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延安保卫战

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向延安的进攻早有预料，自46年底起即多方布置。有关情况，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但对于进攻具体时间和部署的了解，则有赖于当时已经颇见成效的地下情报网络。被周恩来誉为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47年3月2日晨，熊被胡宗南召到其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告以要准备打延安了，并交给熊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当晚，熊将两份文件之抄件细阅记熟后，将抄件焚毁。第二天，熊随胡宗南等返西安之后，就将该情报报告给在西安的联络人王石坚。3月7日，熊再次去王石坚处，告知进攻日期推迟。王石坚告知熊已将作战计划呈报延安，并获得赞许。当熊提出因必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时，王石坚称战略情况已经搞清，细节可由其他人查[1]。资料表明，除熊向晖以外，中共还从其它各种渠道获得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和情报。比较重要的，如安插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的蔡茂林通过中社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所提供的敌军番号、部队驻地、指挥官姓名、人员编制及现有人数的服装补给计划表册等情况；在西北宪兵司令部任特高参的毛培春（化名孟西山）提供的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包括参战部队、多少兵力、洛川特务机关住址、保警队等情况（参见拙文“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和通信工作随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也由西安情报站的吴伯畅以紧急情报上报中共陕西省工委，再由省委电台报前方司令部。

根据各方情报，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3月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3月7日，作战部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及《延安南里程图》，判断胡宗南将以5个整编师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

按照西北野战军战史所记载，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原有两个方案：

一是以胡宗南集团从南线，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集团从西线，傅作义及邓宝珊集团从北线，三路进军合击延安；以阎锡山集团位于黄河东岸堵截，一举歼灭我军。另一案则是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集团在西线及北线牵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团从南线突破，攻占延安，歼灭我军于边区或驱逐我军东渡黄河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

依照我军的分析，其第一案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但是，傅作义远道抽兵困难，阎锡山自顾不暇，而青宁二马及邓宝珊既怕胡宗南乘机消灭“杂牌”，又怕遭我军各个歼灭，各图保存实力；而胡宗南一方面自信兵力优势足以攻取延安，另一方面又害怕二马夺取延安，抢走其功劳并趁机向陕西发展。因而胡、马、邓实际上各怀异志。因此，我军估计敌军以东面堵击，其它三面同时突击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胡、马、邓集团之间存有矛盾，三面兵力数量悬殊，故此种可能甚微。我军依据当时敌情、地形判断，敌必以南线为主要突击方向[2]。

胡宗南在2月28日和参谋长盛文一起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蒋介石询问其对陕北作战的把握时，胡宗南列举兵力对比，称“极有把握”。当晚在饭桌上，蒋介石再次询问胡宗南究竟有无把握，胡宗南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3月1日，国防部、蒋介石都同意了其进攻延安的方略[3]。

不仅国民党之主要战役方向为中共所料中，其具体之进攻线路，即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鄜县、临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亦在我军意料之中。这是因为：

1、该方向是进攻延安之捷径，按行程计算，一昼夜可到达延安；

2、右翼有黄河屏障，可以避免晋西南我军击其侧背，同时该地区有咸榆公路运输干线及洛川至宜川、西安经澄县至宜川、西安经大荔、韩城至宜川等公路为支线，后方交通运输便利。咸榆公路以东延安以南地区，虽为稍林山地，但鄜县、牛武、南泥湾间及宜川、临真、南泥湾、延安间均有大路相连，稍一加修即可通汽车，便利兵力机动与物资供应。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山大林密，交通不便，多横断沟，且路途较远，补给不便；

3、国民党过去数次计划攻击延安，均以此为突击方向[2]。

一、双方兵力对比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双方实际兵力以及对于对方兵力的估计，是从中颇可以看出双方战前的某种心态。中共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准确地了解敌情，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虽然西北野战军兵力薄弱、武器装备也很差，但上下对战胜敌人都很有信心。毛泽东3月6日给刘邓等的电报中很自信地认为“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线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14]，3月11日给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的电报中把救援陈先瑞等看得比延安更为重要，称“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部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14]，在退出延安的当天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更是明确表明其自信的态度：“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14]。

国民党军则相反，情报不灵，上下欺瞒。胡宗南一方面为日后立功做铺垫，极力夸大西北共军的实力，认为共军人数占优，国军装备较好，“故战力相当”；另一方面却在蒋介石面前称攻取延安“极有把握”，以致蒋介石几次询问，坚不改口[3]，可见胡宗南心里也知道陕北共军并非能和国军“战力相当”者。不过，胡宗南对于陕北共军究竟有怎样的实力，也是一团浆糊懵懵懂懂，所以也并非真的认为“极有把握”，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矛盾来。在3月11日的洛川军事会议上，胡宗南一方面兴高采烈地宣称“保证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又对下属强调不怕孤立，不怕包围，空军和特种兵会给以有力的支援[15]云云。

二、双方战前部署

战前中共曾一度打算以坚守延安消耗胡宗南部队，而以陈赓等外线作战来解围（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3月6日军委致电刘邓并告陈谢等，提出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十天，以陈谢五个旅从外线切断潼洛线，从外线解围[14]。3月7日，对野战军提出二十天防御作战的要求，鉴于教导旅防守正面过宽，为此重新划分了防区[14]。3月8日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去电要求其以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其余主力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杨泉镇间[14]。8日并致电王震，要其率独四旅、三五九旅由延水关西渡，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14]。王震9日致电军委建议陈赓纵队到晋南或陕甘宁作战，认为较之到陇海路作战更为有利[16]。3月10日，延安获悉胡宗南部有伞兵千人在西安集结，准备袭击延安，因此去电张宗逊、习仲勋，调新四旅开延安附近[14]。不过这个消息实际上是胡宗南玩的一个小把戏，希望以此欺骗中共的情报人员，伺机侦察中共在延安部署的某些动向[17]。

在接获王震9日电报后，军委开始重新考虑陈赓纵队的使用方向。3月11日致电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提出三个方案，征询刘邓等人的意见[14]。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必要时放弃延安的决策，将基本作战方针确定为：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地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18]。彭德怀及前线指挥员认为最多只能防御五天至一星期[19]，但毛泽东一度根据前三天的作战情况，试图防御更长的时间（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4]，但很快证实这个想法并不适合实际，还是下决心按照原计划撤出延安。通过延安保卫战的过程，中共进一步了解了胡宗南军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放弃原来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方案，而令其在晋南展开攻势，以配合陕北的作战[16]。

彭德怀于3月10日到延安南线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检查了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的防务，和罗元发等商量了作战部署。次日，彭德怀在茶坊召开一纵及新四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并具体研究部署。

西北野战军总的部署是：以教导旅担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以警三旅七团并指挥独一旅之三十五团第三营，任鄜县（现富县）至甘泉以南之麻子街，阻敌北进；以主力集结机动位置，相机歼敌[20]。

教导旅布置了3条防线，第一条防线在茶坊以东、以北，清泉沟以南以及马房（马坊）、南泥湾以南，以三团、一团、二团的次序由西向东展开，前面放2个营的兵力，掌握1个营的预备队。对该防线二团东南面，秋林镇北山和马子良有1个连兵力。马子良以西的麻洞川以南，小林坪以东，二团筑有1个连的工事，以交通壕为主，含两三个火力点。金盆湾以南、双庙梁以东，筑了1个班的集团工事。双庙梁西南面，小林坪一线，是旅部警卫营，有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小林坪以南，旅部侦察连有1个班，负责将敌人引入雷区。从双庙梁到马房南山都是梢林地带，大量埋设了地雷。

第二道防线是马房南山，小林坪西面，南泥湾南山，清泉沟东面和南山阵地，以及富县甘泉的东山。这一带教导旅也是展开2个营，并以1个营作为预备队。该线主阵地在马房东北山，金盆湾西北山，是旅的防线。第三道防线在松树岭、崂山，三十里铺以东，防御兵力主要是延属分区独立三团和四团，工事则由干部教导大队负责构筑[21]。

警7团在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之后（每支步枪子弹30发，82迫击炮弹220发，掷弹筒弹800发，手榴弹400枚，矛头子300个，工作器具110把），确定了以茶坊为中心（包括交道、牛武、榆林桥等地），20公里宽、20-22.5公里纵深的四道抵抗阵地。二十里铺、交道至西渠为第一线，以二营2个连，一营1个排又1个班防守，以三营八连1个班配合团侦察分队保障退路安全。第二道防线为鄜县之太和山、茶坊至牛武，以三营八连附82迫击炮2门，坚守茶坊北山，营部率九连为预备队。七连占马家山。一营以一连2个班附重机枪1挺守备牛武正面阵地，以三连1个班坚守卧牛寨，营部及该两连（欠3个班）主力控制在牛武北山作为机动力量。以三十五团三营守备太和山。第三道防线为马坊（注：该马坊位于鄜县以北、牛武镇以西，和金盆湾以西、朝邑砭以东的马坊是两个地方，见[22]附图）至贺家垣，以三营2个连沿洛河以东山头，节节抗击进入榆林桥北山阵地继续阻击，以四、六、七连、特务连、炮兵1个排占领石家碾北山阵地作为机动，另以三连、二连、一连分别在郝家垣、新窑子沟垣及牛武北山集结或游击。第四线为围子山、榆林桥至华家岭，为最后抵抗线，掩护友邻进入阵地[20][23]。

西北野战军战术侦察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尤其是教导旅侦察连连长张亨玉带2个班在宜君到中部的公路上截住了国民党军往西安送家属的汽车，缴获了国民党军一份兵要地志调查图[24]，该图对教导旅所设防的工事和兵力较薄弱的中间地带，即穿过梢林，经标家台、小李坪直接到金盆湾的路线记载十分详细。这引起教导旅的警惕，加强了该方向上的工事和兵力[21]。另外，教导旅情报站通过一个敌军营长，了解到不少敌军兵力和布置的情报，有时还派人去抓舌头[24]。罗元发在彭德怀视察阵地时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金盆湾南面一带，但是走大路还是穿梢林，要做两手准备。

国民党军攻取延安的部署是：

以整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指挥官，率整一师罗列3个旅、整二十七师王应尊2个旅、整九十师陈武（原整九十师师长严明于河津翻车断右腿，由陈武代师长）2个旅、重迫击炮第十四团第三营（欠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一营、工兵第九团第三营，除以一部于洛川至宜川之间掩护主力集中外，展开于平陆堡至龙泉镇间地区，计划12日拂晓开始，以主力由清泉沟——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之线，向延安攻击，攻占临真镇及金盆湾之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依左兵团之协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左兵团指挥官是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钟松2个旅（欠二十八旅）、整十七师何文鼎之十二旅、整七十六师之一三五旅、炮兵第一团第四营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二营（欠第五连）展开于洛川西北地区，计划于12日拂晓开始沿洛河东攻占茶坊、甘泉，向黑家庄、刘家河之线进出，于攻占鄜县、榆林桥及甘泉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协力右兵团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另以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一旅、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团、陕西保安第三、第六团、甘肃保安第一团为陇东兵团，以新一旅编组若干以营为单位的游击支队，于攻击前两日，向保安、安塞、延安、甘泉附近行扰乱攻击[3][25]。

绥署预备队，以整十师主力控置于宜君中部，以整第七十六师（欠新一旅）控置于洛川，以整第四十八旅控置于耀县及马栏附近，以骑兵第一旅主力控置于平凉，一部控置于泾川附近[25]。

除此之外，尚有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以上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

从道路条件来看，当地道路稀少，仅洛川至延安有一条路面粗劣的公路，勉强可以通行汽车，其余道路均为羊肠小道，大军行动困难。尤其陕北地形多断绝地，深沟纵横，远视一若平地，中间则往往有数十丈的深沟，对面虽可喊话相应，但需要数小时才能到达，而骡马上下困难，车辆更无法通行，交通补给均不方便[13]。胡宗南将攻击重点置于右翼，自以为可收“出敌不意”之效，但实际上只是增加了部队进攻的难度而已，因此事后颇遭怨言[27]。

另外，国民党军当时根本没有陕甘宁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作战指挥所依靠的是若干年前绘制的极不准确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对山脉高地及小的村庄往往找不到，靠抓当地农民作向导，在当时解放军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之下，甚至这一点也难做到[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