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参加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6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3]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3]

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陈琮英（1902年1月16日—2003年5月31日），女，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历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

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张纪恩，浙江浦江人。化名黄寄慈。1923－1926年在浙江省立一中中学部求学。在校时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共。毕业后入上海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就读。 [1]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机要处机要秘书、机要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上海、重庆、镇江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华东纺织工业部机要秘书、科长，中央军委联络部秘书，华东煤矿管理局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1982年5月离休。2008年7月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1928年，正在读书的张纪恩同志奉命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和夫人张越霞一起住在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张纪恩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 [4]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5]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