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救西路军，中央曾低三下四求过马家军 -- 忘情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永远的痛。坊间有谣言称，中央意图借马家军之手消灭西路军，以削弱张国焘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事实真相如何，只需看看西路军失败前后，中央都为西路军做了什么，便不难分晓。

1936年12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日益艰难之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陕北红军主力也应邀南下关中，成为稳定局势的基石。

张学良送蒋氏回南京后，遭其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分岐公开化，闹出了不小的乱子。为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党中共手头所能掌握的部队只能就地应变。待到局势稳定下来，中央立即于1937年2月底成立援西军，下辖红4、红28、红31、红32军和陕北骑兵团，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

援西军的组成和领导人配置，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红4军、红31军原属红四方面军，他们对西路军的一切再熟悉不过。红28军和陕北骑兵团皆是本地人，熟悉西北地理民情。红32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改编而成。草原分兵后，该军曾长时间与红四方面军并肩战斗，有着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因此，由这些部队去援救西路军再合适不过。但红军也不能倾巢而出，陕北根据地仍不够巩固，红1、红2、红6、红15军团得留下来保卫红军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在将领方面，刘伯承实有“军神”美誉。他曾有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经历，与西路军中的留苏高级将领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也曾在红四方面军当过红军大学校长，了解西路军的作战风格、战斗作风及特长。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出任援西军政委，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就在援西路宣告成立的当天，毛主席电告正在西安与各方接触的周恩来，直言西路军处境极为困难，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火种，要求周恩来找可靠渠道向马步芳疏通：只要他立即停止对西路军的围攻，中共愿意付给他20万元现款。毛主席还在电报中和周恩来交了底：只要马步芳肯放西路军一条生路，即便他开出更高的价码，中央就是砸锅卖钱也会满足他。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决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来都是蒋军一方出钱、出枪、出药品，肯求红军高抬贵手，赎回他们将领的。但为了西路军将士，党中央首次低三下四地向凶残的敌人低头，这充分说明中央真没有拿西路军将士当“异已”看待。

实际上，当时党中央的财政极为困难。中央红军从江西带出来的钱款，长征途中早已用尽，到陕北后都穷得揭不开锅了，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徐海东借钱应急。相对富裕的红15军团，也不过只有7000元钱。深明大义的徐海东毅然拿出5000元上交中央，而且明言是“上交”，而不是“借”。这事让毛主席记了徐海东一辈子的好。

后因陕北太穷，养不起那么多部队，这才有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之举。因为阎锡山邀中央军大举入晋，党中央在山西打开局面的计划未果，但在山西筹得的30万元现款，助陕北渡过了春荒。

此外，从1936年1月到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总计从张学良那里得到赠款、借款共计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考虑到上万红军每天都要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1937年2月底，中央已失去了从外界借款的可能，剩余家底可能也就是20万元左右了。

接到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终于说服了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出面斡旋。不过，马德涵老先生赶到河西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了。援西军紧赶慢赶，也只抵达了甘肃镇原、平凉一带。鉴于形势的转变，援西军若再西进，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恐将引发新的内战，因此这支部队只得停止前进，开始想办法寻找、营救西路军失散及被俘人员。

从4月3日起，中央派出好几批代表与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马步芳等人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对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的追击。与此同时，毛主席派陈云和滕代远与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交涉，要求他接纳正奔向新疆的李先念支队。陈云等人将筹集给养物资运往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这才助李先念他们脱困。

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约1.2至1.3万人。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日报》于1947年4月6日公开刊文称：因为“不易感化”，已处决红军战俘中的军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及团长、营长共17人。实际上，马步芳残杀的红军战俘远不止这些，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有将红军高级将领绑在土炮炮口实施“炮决”的，有砍头、挖眼、分尸、活埋的。为数不少的妇女独立团被俘女兵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有组织的集体轮奸。

为营救西路军战俘，周恩来再次托人给马步芳带话，除了前述许诺的巨款外，还提出如他肯释放红军战俘，中共方面愿意给他一些军火以作酬谢。但骄横的马步芳却一口回绝了。

马步芳这条路没走通，党中央并未放弃，继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揭露青宁“二马”对红军战俘的暴行，用社会舆论逼迫马步芳、马步青在残害战俘方面有所收敛。为此，周恩来于当年5月份亲自去做青海省主席马麟的工作，并争取到派人探望被关在拱星墩感化院的近2000名红军战俘的机会，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党中央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他们。

1937年7月，这批红军战俘被押到西安，准备转运至武汉服苦役时，只剩1300人左右。其他人或被残杀，或被折腾至死，或在押解途中寻机逃跑。周恩来闻讯，立即指派专人和国民党方面交涉，并将此列为正在进行中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国共谈判内容之一。几经周折，终于让这些红军指战员得以归队。

10月上旬，又有1000名红军战俘押赴西安，准备充作壮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要回了这批被俘将士，日产他们安全送到了延安。

1938年5月中旬，马步芳又将近2000余名红军战俘送往西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几经交涉，终于迫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让步，将这些人转交给八路军接收。

除了上述三批，共计4300余红军西路军战俘被成功营救，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驻兰州办事处还先后寻访、收容了800人左右的红军西路军离散人员。刘伯承率领的援西路军在奉命转兵之前，也广派人手寻访、收容西路军离散人员，并在平凉四十里铺帮助押解途中的数百名西路军战俘成功脱逃，重新回到革命阵营。

算下来，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解救了近6000名西路军将士，接近西路军被俘将士的一半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屡立功勋，得以在1955年拜将封帅。还有不少西路军高级干部因转至地方工作而与军衔无缘，但他们照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为人民奉献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借刀杀人”、“消灭异已”这些罔顾客观事实，强行泼往党中央及毛主席身上的脏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