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这些事情有什么"荒诞离奇"! 这只是信仰，价值观，道德被摧毁

这是信仰，价值观，道德观被“两猫论” 给摧毁之后，社会所呈现的一些必然现象!

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为背景，试图探索第三世界——传统的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着两条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受到尖锐批判，“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而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

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写下讣告：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因为中国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重新检讨的历史。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拥趸，是一种霸权与另一种霸权的关系，那么身处中美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台湾演讲集《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4]中，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全球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代表——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成就，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国革命。

在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在2012年《南方周末》题为《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的新年致辞中这样写道，“思想的光芒正在重生。从曾经的枯竭僵化走向人性复苏，从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到2011年的宪政辩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且能够做什么？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认清自己的路向。”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比较中，列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提，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社会主义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了工业化的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惨痛代价（这一大饥荒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开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诉求，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并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叠印，也是两个时代未竟之业的叠加，是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就是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克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重新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曾在国民党监狱被关押长达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台湾统左派劳动党的创始人林书扬1994年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涵盖着两个基本生产领域——农业和工业；在资本主义强权环伺下的国家自卫系统的建立——国防；和实现任何目标所不可缺的客观规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

上述四个现代化的指标，的确是符合中国的实情，且有异于一般西方学派通论中的指标模式的现代化论。盖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走过的建设的路和所完成的社会累积是极有特色的。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复杂艰难局面，也是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所少有的。”

作为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三十四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湾社会，我发现这是一个挂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新殖民地”。从这样的台湾“左眼”出发，他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决然不同于大陆“九十年代”以“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也是他隔海批评《河殇》丧失了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拯救，有陷入另一种封闭危险的原因。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第二是自1953年实现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白色恐怖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