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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陨落在鸭绿江畔的“星尘”与钱学森的归来 -- 唯有天使生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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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陨落在鸭绿江畔的“星尘”与钱学森的归来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凭借其压倒性的空中优势牢牢地掌握着朝鲜半岛的制空权,美国空军除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线部队和后方目标实施狂轰滥炸之外,还动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各种破坏,意图达到削弱我军的目的。这其中就包括了较少为人提及的心理战。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执行心理战飞机可以自由地在朝鲜的天空飞行,肆无忌惮地投放传单、进行空中广播意图瓦解我军士气和斗志。在三八线附近的春川地区的狭小地段内,美军甚至创造了在5分钟之内向志愿军阵地投放154万份传单的纪录。美军投放的不仅仅是传单,也包括用塑料袋包装着的精美水果糖和点心,还夹有漫画、照片和所谓的“安全路条”等。据战后美军自己的不完全统计,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总共投放了2.4亿份宣传品,若将其堆积起来,可筑成一条长达150公里的纸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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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军士兵正在将成捆的传单装入一枚M16A1型宣传弹内

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加上敌军优势的空炮火力,对我军一些新战士和来自前国民党部队的解放战士的士气的确产生了一定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五次战役后期我军暂时受挫,部分刚刚抵达朝鲜的新部队面对敌人的宣传攻势和心理战,这些部队中的解放战士出现了较为严重士气下降甚至投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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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韩国人正在向特制的宣传弹里塞传单和宣传资料,美军飞机通常会视当时的天气和地面防空火力的情况在15000-25000英尺(约4570-7620米)的高度投下宣传弹,宣传弹内的引信在宣传弹脱离飞机时被激活,在燃烧一段时间后,会在距离地面1000-2000英尺(约304-609米)的高度炸裂,撒出宣传品,这样子既可以保证投放的精度,避免飞机在高空直接投传单被气流卷走不知去向,同时也避免飞机在低空飞行空投成为我军高射火力的目标。

随着朝鲜战局转入对峙,加上苏联空军秘密参战及我志愿军空军部队投入战斗后,我方逐步夺取了朝鲜后方的部分空域的制空权,这就意味着在心理战飞机如果继续深入我军后方空投就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部分高级将领认为继续在我军后方进行心理战空投已经是得不偿失,因此有意取消。但是中央情报局(CIA)则认为则这种持续的心理战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强烈建议空军将针对我军后方的心战空投任务继续进行下去,为此中情局甚至不惜通过游说白宫高层对军方施加压力。美国空军最终屈服于来自高层的压力,不得不同意继续对我军后方进行心理战空投,但是将空投时间改为夜间,以期避开我军战斗机和防空火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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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美军空中优势的心战传单,但对于本文的主角“Stardust Four Zero(星尘四零)”的乘员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的空军在哪里”

美国空军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581st Air Resupply and Communications Wing)是执行对我后方进行心战的单位之一。该联队成立于1951年2月23日成立于美国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 Mountain Home Air Force Base)。美军成立这支部队的意图就是为了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公开和秘密的情报收集,并且进行心理战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任务。按照美军远东司令部行动计划(OPLAN)3-52中的描述,581联队的任务是进行前沿部署,除了实施心理战之外,还要对“铁幕”之后的共产党国家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提供各种支援,包括向共产党国家境内空投特工和各种物资,中情局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反共力量和自己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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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尘四零”上运载的就是这份1953年1月3日新鲜出炉的第95期《自由世界周刊》的中文和朝文版

1952年12月,581联队部分机组从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转场到日本东京的横田空军基地,转隶给第13航空队。当时581联队下辖的12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都进行了特殊的改造,全机被涂成黑色,以便在夜间渗透的时候可以和夜空融为一体,降低被地面防空火力发现的概率。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增加载重量以空投人员和物资,增加航程深入敌方控制区域,还拆除了除了尾炮外的一切武器。581联队有4架B-29驻扎在横田空军基地,每60天进行一次轮换。每架飞机的机组成员里,中情局都秘密安插了一名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培训的内线,称为“跳伞指导官”(jumpmaster)。这些人的身份严格保密,即使是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此外581联队还有一名高级军官担任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他是乔治•皮特曼中校(Lt. Colonel George Pittman),他的身份也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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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联队指挥官约翰•阿诺德上校(Col. John Arnold)

1953年1月12日夜,第581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第91战略侦察中队(91st Strateg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飞行教官威廉•鲍墨少校和其余12名机组成员登上了一架编号为44-62217的RB29侦察机,这是581联队在朝鲜战争的第一次出任务,事关重大,因此阿诺德亲自坐镇指挥。这架侦察机的无线电呼号是“星尘四零”(Stardust Four-Zero)。

按照原定的计划,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夜间空投传单任务。RB29的乘员组只需要对着朝鲜境内的博川、龟城、北镇、宣川、东林驿和铁山等六个地区投下传单就ok了,前后总计约28分钟的时间,然后RB29就可以掉转航行飞向公海,折回日本横田基地。阿诺德上校甚至已经微闭双眼,想着明天一早就可以飞回菲律宾去看他的妻子,他不由地浮起一丝微笑。

RB29侦察机完全无视我方的防空力量,一路招摇过市。非常顺利地完成对前5个目标的空投任务,在22000英尺(约6705米)的高空,很快就接近了最后一个空投点---朝鲜的铁山,任务马上就要完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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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星尘四零”的几个主要空投地点博川---龟城---东林---宣川---铁山,其中铁山距离安东(今天的丹东)非常近。

当RB29抵达距离中朝边境界江-----鸭绿江以南约12英里(约15公里)的铁山郡上空时,突然从地面上射出了十数道粗大而雪亮的防空探照灯光柱!光柱在夜空中晃动着,很快开始向RB29侦察机的方位汇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全体机组乘员大吃一惊,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样,此刻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趁着夜幕的掩护入室盗窃的小偷突然被十几道手电筒光罩住一样。

其实苏联空军第64航空军所属的雷达部队早就发现了RB29的动向,雷达一直紧紧地咬着这架的航线,到RB29快飞到宣川上空时,驻安东浪头机场的苏联空军第535歼击机团奉命起飞3个中队共12架米格15战斗机前往拦截RB29。苏军3个中队分别从几个方向上向这架孤军深入的侦察机包抄过来。为了防止其逃脱,其中一个战斗机中队截断了RB29逃往公海的通道,另外一个战斗机中队则堵住了RB29南逃的路线。

当RB29飞到铁山上空时,担任主攻任务的535团第1中队的米格15战斗机已经咬住了它,但是由于夜色太黑,又没有月光,飞行员们很难发现在夜空中飞行的侦察机,这时地面上的探照灯灯柱很快就汇聚在“星尘四零”的机身上,RB29的飞行员布朗•华莱士中尉(Brown Wallace)拼命操纵庞大的RB29侦察机实施机动,试图摆脱灯柱,但是没有成功。灯柱死死地咬住了侦察机,在灯柱的照耀下,第1中队的米格战斗机一拥而上,对“星尘四零”展开了猛烈攻击。在规避攻击的慌乱之中,RB29逐渐偏离了原定的航线,直接向安东方向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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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见这架B29的机身下半部被涂成无反光的全黑色,方便执行各种夜间任务

因为之前拆掉了大部分的自卫武器,RB29只能靠着尾炮手阿尔文•戴尔(Alvin Dale)操纵安装在机尾的M1式20毫米机枪拼命地向米格战斗机射击,试图挡住一轮比一轮更加凶猛的攻击。23时16分(北京时间22时16分), RB29在米格战斗机的猛烈攻击中已经招架不住,苏军哈贝耶夫上尉的米格15战斗机大口径机关炮连续命中该机,4个引擎有3个被击中起火,飞机开始失去控制,见势不妙的飞行员华莱士中尉见飞机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于是发出了最后的紧急无线电求救信号“Mayday”,随后阿诺德上校下达了弃机的命令,机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机舱,阿诺德是最后一个跳出飞机的,在跳伞前,他还特意查看了一下尾炮塔,发觉炮手阿尔文倒在血泊之中,已经阵亡了。

1月12日夜,正值三九隆冬,天寒地冻,失去控制的RB29侦察机拖着浓烟和火舌摇晃着向着安东北部的九连城,楼房,老古沟,五龙背方向坠落,机上人员先后跳伞。

此时安东市公安局干警吕令勇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目睹了RB29坠落的场景,他立即返回局里向治安科长刘玉奎报告了情况,刘玉奎听后马上同市防空指挥部联系,查明了美机坠落五龙背的方向,随后派出数名干警前去搜索飞机的残骸,并且在沿途招呼已经集中起来的民兵,投入搜捕战斗。

而在五龙背当地,五龙背区(现五龙背镇)区长王春荣刚刚开完会从会议室出来,忽然听到头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他同样目击到了一架飞机呼啸着向五龙背方向坠落。他立即同区公安股长于心田等3名干警和7名区干部徒步朝飞机坠落方向追去。在酷寒和夜暗中艰难跋涉十余华里后,他们抵达了五龙背去交界的凤城县边门区(现汤山城乡)榆树林村,发现该村南山沟火光冲天,便直扑过去,在山沟里他们见到了已经被摔成了一堆残骸的侦察机,残骸还在熊熊燃烧。王春荣等上前记下了飞机的型号和编号,B29型,44-62217。并且步量了机翼的尺寸,随后撤离了现场。

几乎同时,五龙背区老古沟村的民兵接到了区武装部的电话,武装部通报了美机坠落的情况,并且命令该村民兵立即行动起来,严密控制附近通道,并且排查可疑人员。

1月13日凌晨5时许,五龙背山脚下的新康村民兵曾范英突然听到村里的另外一个民兵何连贵大喊:“抓特务!”,他急忙穿上衣服拿起枪跑到屋外,朝天上开了3枪,通知全村民兵和群众出来围捕美国飞行员。何连贵告诉他有一个美国飞行员躲在他家的柴火垛子里烤火避寒,被他妻子发现了,随后全村的民兵和群众纷纷出动,首先拿下了在何连贵家的一名美国飞行员。曾范英随后对村子进行仔细的排查,这时他又听见了枪声,由于天还未亮,子弹的弹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显得特别醒目,他蹲下观察情况时发现枪声来自距离他家后面约200米的山坡上,此时在东山坡,北山坡和河沟边也陆续传来了枪声,他立即判断这是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企图相互联系。他马上大喊:“抓鬼子!快出来抓鬼子!”,随后民兵队长王吉生在东山坡一处沟沿处发现了一名腿部负伤的飞行员,他手持仅有的一支步枪,带领民兵绕到他身后,将其俘虏。

随后该村民兵又俘获另外2名飞行员。新康村民兵抓获4名美飞行员的情况通报到公安部门后。8时许,安东市公安局派出9名干警和1名翻译,赶往新康村将4名俘虏押回五龙背区政府。在审讯中美方人员承认12日被击落的飞机中有14人,大部分都已跳伞。据此,安东市公安局遂将搜山重点放在已发现跳伞人员方圆大约10公里的区域,以便尽快捕获剩余人员。上午11时,我公安人员抵达坠机现场,布置了警戒线,并将机舱内和树上发现的2具美军尸体也看护起来。

随着天色大亮,搜捕工作终于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荒沟村民兵捕获美军3人,老古沟村民兵也捕获2名美军,并且发现1具飞行员的尸体,到下午3时左右,五龙背区政府里已经先后拘押10名美军,俘虏供称阿诺德上校尚未被捕获。于是各地的民兵继续投入搜捕战斗中去,下午4时,老古沟村民兵队长蔡喜厚带4名民兵搜索到村北的窑沟地带,民兵于振权突然发现在一颗松树下蹲着一个身材魁梧,穿着皮质飞行员的人,蔡喜厚等人立刻猛扑过去,他抢先拦腰抱住阿诺德,阿诺德拼命挣扎,差点将其甩到沟里,其他几个民兵一拥而上,奋力死死抱住阿诺德,并且抢下他的手枪,阿诺德这才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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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上校被俘时的照片

由于阿诺德等人是在中国境内被俘的,因此他们没有被押往中朝边境的碧潼战俘营,而是先被押往沈阳,随后又被押到北京。在那里他们和另外几个在中国境内被俘的美方人员关押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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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五龙背坠机现场发现的飞机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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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朝鲜人民军标志的米格15战斗机在夜间对B29轰炸机群进行拦截的画作,实际上驾驶这些米格15战斗机投入夜战的都是苏联空军飞行员,志愿军飞行员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要到1953年5月了,那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只有2个月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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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上校等11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法庭上接受审判

1954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被俘的11名RB29机组乘员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他们偷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直接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作出判决,阿诺德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鲍墨被判有期徒刑8年,其余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5年、4年。

被俘的美军机组乘员在中国监狱的食堂里打饭,这里不仅仅包括了RB29的机组成员,也包括了在1952年11月29日在长白山被我军击落的中央情报局的C47运输机中被俘的2个特工唐奈和费克图。

幸运的是,“星尘四零”机组成员的命运在1955年发生了转变。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扣留了包括著名学者钱学森在内的一批中国侨民,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让步。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当年7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请他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说,为了争取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返回中国,中方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是合适时机,中国准备采取行动。这会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方采取相应的步骤,即给予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自由。不过,周恩来强调说,中国主动采取这个行动并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中国是按照中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当然,这也是国际社会多方面努力的结果。当天,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宣判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

当晚10点50分,在8名公安干警的押解下,阿诺德等一行人登上汽车,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从那里他们将坐火车去深圳。1955年8月4日中午阿诺德等人抵达深圳,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我方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联络官德雷克•辛普森(Delk Simpson)中校。

在中国监狱中美军机组围坐在一起享受难得的放松时光

RB-29机组人员被释放后到达香港,这是他们在美国领事馆拍的合照,其中左一站立者阿诺德上校;前排左三的下蹲者是哈里,1998年3月前他临终之际向阿诺德坦白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是CIA安插在581联队的内线

阿诺德上校(右)一行人回到驻日美军基地,受到基地指挥官Volin上校的迎接(左)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1955年7月底中国代表王炳南抵达日内瓦。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直截了当地当面向美国代表约翰逊提出要求释放被美方扣押的中国公民钱学森,并且出示了钱学森亲笔写的要求回国的信,在铁证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再加上中方主动释放美国飞行员的举动使得美方在谈判中极为被动,最终在11名美国飞行员抵达香港的当天,也就是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正式通知钱学森一家允许他们离境。9月17日,“值五个师”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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