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

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4]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这个和上面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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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董，本名董玉刚，是一个看似平凡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外表并不出众，甚至有点口吃，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真实的角色。在剧中，他接受周乙妻子的领导，负责向山上抗联运送一批药品和电台。尽管他的戏份并不多，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演技让观众难以忘怀。

小董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夸张。他的台词贴近生活，真实可信，没有任何浮夸的表演痕迹。与那些咬文嚼字的演员不同，小董的表演更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而不是机械地按照剧本走。他的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真情实感，能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观众。

小董的出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车站接孙悦剑的那一幕，他穿着棉大衣、戴着棉手套和狗皮帽子，一副典型的东北男人的形象。他接过孙悦剑手中的皮箱，满脸喜悦，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这种真实的情感表达一下子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

在这个阶段，小董有两场戏表演得非常精彩，一是刑场上的假枪毙戏码，二是雪地里的接头戏。在刑场上，小董遭受了敌人的酷刑和审讯，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当高彬拍着他的肩膀问他是否觉得这么死去会留下遗憾时，小董的表演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坚定和勇敢。这场戏中，小董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让观众对他所饰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这冰冷的雪地上，小董，这个曾经坚毅的战士，如今被反绑双手，步履蹒跚。他身上的伤痕，是斗争的印记，是敌人暴行的见证。他的呼吸沉重，仿佛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看着他，你几乎能感觉到他的痛苦、煎熬，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无助和疲惫。

当生命的威胁真正降临，枪口对准他的头部时，我们看到了小董的真实反应——不是那种惯常的坚毅果敢，而是深深的痛苦和无助。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生死时的反应。

幸运的是，这只是演习，枪并没有打响。但小董的身心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被架着在雪地上拖行，伤痛、寒冷、饥饿和惊吓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他开始吐出白沫，那种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仿佛要从他的身体里溢出。

高彬上前质问，小董却无法回答，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对生命的执着，显露无遗。高彬告诉他，今天只是演习，如果他不变态，他的生命也许还能延续。然后他伏在小董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接着大声命令将他带走。

在露天雪地中，小董与周乙的表演更是精彩绝伦。周乙对小董亮出了接头暗号，然后告诉他自己带他到雪地中的真正原因——为了避开室内的监听设备。接着，周乙告诉小董经过考察，他已被证明是一名经受住了考验的革命战士。然而，接下来的消息却让小董震惊——上山的药品已被日本人下毒，一同上山的任长春是假意投降。周乙要求小董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只与周政委联系，并告知山上队伍里有奸细，借此机会将之揭露出来。

这一段戏中，小董没有一句台词，全靠动作、眼神和神情来传达情感。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身上只有单薄破烂的衣服，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拖着脚镣，脸上满是伤痕，满身血迹斑斑。他只能不停地跺脚以抵抗寒冷。这种情境下，演员稍有不慎就会让戏演砸，但小董却表演得完美无缺，让人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寒冷和颤抖。这正是演员表演的魅力所在——能够感染和感动观众。当演员与观众内心产生互动时，他就已经达到了表演的最高境界。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任和难度。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二十六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个月，红二十六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 作者：王凡 当代中国出版社)

说法不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然而，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关于中共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立刻向上报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

然而，2003年，作家穆欣依据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陈养山等口头提供的回忆资料，撰文认为，中央特科是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从而确认其叛变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加权威、详细的表述：“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鲍文蔚领命入敌营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而且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

据《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记载：“大约5月份，潘（汉年）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即淞沪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当时，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以确认其是否叛变。

一年后的认定　

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如以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由此不难理解，《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黄慕兰提供的情况，周恩来又已经知道向忠发带巡捕到其住所搜捕，中共为何在一年内都未能认定向忠发为叛徒呢？

除了中共未获得向忠发的供词，证据不足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即向忠发所了解的许多地下党机关地址和人员，在其被捕后并未受到破坏和逮捕，这更增加了判断向忠发是否确已叛变的难度。

笔者判断，向忠发之所以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隐瞒下来，或是想通过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或许这也恰巧成为蒋介石将向忠发迅速枪毙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向忠发本人绝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快就走到了人生终点。

（《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 姚小平）

《黄慕兰自传》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署名“周恩来”。其实，只要对黄慕兰的经历略作了解，就能够清楚周恩来不可能讲这样的话。黄慕兰1907年生，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51年重新入党。她解放前短暂的在党期间，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从未亲历中共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怎么可能是“党的百科全书”呢？

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在咖啡馆闲谈时，获悉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辗转上报，周恩来等才得以安全转移。

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黄慕兰说，1931年12月，她曾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查《周恩来年谱》：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沪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北京日报》3.18 马长虹）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

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根据新编《王明年谱》的记录，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综合《北京日报》、《世纪风采》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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