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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北战役

到12月上旬，我军逐渐侦知和判明敌人将对我华东解放区发动4路进攻：

增调5大主力之一整编11师到华东方向，协同整69师共6个半旅，以整11师师长胡琏为前线指挥，由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

以5大主力之一整74师协同整28师、7军共7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由两淮向涟水进攻，配合宿迁北犯之敌打通陇海路东段；

以整65、83、25师共6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

以整26师（附第一快速纵队）、51、59、77师共9个旅，由峄县、枣庄、台儿庄地区向临沂、郯城进攻。各路敌军进攻时间于12月13日开始。

从敌人的部署看，主攻方向是在苏北。这一点证实了毛泽东在10月31日电文中告诫陈毅、张云逸、黎玉和粟裕、谭震林的话：“敌既不打通津浦（线）又不切断陇海（线）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军（12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62页）

12月3日到7日，陈毅在鲁南提出5个应对之作战方案：

1、我军部署不变，分别在盐城、涟水、沭阳、鲁南地区迎击4路敌人；

2、华野打进攻盐城、涟水两路敌人，山野打进攻鲁南、沭阳两路敌人；

3、华野先打进攻涟水或盐城之敌，尔后协同山野全力打进攻沭阳之敌；

4、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歼灭进攻沭阳之敌；

5、我军均在原地待机，判明敌情再作处置。

正在盐城以南指挥盐南反击战的粟裕、谭震林同意第4案，于12月8日致电陈毅，建议山野主力迅速南下，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敌。9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并张邓粟谭，指示：“应待盐城战后，粟率1师北返，并带敌情明了后，再考虑布置”（《粟裕年谱》206页）。10日，陈毅、陈士榘发出南下待机歼灭宿迁东犯之敌的命令，粟裕、谭震林也发出配合山野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的命令。

12月11日，粟裕从盐南返回在涟水附近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会商，决定率1师、2纵、7师参加宿（迁）沭（阳）路作战，将6师留在涟水。第二天，陈毅也赶到张集，与华中领导人共同策划宿北战役。同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连发两电指示陈士榘：“我们按原计划先打宿迁之敌，请速令10师、警备旅有力钳制鲁南之敌”，“8师、1纵积极准备南下参战”。

经过会商，山野、华野领导人对两军作战做出如此一致的决定，原因何在？12月12日陈张邓粟谭联名发出的两份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以及毛泽东12月13日的复电，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两军领导人说：“为打破蒋介石解决华中问题之企图，我华东全部主力必须分成两点作战，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故决定以盐城、沭阳两点为突击方向，涟水及鲁南为钳制方向”。第二电又说：“据近日情况判断，顽有同时动作之企图”，“故我改变作战方针，以涟水、沭阳两处为突击方向，鲁南与盐城为钳制方向”。具体部署为：以23个团首先围歼整编69师于宿迁、沭阳地区，阻击并视情况歼击整编11师；以28个团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敌军（《粟裕年谱》207-208页）。

毛泽东复电说：“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预3旅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2页）

上述电文不难看出中央、山野、华野都看到蒋介石以5大主力之一整编11师加强宿沭路之攻击力的企图，是截断我山野和华野联系，以两淮、东台之敌压迫、包围华野，以鲁南之敌钳制山野，诱我分兵，各个歼灭。我军只有击破宿沭路之敌，才能坚持苏北，保卫鲁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敌人的进攻，使我军几方领导人的意见统一了起来。

12月13日，敌整11师、69师及整26师之41旅、整57师之预3旅开始自宿迁向沭阳、新安镇地区进攻；整74师、整28师之192旅、7军之172师开始自两淮向涟水进逼。

也正是12月13日这一天，第一次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的名义发出宿北战役预备命令。当晚11时，陈毅和粟裕的指挥所北移到沭阳东北的阴平。据时任华野参谋处作战科参谋黄毅说，粟裕北移时只带了华野参谋处作战科的作战参谋黄毅、周志英等几个人，前往山野指挥部（2007年12月26日在秦叔瑾家电话采访黄毅记录）。据黄毅说，他和周志英先跟粟裕去盐城指挥盐南战斗，后来就一直跟着粟裕到山野指挥部。因年代久远，华野参谋处处长夏光去没去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肯定是跟粟裕前往山野指挥部去的，并参加了宿北战役的战斗值班。后来鲁南战役，又从华野指挥部调了一些人，以加强作战指挥的参谋工作。这一点可以从秦叔瑾的《战地日记》中得到佐证：1946年12月3日“下午黄毅、周志英跟粟司令去盐城前线指挥作战”；1947年1月1日“今下午孙公飞科长和黄毅、夏介文等到山东野战军指挥所去”；1月7日“孙公飞、黄毅、夏介文已随粟司令出发，去枣庄前线，昨天赵洪涛、高岩也去了。”（《战地日记》79、82页）

陈毅、粟裕12月14日电告中央军委关于宿北战役的部署，并说：“陈粟在一起指挥此战役”，“谭震林指挥涟水方面作战。张鼎丞、邓子恢主持后勤及后方工作”。次日中央复电同意。这才开始了陈粟的“合署办公”。

12月15日，我军1纵、8师、2纵、9纵、7师主力出击由宿迁东犯沭阳之敌。

作为战役指挥的陈、粟的意见是统一了，但山野前指的参谋长陈士榘却和1纵司令员叶飞发生了争执。12月15日山野前指打电话给1纵下达作战命令，说敌人“全线溃退”，令1纵发起追击。叶飞认为我军攻击尚未发起，敌人何来“溃退”，最多就是调整部署。但经值班参谋核实，山野前指确认没错。1纵依令出击，插入敌纵深后才发现情况不对，急令部队回撤，但此时3旅之8、9两团也经插到整11师师部驻地曹家集，两团指战员以攻代守，发起攻击，次日下午杀出重围，9团参谋长俞慕耕战死，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此其一。

12月17日1纵插到晓店子、高家洼一线，完整了对整69师和整11师的战役分割，但也身处四面受敌之态势，各部均处于激战中。此时叶飞接山野前指陈士榘电话，令1纵和坚守峰山之8师后撤。从战场态势看，敌我胶滞激战，时正白昼，1纵一撤，整11师即可北上与整69师靠拢，且1纵四面受敌，怎么撤？加上有前日的不快，电话中陈、叶的对话自然是不愉快的，都摔了电话。叶飞没有听从陈的命令，而是和他的3个旅长廖政国、刘飞、刘亨云商量后决定，坚持到黄昏发起反击，击退整11师，并乘势追击，颇有斩获。和1纵同样没有听令撤退的友邻8师，仍坚守峰山，并于午夜攻占晓店子，全歼预3旅。战后叶飞曾向陈毅报告了此事，要求在总结会上给予严肃批评。陈毅沉思了一下说：“这就不必了，打了胜仗了嘛！”（参见《叶飞回忆录》387-395页，陈士榘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44-48页，《百旅之杰》下册118-132页）此其二。

上述两事的当事人均有回忆录问世，比对之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山野前指对战场和战况的把握有失精准，命令下得草率。这可能也是后来山野、华野指挥部合并时，华东野指以华中野指为基础的原因之一。

12月19日宿北战役结束，歼灭整69师全部，整11师一部，共2.1万余人。

同日，粟裕与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黎玉、陈士榘、舒同和中央军委，报告宿北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行动，拟先回师歼击整74师，然后北上鲁南或西进淮北，视当时情况再决定 。（《粟裕年谱》210页）

几乎与宿北战役同时进行的涟水战役我军打得很苦，“因我方战场指挥判断一时失误，被敌人钻了我防御部署上的空子。16日敌攻入涟水城，我军随即撤出。这一仗我毙伤敌4千余人，我军亦伤亡4千人，而且失去了涟水城。”“结果是整编74师被我军阻击在六塘河以南，无法救出整编69师，从南线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进行”。（《粟裕战争回忆录》423页）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叶剑英：“（宿北）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

宿北战后，陈毅“郁闷心情为之一扫”（叶飞语，《叶飞回忆录》397页）。

总结问题时叶飞说：“如果部队高度集中，哪怕再增加一个纵队，则不但能全歼敌整69师，还能全歼整11师。那时的整11师比较好打，因为对我军作战还缺乏经验，以后就比较难对付了”。（《叶飞回忆录》397页）这和“打援部队太多，影响战后的扩大战果”的意见基本相似。粟裕却认为：“这些同志不了解当时敌人对我已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让任何一路敌人的计划实现，战场局势必趋险恶。何况宿北战役12月19日结束，1月2日即开始鲁南战役，中间仅相隔12天，部队由苏北转移鲁南，实际上是连续行军作战，谈不上什么打援部队过多，影响扩大战果问题”。（《粟裕战争回忆录》424页）

自苏中战役开始的争论到宿北战役时，基本趋于统一。粟裕将军说宿北战役是华东战场上我军一个转折，到鲁南战役，完成了这一转折。这个转折就是我军集中了兵力，集中了战役指挥，开始了大踏步的进退，开始了打大歼灭战，夺回华东战场上的主动权。

鲁南战役

宿北战役尚未结束，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粟，指出：“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5页）。第二天我军得到情报，整74师将配合7军攻击沭阳，陈、粟商讨后决定主力回师歼灭进犯沭阳之敌，然后再视情况北上或西进淮北。12月20日毛泽东复电：“74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8页）。不难看出毛泽东被宿北战役的胜利所感染，对华东两军会合的欣慰和对将来战局的乐观情绪。

12月20日山东军区张云逸（副司令）黎玉（副政委）建议宿北战役后歼灭鲁南之敌。21日，粟裕与陈毅、邓子恢、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名致电张云逸、黎玉、舒同并报中央军委：“经我们一夜商定，先求全力歼击74师于沭阳以南”，“再回援鲁南”，决定调4、9师保卫临沂。

没想到22日陈士榘、唐亮却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山野主力1纵、8师回援鲁南，然后再与华野合歼苏北之敌。此电与前日联名电文意见竟反，既然“一夜商定”，为何次日又推翻前议？既然有不同意见，为何“一夜商定”时缄口不提？如此出尔反尔，是何道理？当陈毅得知后，严肃批评了陈士榘。（陈士榘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56页）

这时敌整74师由于涟水两次遭我痛击，损失过万，担心过早出击形成孤军冒进之态势，直到23日仍在原地未动，并与7军、整28师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来之后再继续北犯。根据这一情况，陈、张、邓、粟、谭聚集在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以北之李庄——《战地日记》80页）商讨行动计划，决定放弃歼击整74师的计划，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陈、张、邓连夜北返临沂，次日粟裕将行动方案电告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24日毛泽东复电：“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9页）

12月24日，粟裕与陈、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华东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次日中央复电同意，并指出华中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坚持游击战，华中分局必须有一二负责人率轻便领导机关留在华中。（《粟裕年谱》211-212页）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1、第6、第8、第4、第9、第10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26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90页）。至此，鲁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基本确定。

12月27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1师、1纵等部北上鲁南，于29日与从临沂南下的陈毅在陇海路以北的桃林会师。30日陈、粟主持制定并签发《华东野战军峄东作战计划》，决定几种7个主力团，首先歼灭整26师，而后相机歼灭冯治安部33军，收复峄县、台儿庄，进逼徐州。

宿北战役的胜利，山野、华野的合并和即将开始的鲁南战役，让毛泽东兴奋不已，1947年1月2日在给陈毅电告宿北战役总结的复电中，鼓励有加：“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并关切询问：“粟及1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95页）

同日，我军发起鲁南战役，对集结在峄县、枣庄以东企图进犯临沂之整26师、第1快速纵队发起攻击。

1月3日陈、粟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他们已于上月29日会合，1师已参战，已完成对整26师和第1快速纵队的包围，拟于今晚解决大部或全部，此战于1月5日前后结束，而后相机收复台儿庄、枣庄。

1947年1月4日下午3时，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全歼整26师和第1快速纵队3万余人，缴获坦克20余辆、汽车400余辆，并击溃敌51师两次增援。（《粟裕年谱》215页）

1月6日华东野战军根据冯治安部退缩到运河以南的新情况，决定调整作战部署，乘胜攻取峄县、枣庄。8日粟裕率参谋人员出发前往峄、枣前线指挥作战。11日指挥8师攻克峄县；16日指挥1纵攻克齐村，同时指挥1师攻击枣庄。枣庄攻坚遇到困难，粟裕召集叶飞、陶勇会商，决定由1师统一指挥，以1纵2、4团和8师23团配属1师，于19日晚对枣庄发起总攻。（《百旅之杰》下册145-147页）

至于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到粟裕18日因病退出攻击枣庄指挥一事，姚旭早有驳论，恕不赘述，可参见《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182-183页，《天翻地覆三年间》67-68页。

1月20日我军攻克枣庄，全歼整51师，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毛泽东得知大捷，高兴之余又意犹未尽，21日致电陈、粟、谭：“（一）枣庄攻克，51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三）35天内你们歼灭第69、第26、第51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20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50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 （《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311页）

1月23日粟裕由枣庄前线返回郯城以北的前海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日制订《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12个纵队（无5纵，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真正实现了山野和华野的合编。此时的“华野”就不是以前的华中野战军了，而是华东野战军。

1月25日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原华中野战军参谋处处长夏光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谋处处长，王德（原山野参谋处副主任）任副处长，孙公飞任作战科长，严振衡任侦察科长，李景瑞任通信科长，陈之因任管理科长。（《战地日记》83页）

时任作战参谋的秦叔瑾说，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时，关于参谋处长的人选，粟裕提出的是夏光，陈士榘提出的是王德，结果陈毅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其他各科的科长都是原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秦老说，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成员长期在粟裕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感同身受，长期受到粟裕将军指挥艺术的熏陶，工作认真仔细，各业务部门机构也比较健全，各类参谋人员的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华东野指的机构就是在原华中野指的基础上成立的。（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结束语

姚旭有一句话说得好，“争议在实践中求得一致”（《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77页）。从苏中到鲁南的争论，各方都不是等闲之辈，各方都有各方的道理。毛泽东看似一个争论的参与者，又是一个争论的评判者，但归根结底，孰是孰非，实践才是最好的评判，在当时应该说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标准。从苏中到鲁南，仗都打胜了，却从苏中退到苏北，又从苏北退到鲁南，似乎难以服人。姚旭又说：“在华东战场，作战特点是：‘打一仗，吃一口，退一步’。在苏中打一仗，吃了一口，退到苏北。在苏北打一仗，吃一口，退到鲁南。在鲁南打一仗，吃一口，退到鲁中。在鲁中打两仗转入战略反攻。有人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90页）。从后来的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等歼灭战来看，我军越退，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直到转入战略反攻、进攻和决战。看60多年前的这些电报，毛泽东“收复苏中”、“收复淮北”的希望溢于言表，山野、华野的退却，使他看到希望看到可能。毛泽东是固执的，要说服他是不容易的，但也不是不可理喻，苏中到鲁南的争论不难看到这一点。这也使毛泽东对粟裕的军事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豫东战役前关于出击长江以南的方案之争，在城南庄会议上都没有彻底否决（指决定粟裕歼灭5军后再过江），而是做了改动，这种改动不能不说是基于对粟裕从苏中到鲁南争论中始终站在正确一方的考虑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从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退到“哪里好歼灭敌人就在哪里打”，最后退到淮海战役。陈毅作为华东战区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当然责无旁贷，但是仗没有打好，内疚、郁闷，甚至“五内俱焚”，理智和自知之明使他认识到“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才会由衷地说出：“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1947年3月10日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粟裕对毛泽东和陈毅的敬重并没有使他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三缄其口，而是畅所欲言，“斗胆直陈”，直率的言语之间伤人也是难免，但是将军自信是为了战争胜利这个大局，而不是个人意气，因此才有后来的“陈不离粟”。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1月，长达半年的争论已过去60多年，这样的争论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不仅没有必要掩饰，反而应该认真探讨个中原因。这样的争论后来也有过，今天这些伟人虽已作古，但今后只要有战争，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方案的比较、鉴别和争论，采用最有利、最有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案，才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最佳选择。

今天，硝烟已经散去了60多年，当年繁忙的电离层留下争论的痕迹，使我们得以了解和理解我军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是争论、统一、再争论、再统一到正确的意见上，并被实践所证明直至胜利的过程。与此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也有争论，但是争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敌我两军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都有较大差别，试想，如果可以方便的进行沟通，象豫东战役前关于华野组建渡江兵团下江南的争论，用城南庄会议集中不同意见的双方进行面议的方法，几个月的争论不是完全可以用几个小时做出结论吗？可话又说回来，如此一来，后人又怎能了解当年大战之前那多彩缤纷的过程呢？又怎能了解正确的军事思想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指导战争过程的呢？

最后感谢90高龄的秦叔瑾接受我的采访和求教。60多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华野作战参谋，今天已是耄耋之年，老人前有跟随粟裕将军征战十年之功，后有60年代参与编写三野战史受屈之累，再有文革中聂凤智“黑集团”牵累之苦；改革开放之后，前有策划撰写为粟裕平反建议信之劳，后有参予编撰《粟裕文选》之功，再有研究粟裕军事理论之毕生信念，壮心未已。笔者谨以此文，聊表谢意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