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低调的一科，才是中央机关能在上海立足的根本所在 -- 忘情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即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因在外地，未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等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与会同志认为陈云的报告，把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找到了，信心增加了。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充分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1]

三、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1962年2月西楼会议后，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鉴于陈云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是为有效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由陈云担任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当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14]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15]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通知》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9]根据上述精神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财委不同，它已经不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变为了一个咨询机构。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组，后来活动也日益减少，乃至无形中不再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陈云仍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做了一些工作，提出或采取了许多意见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1959年4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就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提出五项切实措施：（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多招收的工人；（五）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10]上述主张，都是解决或缓解“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困难局面的有效办法。

鉴于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的高指标难以完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上，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并按可靠的钢材指标进行分配，以便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和工业生产。接受任务后，从5月3日起，在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集中讨论一次。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陈云最后提出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拟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拟定为1300万吨。[11]6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确定的钢铁指标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假如不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50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2]

为使国民经济转到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市场紧张状态得到改变，陈云除提出上面五项办法和降低钢铁指标外，还提出在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必须控制和压缩基建规模。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汇报会上说，分配钢材“原则是保生产、削基建。”“最合理地使用现有钢材，照顾到生产、基建关键性的项目。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应服从生产。”5月24日，陈云又在致李富春并转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写道：“对于钢材分配的意见，我认为基本建设的250万吨再不能增加了。” [13]控制基建投资数量，可以促进各部各地下决心削减基建项目，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