛主席说过的话，也有认可的地方，比如，毛主席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于这个评语，没有人反对，反倒是纷纷赞同并引用。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后，广罗人才，兼容并蓄，倡导思想自由，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培植了无数革命青年。蔡元培在文化界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替代。

关于蔡元培的著述不少，这些著述大多认为蔡元培是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等。事实上，他还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推手，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幕后操盘者。

蔡元培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绝非个例，1901年，康有为就创作过《大同书》。而梁启超则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由于梁启超的工作，大家才知道第二国际的存在。甚至是杨度这样的保守分子，在李大钊被捕以后，也倾其所有（包括卖掉住房）来营救李大钊。

我们不妨开列一个小名单，看看有哪些人，曾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03年开始，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震述、刘师培、成舍我、陈博生等，就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介绍马克思主义。

我们屡次提到的谭平山，在1919年，就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了。大家熟知的张闻天，也是在1919年，写文章来介绍《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同时，戴季陶、陈独秀、邵力子和沈玄庐等，均热心于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

而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放弃了自己传教的主业，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这多少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蔡元培也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信奉共产主义，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904年的大年初二，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小说《新年梦》。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时他提到：

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蔡元培在1904年就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他已经在思想上朦胧地感觉到该以何种态度来推广共产主义思想。虽然，他彼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比较初级。

关于蔡元培思想转变的诱因，可能就是晚清的腐败和无能吧。

戊戌变法时，杨锐等人邀请蔡元培参加，蔡元培拒绝了，他认为：

应该说，彼时的蔡元培非常稳重，从后来他谋划和孵化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来看，他也确实做到了老辣深沉、有章有法和进退有度。

蔡元培思想转变的过程，则和他的社会交往有直接的关系。

戊戌变法的当年，他就辞官回乡了，这不是选择逃避，而是要亲自践行通过教育来推动革命的设想。

当时，出入上海滩和江浙的日本学者为数不少，蔡元培多有结识。盛宣怀也视蔡元培为大才，时常邀他一起参加一些中外文化名流的聚会。1901年，蔡元培应盛宣怀的邀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黄炎培、邵力子和李叔同等，都曾就读过南洋特班。

蔡元培和创立震旦中学的马相伯也交往频繁，马相伯的家族，在明末就开始信奉天主教了，是资深的宗教世家。

1902年，蔡元培和吴稚晖专门去日本游历过，又接触了不少日本的文化友人和在日的中国学者。

马相伯出身宗教世家，和西方的教会关系密切。盛宣怀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华的代理人，他也是李鸿章的金主。而哈同夫妇呢，也是蔡元培的好友。一个日常往来都是这些有特殊背景的人，蔡元培慢慢信奉了被精心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就一点不奇怪了。

看好蔡元培的品行，大家认定该重点保护和培养他。

例如，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他就提前得到了消息，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当时清政府电告上海道，要抓捕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和黄宗仰等6人。这里面，年轻气盛的邹容是主动去投案的。最初，判定章炳麟和邹容无期徒刑，而后租界出面进行了干预，改判章3年，邹2年。不过，邹容直接牺牲在狱中。

从《苏报》案可以看出，活跃在租界里的革命志士，其实并不孤立，他们和租界之间存在着隐形的默契。

蔡元培表面上在教书育人，在幕后，他是一个地道的革命者，他加入过暗杀团，跟着日本人学习过制造炸弹。王小徐、孙少侯、刘师培、章士钊和陈独秀等，就加入过他的暗杀团。他甚至要在他创办的爱国女校中吸收女杀手，不过，这个想法应该是没有付诸于行动的。

1904年，陈自新和万福华要暗杀在上海的王之春，这个王之春在任广西巡抚的时候，曾准备借助法军剿灭广西的革命活动。陈自新拿着章士钊的新手枪，万福华拿着张继借来的一把旧手枪，设好了局，要暗杀王之春。不过，暗杀没有成功，万福华被捕了。第二天，章士钊去探听消息，又把他们的秘密会所的地址暴露了，导致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和张继等11人被捕。这得营救啊，蔡元培又是一通忙活。

暗杀并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蔡元培又想到了买官，他找到了绍兴巨富许在衡之子许仲卿，由他出资，为徐锡麟和陶成章买官。有了钱，陶徐二人，先往日本学习陆军，因为近视眼等原因，不能进军校，只得学习警政。最终，徐锡麟以候补道到安徽，管理警政，而陶成章呢，居然未能入官。貌似，买官这个做法也难以速见成效。

影响蔡元培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并没有告诉蔡元培，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才是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基础，舍此，别无他法，后来毛泽东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从马克思到鲁迅，他们都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那就是，不能把革命的思想写成了文字，就算完事了。底层的无产阶级其实并不认识字的，需要马克思或鲁迅们，脱了西装或长衫，放下架子，深入到基层去，把革命的道理分享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能跟着他们起来革命的。

书本上的革命道理，和现实中思想的传播，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例如，作为革命者的鲁迅，他一方面在作品里哀叹阿Q、祥林嫂和闰土们愚昧不幸，不懂得抗争。在现实中，他却没有从自身做起，来解放和发动闰土们起来抗争。直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从基层做起，这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开始。

和无产阶级保持着体面的距离的蔡元培，在现实中只能不断碰壁的，他决定去德国留学，他要去学习军事，然后指挥着千军万马，或许就能把满清的腐朽统治迅速埋葬了。最终，蔡元培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不过，他不是去学习军事，而是去研究哲学。

犹太精英们在欧洲孵化资本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在哲学方面，却遭遇到了瓶颈。

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是东方知识分子的重要行为准则。

在东方，修身所累积的经验，可以运用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中；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所总结的规律，又可以反过来，用来指导自身的修身，这种影响是双向和可逆的。

犹太精英们在欧洲孵化资本主义，归纳了一大堆的经验和规律，可是，这些归纳，无法应用于自身。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其精神世界就越是贫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土壤，好像只能催生丑陋的罂粟之花。

修身，所总结的，属于哲学。

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所总结的，也是哲学。

这两个哲学体系，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东方社会体系的运行，暗合人体的自我调节，这才是东方文化最玄妙的地方。文明演变至今，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变化，从没有打破这种映射的关系。

历代的知识分子，能参透这两大哲学体系玄妙关系的，大有人在。

犹太精英一直为西方的哲学无法修身而苦恼，他们认定，在清末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就是像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和严修等人，或许能够帮助西方哲学提升到可以修身的境界。

蔡元培就是带着这样的课题来到了德国求学的。

蔡元培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张申府等则是这个课题的接棒人。用总理的话说：

为了能拿出阶段性的小成果，张申府在数理逻辑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罗素超级推崇的原因，因为后者在数理逻辑方面颇有建树。而数理逻辑的基本定理，和西方哲学所总结的基本规律，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难住了蔡元培的哲学课题，最终被毛主席解决了。只是，他的解决方案融合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完成理论的提取。或者说，毛主席将大道至简成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们才能在精神层面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只有以侍奉上帝的态度，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西方犹太精英们才能在精神层面实现飞跃，舍此，别无他法。现实中呢，从西到中，精英群体们依然在藐视和蔑视人民，也就是在骨子里轻视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永远无法和天道同在。

为了讲好蔡元培的故事，我们先打乱时间的顺序，把目光转向1920年。

1920年的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了中国，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了上海，劝说陈独秀挑头组建中国共产党。这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了。

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材料均力称：是位于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聘请张申府去教逻辑学。而张申府在乘船赴法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后者委托他在赴法的学生中组建共产党。张申府去了法国，就组建了中共的旅欧支部。

逻辑貌似挺通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张申府怎么有能力组建旅欧支部呢？要知道，组建党组织和开展活动，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张申府只是一个庞大的赴欧团队中的一员，这个赴欧团队的主角是蔡元培。

1920年的11月23日，在上海，北大旅沪同学会在一品香西餐厅给即将赴欧的蔡元培一行设宴送行。陈独秀是送行宴会的主席，致欢送词。蔡元培和汤尔和则分别致词。在这样的场合，张申府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1月24日，大家登上了法国客轮Cordillère(高尔地埃)号，除了蔡元培、罗文干、汤尔和、陈大齐、张申府、李阐初、徐彦之（赴英）和陈博生外，还有刘清扬、陶尚钊和王慰真等人。

当时的驻法公使陈箓曾经透露过：

对于蔡元培而言，陈箓不是外人，而且，他的身份摆在那里，中国驻法的公使，所有在法国的活动，没有陈箓罩着，一定会很麻烦。

去法国建党的内容，也被记录在徐彦之《从上海经过法国到伦敦》中，他的原话是：

一个如此庞大的团队去欧洲，所借用的名义是司法考察。除了罗文干一人和司法有关之外，其他人等，基本都是出自北大的，或者和北大有关系的。而刘清扬和陶尚钊，则是总理在觉悟社时的战友。

蔡元培这次去欧洲有几个目的：考察总理和组建中共旅欧支部；处理赴法勤工俭学管理机构的巨额财务亏空问题；和法国共济会接洽，商谈法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等。这几件事，其实是一回事，拿到退款，才有财力来组建中共旅欧支部，才可以让赴法学子在法国能够呆下去。

我们再疏理一下陪同蔡元培出行的相关人士的身份。

汤尔和，后来依附侵华日军，成为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和蔡元培交往甚密的，以后变成汉奸的，不在少数。汪精卫，褚民谊，周作人，以及上面提到的陈箓和汤尔和，等等。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

汤尔和是推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推手之一，他也是筹划组建中共的幕后人物。

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就包括汤尔和。当然了，陈独秀早年就是蔡元培的追随者，一起研制过炸弹，一起搞过暗杀活动。

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是因为后者的《新青年》的影响力太大了。《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级刊物，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汤尔和把一个这样的陈独秀推荐到北大，仅仅是为了搞文学研究吗？

而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陈独秀和胡适是蔡元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左右两大先锋。

蔡元培被称颂为人世的楷模，这不代表他不会玩花活儿，为了把陈独秀和胡适引入北大，蔡元培对他俩进行了系统的包装，陈独秀成了东京日本大学的毕业生，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也拥有了博士头衔。

蔡元培要在北大搞新文化运动，那么，势必和北京城里的保守势力产生冲突。后者为了把蔡元培撵出北京，首先把他的左右先锋定为打击的对象。

而陈独秀和胡适两个人，在个人操守方面，也不怎么检点。明面上，胡适仅仅是倡导白话文，而陈独秀呢，则是在搞共产主义。所以，打击的火力首先集中到陈独秀的身上。

陈独秀是否嫖过娼，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当1919年陈独秀的嫖娼案闹的沸沸扬扬的时候，北大没有替陈独秀进行反击，那就说明可能确有前科。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貌似就不宜呆在北大了。

之前，有北大的英国教员，带领学生流连北京的红灯区，蔡元培直接将对方开除了。对方搬出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者威胁蔡元培是不是不想干北大校长了，蔡元培则根本就不鸟对方。

蔡元培到了北大，为了整治风气，专门成立了进德会，重点就是一个师德和操守的问题。现在，自己选定的文学院长出了问题，既然有英国教员被开除的先例，直接解聘陈独秀就是了。

按理说，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这是北大内部的事情。而蔡元培却为此去了汤尔和的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讨论陈独秀的问题，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商讨的结果是，陈独秀不宜呆在北大，要舍陈独秀这个车，来保蔡元培这个帅。他们认为陈独秀应该去上海，毕竟，蔡元培在上海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为了让陈独秀能继续做革命的闯将，北大将继续支付陈独秀一年的工资，毕竟，单靠《新青年》的收入，陈独秀很难坚持下去。

汤尔和这一次和蔡元培一起赴法，是参与对总理的考察。

汤尔和的民族气节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他曾经的这些活动，都记录在日记里。文革中，制造混乱，借机查抄汤尔和的日记就是必须的。文革中，到底是什么人要销毁这些证据，是江青和四人帮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陈大齐，是搞心理学研究的，他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研究室的创始人。后来转为研究西方哲学，以及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诸子百家。

陈大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新青年》杂志的政论作者之一，五四爱国运动的赞助人。

张申府，关于他，我在前面已经做过简述。看到了这里，大家还会相信，他是受陈独秀的委托去法国组建旅欧支部吗？蔡元培才是真正的主事之人，张申府不过是个前台的奔走而已。

李阐初，没有找到这个人的详细资料。

徐彦之，新文化运动骨干之一，是中国男女同校的首倡者之一。

1918年在北京大学，徐彦之与李大钊等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徐是成员之一。

陈博生，是五四运动前后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入中国的重要人物。1919年4月，他在《晨报》上发表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晨报》有连载他的译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的骨干，是总理的好朋友。

刘清扬为什么要出现在蔡元培赴法的行列中？这多少有点违和。

1920年的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个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党小组。随后要发展的对象，就是刘清扬，但是刘清扬拒绝了。

一个对共产党还没有浓厚兴趣的人，两三个星期之后，却随着蔡元培赴法组建中共旅欧支部，这多少有点奇怪的。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蔡元培赴法的一个重点，就是面试总理，如果刘清扬能提前入党了，对总理也是一种促进。

彼时，刘清扬对共产主义并不太了解，总理也是如此。

不得已，在赴法的旅途中，张申府就对刘清扬发起了爱情攻势，很显然，蔡元培对这些事儿，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相反，他可能是相关爱情活动的鼓动者。

刘清扬是在赴法的旅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非抵达法国后，才入党的。后来之所以把时间模糊了，就是要让某些革命活动看起来更纯洁和更高尚。

陶尚钊，是总理的同乡加亲戚，又是年轻时在南开的好友，同时，两个人都是觉悟社的成员。

大部分的资料都说，陶尚钊是和总理一起赴法的，这个说法是有误的。陶尚钊和刘清扬随蔡元培赴法时，在船上有过合影，这说明总理和陶尚钊是分批赴法的。总理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启程的。而蔡元培和陶尚钊，则是11月24日在上海启程的。

陶尚钊之所以和蔡元培同行，也是为了做总理的思想工作的。不过，陶尚钊在法国期间，因失火而意外丧命了。

还有一个王慰真，她是谁？

王慰真是北洋军阀安福系的要员王士源的侄女，在家里闹革命，因此随着蔡元培去法国读书躲清闲。在旅途中，她帮助蔡元培誊抄过文件。

这群人，毫无疑问是北大所聚拢的，且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蔡元培陪着罗文干到欧洲考察司法，需要带着这么一群共产主义分子吗？

就像陈箓所说的，蔡元培带着这么一大群要么是研究共产主义的，要么是赞同共产主义的人去法国，就是要在法国建政党的。而这些人在欧洲的活动，重点就是为了培养总理。

现在公开的说法，张申府去法国，是到里昂的中法大学去教逻辑学。可是中法大学的创立者，就是蔡元培，在蔡元培的北大聘任一个教师，去中法大学任职，蔡元培怎么会不知情？

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经济来源，都直指法国的庚子退款。而在其中穿针引线对接退款的，就是李石曾。

李石曾和蔡元培，在1902年上海的一个文人聚会中，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李石曾，是第一次赴法，要在上海乘船。之后，两个人好像连书信往来都没有，至少《蔡元培长年谱》中不见记载。

1907年，随驻德大臣孙宝琦一同去德国的蔡元培，刚抵达德国，李石曾就获得了消息，随即就从巴黎赶过来。

谁在这两个人之间负责信息的传递？应该是孙宝琦。1902年，李石曾是随着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的。

到德国看望蔡元培的李石曾，已经在法国加入了共济会了。第二年夏天，蔡元培又到法国回访了李石曾。

彼时的李石曾已经得到了内幕的消息，西方列强，可能要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了。列强的们的退款怎么利用，要由背后的共济会来设计方案的。

李石曾在法国期间，在农业方面投入精力较多，尤其对于大豆的功用。他感觉法国人喜爱的Fromage（奶酪）和中国的豆腐在外观上是那么地相似，他认为西方人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豆腐。他专门开了豆腐公司，可是，感官相似，并不代表法国人一定会接受豆腐。他的豆腐公司没有赚到钱，甚至有倒闭的可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需要大量的的中国劳工参与开挖战壕等后勤工作。李石曾就参与过相关的劳务组织工作，也就是和北洋政府争夺劳务输出带来的利益。李石曾利用他的共济会身份，通过军方拿到了豆腐制品的订单，为背井离乡的华工提供家乡的食品，李石曾的豆腐产业暂时转危为安。

而蔡元培呢，从1907年开始，就读于德国的莱比锡大学。传说马克思曾在该校读过研究生或博士，翻阅史料，好像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而在1953年到1991年，莱比锡大学甚至改名为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不知道是何缘故。

在求学期间，蔡元培写过《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过之后，写了《心之力》一文，杨昌济则给了100分。

1916年的年底，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

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一职，表面上是搞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要掩护的，就是孵化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首先传播到了日本，然后再进入中国的。而绝非今天所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889年，《万国公报》就开始刊登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个《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刊，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最初是用来宣传宗教的。1874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在幕后指挥过戊戌变法的李提摩太等人，也参与《万国公报》的编撰工作。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西方的教会，既在中国传过教，也在中国推动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甚至参与了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宗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犹太精英群体的一气化三清。

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及其他一些持特殊使命的人士，在中国培养了蔡元培、梁启超、严修和马相伯等一大批国产的同盟者。之所以组织一个庞大的联盟，是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按照既定的剧本推进，而不能出现其它的意外。

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后，不出一年，从俄国传来了好消息，十月革命成功了，这就变相在迫使蔡元培加紧筹划中共的组建工作。在处理完陈独秀的嫖娼危机后，维经斯基就到了北京，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由于嫖娼案，以及在建党初期表现出现的幼稚性，寻找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军人物，就显示出迫切性，治军必先选将嘛。通过筛选，最佳的替代人选，就是总理，千年难得一遇的杰出青年，德才兼备。

选定了总理，面试也合格，自然要对总理进行综合的培养了。动用欧洲的特殊关系，一个综合的培训计划就形成了。背后的故事，总理自然是不知情的。一切就如同过山车一样，刺激有趣，吸引着总理，他甚至在1921年撰文批判李石曾，他和他的战友们也曾开除过他们的指导老师张申府，等等。

总理那时候还年轻，甚至很冒失。例如，他委托章士钊利用外交身份把禁运的印刷机由法国带到德国，幸亏章士钊就是圈子里的人，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就是说，在总理的身边，有一群的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配合着他，替他化解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危机。

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组织的华法教育会，组织了大批青年来到了法国。为了方便广大学子，专门成了一个小信用社。按照设想，大家在法国可以作工赚钱，如果大家把国内带来的钱和作工赚的钱都带在身上，这样会很不安全的，放到小信用社里，还能起到共济的作用。一战后，法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学子们打工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大家自然就要动用本钱来谋生的。可是，当大家到小信用社取款的时候，却提不出来钱了。既没有收入，还拿不到自己的钱，自然就出现了矛盾。最终，华法教育会赔了60多万法郎。

毫无疑问，李石曾的运作失败了。就在这个时候，中法大学也筹办完毕，要开始招生了。这时候，居然不允许已经赴法的学子入校了。大家就开始造反，最终的结果，是大批的学子被遣返回国了。

李石曾和蔡元培办的这个大学，应不应该对学子们免费开放？完全应该，参照的标准就是美国庚子赔款的运作，当时赴美的学子就是利用美国的退款完成学业的。而在法国，居然出现了要入大学，还要再交学费的丑闻。

法国支付庚子退款，不是一步到位的。而华法教育在欧洲则参与了很多业务，甚至包括军火的采购，那么，资金周转困难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赴法学子难以勤工的背景之下。

处理了华法教育会的一摊子乱事，也精心设计对总理的培养计划，拜访过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等欧洲科学界的名流之后，蔡元培又去了美国，然后匆忙返回国内，他要搭救陈独秀。

上海的租界逮捕陈独秀，是要禁止他宣扬过激主义。过往，上海租界对于蔡元培及其团队，总是有意偏袒的，为什么这次要找陈独秀的茬呢？

从分析“过激”这个词入手，就容易搞清楚原委。

在【六】中，我们提到了孙山先生、庆龄先生以及邓演达等对未来中国国体的设想，也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陈独秀呢，自从1920年和共产国际接上头，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所宣传的，自然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是要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就出现矛盾了。由此，我们就就可以推知，租界所谓的“过激主义”，就是禁止陈独秀宣扬“过激（的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控制陈独秀推动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推动新一代的接班人的上位。1924年的下半年，在张申府和谭平山的运作之下，总理顺利地加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他的革命生涯。

大家知道，1920年，维经斯基来中国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他是带来了大笔的经费的，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援，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运作是难以想象的。

同理，总理在欧洲领导的旅欧支部，其运营的费用，绝非是张申府在中法大学的那点薪水可以覆盖的。期间，张申府不止一次向蔡元培申请过资金的支持。所以，不能把中共旅欧支部轻巧地说成是张申府教书之余的意外成果，没有蔡元培领导的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和支持，没有蔡元培借用欧洲庚子退款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中共旅欧支部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例如，邓小平最初是真心实意地去法国打工赚钱的，由于年纪小，是由他远房叔叔陪伴的。法国经济持续的恶化，找不到工作，导致了邓小平只能向总理靠拢，毕竟，靠总理发放的经费，他就能生存下去。文革中几经沉浮的邓小平，对于早年总理经费的来源，应该是思考透彻了，所以，他断然不会接受主席的独立自主之路。

1922年的8月，苏联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到北京，表面上是处理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外交等事务。事实上，他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他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合作落实到实处，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国共必然的合作。

8月18日，李大钊宴请越飞，作陪的有蔡元培、陶梦和、李石曾、蒋梦麟和胡适等。很显然，李大钊不是这次宴会的主角。10月4日，蔡元培专门拜访了越飞，进行过长谈。11月7日，蔡元培专门出席了越飞组织的十月革命5周年的纪念宴会，并作了支持苏联革命的发言。这期间，越飞和中山先生是通信不断。1923年的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正式发表了，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正式合作开始的重要标志。为了保密起见，随后，越飞和中山先生的代表廖仲恺去了日本，在日本敲定了合作的细节。

毫无疑问，蔡元培深度参与了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合作的筹备。而中共的组建，以及旅欧支部的筹划，都离不开蔡元培的领导。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号称国民党的四大元老，彼时的蔡元培，才是彼时中国政治的精神领袖。

然而，到了1927年，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1927年的3月21日晚间，蔡元培、卲元冲和马叙伦等到新新旅馆访张静江，张静江告诉大家，蒋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也就是说，有一拨人马专门在做蒋介石的工作，让他充当剿共的打手。

3月24日，蔡元培又协同张静江、卲元冲、蒋梦麟和马叙伦等同车赴南京，下午到前敌总指挥部，会晤白崇禧、潘宜之、张定璠、黄郛和王伯群等，后加入的吴稚晖和李石曾则誓言要与中共决裂。

3月26日傍晚，蒋介石到了枫林桥上海交涉使署。晚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和卲元冲等一起找蒋介石磋商。因为杨杏佛等在场，不能尽言，约好明日再谈。

3月27日，蒋介石来接大家，同往总部行营，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决裂的办法。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由蔡元培任大会主席，马叙伦记录，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提案的内容就是分共和反共。

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前，这批人几乎天天碰头集会，商讨反共，很显然，蔡元培是主角之一，而并非配角或被胁从。原因很简单，中共的创建，他的贡献最大。

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袭击苏联驻华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李大钊及革命师生60余人，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被绞杀。这说明，这次剿共，是全局性的。

4月18日，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南京丁家桥举行迁宁成立典礼，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而由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随即，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定都南京的宣言。蔡元培发表重要讲话，内容是否定共产主义，曲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即使是川剧的变脸，也跟不上蔡元培世界观的变化，是什么促使了蔡元培由一介封建儒吏，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随后又迅速彻底抛弃，弃之如敝履？

例如，在1926年的2月，严慎予将其所记载的蔡元培的谈话，刊载在《国闻周报》的第三卷6期上。其中就谈到了共产主义，蔡元培的观点是：

这段话，说明了蔡元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1926年还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他脑子里的共产主义是修正和改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他所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用时下通俗的话讲：先富起来的，很难去带动还没有富裕的。

1927年的1月，蔡元培还在上海的《国民日报》上发表《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文章不错，平实易懂。

由此看来，从1904年公开声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到1927年支持剿共，这说明，蔡元培可能一直都没有吃透什么是共产主义，他的所有行为更像是在执行特殊的政治使命，虽然，他也曾写过《洪水与猛兽》这样脍炙人口的文章。

既然反共了，既然反苏联了，那就该一反到底，可是，在1931年，他又参与了牛兰夫妇的搭救工作。这种前后矛盾的表现，让人怀疑蔡元培在精神方面，是不是有严重分裂症都不为过的。

事实上，蔡元培没有精神分裂症，而是他背后的操纵者在惊慌失措的，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可能失控了。

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如果能控制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与其等待无产阶级起来裁决自己，还不如奋起自救。

我想很多人能背诵《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段话：

事实上，不但是欧洲的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激进派和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美洲的土著屠夫、黑奴主、华工贩子和鸦片商，也加入进来了；中国的那些渴望做皇帝的、各地的军阀、地方的地头蛇、边远地区的奴隶主、西方遥控的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各类买办、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食利群体，甚至是黑社会，也加入进来了。

这个全球的反动大联盟也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与其蠢笨地围剿共产主义，还不如由我们来组织共产党，由我们来遥控领导全球的共产主义！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至今还没有团结起来，而全世界的反动阵营，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实现了大团结。

这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超级复杂的世界局面！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特权，四海之内的兄弟们，抱成了团。

相关的反动努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时下，雷同的故事依然在上演。

这些抱着不同目的而混进革命队伍的代理人，有的人，慢慢转变成了真正的革命者；有的人，只是在长期的潜伏，等待着唤醒他们的信号。

回过头，再回味毛主席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何鉴别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谁是革命队伍里的潜伏者？

毛主席给了劳苦大众一面照妖镜，这幅照妖镜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法宝，一切的伪革命者迟早会显出原形的。所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地就说出来的。

就是因为中西方的反动势力抱成了团，一直在试图窃取中国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所以，中国革命中出现了各种在今天看来还是让人莫名其妙的稀奇古怪事儿。

仅以此文及随后的两个分享，来纪念毛主席130周年的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