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联有能人，抗战后确实有特殊的机会，想了想，还是发新帖 -- 真离

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短短5天，我党战略方针为何大转变？

常棣tandy

2023-05-03 07:00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

毛泽东指出：

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东三省，就是占据整个东北之意。当然，那时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表明毛确已将东北纳入战略布局的考虑之内。

1、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的转变

毛泽东于1944年在作南下部署之际，同时提出要注意东北。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

所谓苏联打日本，就是判断苏军的出兵方向是东北。为此，提出了“注意东北”。

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已经将东北纳入视野，那么，随着“苏联打日本”可能性的产生，意味着中共进军东北的可能性也在产生。

当然，这个可能性还不是近期的，还要依据一个条件，此即苏军的出兵时间。苏军只能在击败德军之后，才能调向东方。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东北的重要性。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月10日，毛又一次讲道：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从城市、工业、尤其是“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来认识东北的战略地位的。不过，上述讲话仍然还只是一种设想。问题提出来了，认识也更加清晰了，但是，在苏军对日宣战之前，仍无实施的可能。因此，中共当时的总体方针，仍然是南下。（呵呵）

王震部自1944年11月南下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战略展开，长时间滞留在湘鄂赣地区。

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在1945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

但毛泽东并未放弃南下方针，1945年7月22日，毛指示王震等：

“你们的惟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

毛泽东电发出之后不到20天，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传出投降消息，短短数日之间，中共进军东北的条件突然展现。

延安迅即抓住了这一时机。

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朱老总没这个视野）

但是，由于当时诸多情况尚不明了，在公开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中共又发出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

“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

因此，最初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部五千人，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

一道公开命令，一个内部指示，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战略机遇突然展现之际，中共所具有的敏锐的反应。

其二，当情况未摸清之前，中共并不鲁莽地采取行动。（应该是和平派、缓和派、胆小派拖后腿！）

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决不退回江北”。江南力量指粟裕部。（再那时，粟裕就是比较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不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好吧，毛主席根本就没想和平）

以上两电表明，南下的战略方针并未改变。（粟裕等这个安排对进军东北其实并不矛盾，这个解释不怎么样）

2、“挺进东北”的一波三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结合历史的占领东北的思考）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苏军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为此，毛泽东于8月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几个中央分局，抽调万毅等部进军东北，毛泽东要求：“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其实哪有国民党竞争东北，根本到不了啊，唉，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中苏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的东北方针不得不重新考虑。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通知首先指出：

“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

通知最后说：

“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

总之，中苏条约的出现，使中共对于能否进军东北产生了疑问，但并未放弃。（这块应该是合理考虑苏军的顾虑，但是我军仍然有机会单独控制东北，国军到来还有时间差距，所谓苏军不允许，是没有灵活理解苏军的意图，苏军也不是真阻止我军接收，只能确实不能公开的接收，可改为民主联军或者民主自治军的名义，也就是张学良东北军战友，这是和东北军最光荣和优秀的联合战斗，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可惜，动作还是太慢了。毛主席仍然不是一言而决）

8月28日，朱德对即将出发去东北的干部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朱德说：

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

面对中苏条约的不利局面，中共表现出顽强而主动的精神。（不仅是对国民党、苏军，也有对党内和平力量）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

该指示为刘少奇所发，刘对苏军态度的估计是准确的，也就是将对中共采取“放任”与“同情”的态度。

此后，由于李运昌等部在东北迅速发展，尤其是苏军对中共基本采取默认态度，为此，中共向东北的进军计划逐步加强。

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该电表明，中共派往东北的兵力与干部均在加强。

3、决定“挺进东北”战略的一周

真正认识到进军东北的可行性并就此作出整体战略调整，大约是在9月14日~19日之间，不足一周时间迅速完成。

9月14日，朱德在延安会见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中校，苏军中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

对于苏军提出的“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须退出的要求，中共方面不难答复。

当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表示：

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意即中共军队本来就在东北，并非现在“进入”，因此无须撤出原地。

在听取了随苏军中校一同来延安的曾克林的汇报之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

彭真、陈云二人，是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刚刚提升的两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位居中共最高领导层。彭、陈等人随苏军飞往东北。

东北局的组建，尤其是东北局领导成员的配备，表明中共真正把战略重点摆在了东北。上面这个过程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由设想、部署、摸底到决策，思路与行动逐步统一起来。

4、“挺进东北”的战略方针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共将战略重点摆在东北，那么，必然牵动全盘战略调整。

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也就没有战略重点。怎样调整，这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9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就整个战略调整问题向华中局和延安提出意见。

黄克诚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抢占华北、华东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时机成熟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

而在中共方面，“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

也就是说，中共最大的隐患在于，根据地和主力部队均较分散。为此，黄克诚建议，中共应力争“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黄克诚具体建议：

东北“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

同时，在关内则集中力量创造两个战略根据地，即“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为实现上述目标，黄建议各主力部队应向上述地区集中，建议江南粟裕部调回江北。

黄克诚上述意见的核心是：

“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

其中，关于现有根据地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的看法，十分尖锐。

黄克诚的具体意见是：将东北建成“总根据地”，同时，在晋绥察和山东两处，建立两个拱卫东北的战略根据地，其他则成为战略根据地的卫星。

在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黄克诚又提出将粟裕部由江南调回江北，这就把战略部署的调整问题，具体地提了出来。

归结起来，9月14日，延安作出了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仅触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没有触及战略布局如何调整的问题。

而黄克诚的来电则触及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提出了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又提出了如何调整布局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调整，等于没有重点。

正因为黄克诚的来电实际上是对延安9月14日决定的补充，因此引起延安的高度重视。

9月15日，延安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与黄克诚来电，一并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

9月17日，刘少奇致毛泽东，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

在此前提下，刘少奇提出：“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刘少奇建议集结重兵于冀东、热河一带，“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

接下来建议：“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刘电表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由重点争夺东北而引出的结论。

5、“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终确立

9月18日，刘少奇再次致电毛泽东：

“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刘电指出了东北的区位优势，其周边为外蒙、苏联、朝鲜（苏联势力)，因此，只要控制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及南满沿海地区，便能阻止蒋军进入，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刘电提到黄克诚，表明黄克诚关于建立多层次战略根据地的意见，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分析了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表示：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

刘少奇所言，讲到了要害，只有丢掉一些地方，才能突出重点。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讲到南北战略取舍问题，朱说：

“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

经过以上反复磋商，中共的战略方向与战略调整最终确立。

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指示电：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刘少奇对全军战略部署作如下安排与调整：

以晋察冀、晋绥两地区的力量控制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上述地区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抽调到冀、热、辽地区和东北。

新四军主力则抽调到山东，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

刘少奇最后指出：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9月14日提出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到9月19日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总共只有五天。

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黄克诚：

“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凉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则上”是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正文完）

抗战胜利后十万大军进东北

林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国共两党首先在东北展开了争夺。1945 年8月至11月，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有关指示，中央军委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各解放区共抽调11万部队、2万干部奔赴东北，为我党先机控制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由东北抗日联军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焦点

　　当时的东北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和内蒙古东部，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松辽平原，有森林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有当时中国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电都小丰满，还有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的铁路。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东北地区南与我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 3 面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一切就决定了当年东北必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并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赵一曼等一批著名抗日英雄。1945年8月8 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150 余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攻入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了东北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一直非常薄弱，其关内的力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这一态势，无疑为我党我军向东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

　　1945年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冀热辽军区在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主持。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即“现驻地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李运昌，1925年由其远房叔叔李大钊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参加湖南秋收起义，并参加发动过冀东大暴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养成了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由于冀热辽军区一直坚持敌后抗战，物质条件差，电台功率小，未能直接收到延安的电报。他是收听广播新闻时，才得知朱德总司令命令的。李运昌听到朱德总司令点他的名，便对一切都心领神会了，于是召开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会议根据朱德总司令命令，进行了认真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决定李运昌率8个半团共1.3万人和地方干部2500人，分3路迅速挺进东北。其中东路约2500人，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组成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插锦州、沈阳一线，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和地方干部随后跟进；西路约2000人，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约2800多人，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

1945年8月17日，抗联派出大批人员，分赴东北11个地区、57个重要城镇，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发动群众，扩军建政，还先后建立了中共长春、吉林、牡丹江市委及一大批县委，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11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卫戍司令由苏军将领担任），这就为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取得了有利条件。1945年10月，抗联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司令员。

抗战后进军东北，毛主席派出六位名将，为何只有两人最后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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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中共裁军多少？聂荣臻乐观裁去一半，粟裕越裁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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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协定》最终签署，实施《整军方案》后，我方需要复员除18个师以外的其他部队成员。次年，中央发布了精简军队、提高效率的重要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按照相应的比例完成裁军任务。

在晋察冀解放区裁员《整军方案》后，1946年3月，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要求，计划分两期完成，各解放区需要精简三分之一的人数。

针对华中、华东和晋察冀三大人数较多的解放区，中央要求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尽快落实这一指示。在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解放区共有九个野战军纵队，五个军区部队，共计32万人。

接到中央指示后，时任总负责人的聂荣臻将军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对解放区军队进行调整，最终变成四个纵队，六个军区，总兵力裁去人数多达十万余人。

给其他解放区树立了榜样，其他解放区也陆陆续续效仿进行军队整编，但没有哪个像家大业大的晋察冀解放区那样勇敢地进行大规模裁减，这从侧面反映出共产党的决心。

遗憾的是，这样的大胆尝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因为兵员不足吃了个大亏。晋察冀军区地域广阔，战略地点众多，大规模裁减后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起西至大同等地、东到京浦线等地的长战线，为此丢失了不少重要的战略阵地。

除此之外，军队分散，无法迅速集中，也大大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我军的和平派，不想打仗）。

后来，毛主席回忆起这件事，也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复员吃了大亏，导致部队没有充实，民兵也减少了。”

在双方和谈期间，粟裕将军并没有坐等国军整编的消息，而是积极派人去打探，深入了解国军的整编情况。当他发现国军整编后的军队由军扩编为师，人员和装备都有所提升时，他知道不能再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粟裕将军决定采取与国军相同的方式，用他们的方法来打败他们。在编制方面，他将整编师的五团配置改为六团配置，增加部队人数，并将部分地方部队在保留原有番号的基础上提升为主力部队，以提升他们的战力。

经过这些改变，华中野战军从原来的四个纵队、共4万余人，扩展到两个师、三个纵队，共6万余人。这种变化，使华中野战军在实力上与国军相当，为赢得战争奠定了基础。

在军队改革中，他大胆地取消了旅一级的建制，直接从师到团，使部队反应速度显著提升。也十分重视民兵的作用，将他们充实到各个军区，这既加强了地方部队建设，也为军队培养了有生力量。

在粟裕将军的大力推动下，野战军和地方军区部队的比例一度达到均衡，这让华中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爆发后，能够迅速补充兵员，保证自身战力不被过多消耗。

虽然这种方式未达到中央精简要求，但在实际情况下，高层领导还是给予了肯定，主要是考虑到苏中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毕竟国共两党在对方心有不轨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国军在两淮地区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十二个师，我军需要保持警惕。

1945年，罗荣桓率山东6万八路军大搬家，放弃打下的地盘。

在1945年9月到12月这段时间，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部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迁移。无论是基层士兵，还是团级、旅级、师级，乃至军区指挥部，都参与其中。

这次迁移显然是临时决定的，并且时间非常紧迫。

这支6万人的大部队，虽然行动上并非完全统一，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有的沿着铁路干线急行军，有的则是乘坐小帆船，即使在没有导航设备、没有通讯联络设施的情况下，也要硬着头皮横跨渤海湾。

罗荣桓作为山东军区的负责人，本来因为身患恶疾而不能长途跋涉，但此时也咬牙坚持，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赶路。

当毛主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军事主官们返回各自管辖地区，准备接下来的日伪军受降工作。蒋介石不愿意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参与此次受降工作，因为他想方设法削弱中共军队的力量，以便最终消灭他们。

然而，老蒋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占尽了优势，但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蒋介石最头疼的是兵力部署问题。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共有11个军，只有少数几个军能够快速派往中原和东北地区受降。

他向延安发出了邀请，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到重庆谈判，以此来阻挠（北方）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地盘，并争取调集中央军的时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部队进入东北，配合苏联军队攻打关东军的顽固势力。

当曾克林进入东北后，眼前一亮，因为这里的日本部队已经被苏联红军打怕了，只要见到是中国军队就会缴械投降，军火库里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也让他和他的指战员们眼前一亮。

曾克林于是部署了军队，并于9月14日赶往延安，向刘少奇和朱德等人汇报了这个情况。（唉，毛主席应该是想到了吧，周总理着急和平谈判呢）。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争夺东北的态势初见端倪。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王家坪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讨论东北的战略地位和进军东北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8月28日就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去了，因此会议由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主持。当天上午乘坐苏军飞机抵达延安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曾克林向首长们详细汇报了先遣纵队挺进东北的经过和东北的现状。曾克林的汇报，加上近期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使中央首长对东北的情况心中更有了底数。尤其是中共军队可以自治军名义进入东北，苏联在不影响外交的前提下予以默许，使大家受到鼓舞。经过深入讨论，争取控制东北的认识很快统一。于是，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应运而生。中央就此方针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方针，对争取东北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并以最快的速度付诸实施：一是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加强对东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全面领导，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同曾克林一起乘苏联飞机离开延安飞往东北，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加油时意外地撞到一个小土包上，除陈云外，其余人都负了伤。他们改乘火车奔赴东北沈阳立即展开工作；

二是调派大批得力的领导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有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王稼祥等奉调赶赴东北；

三是组织指挥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大批部队，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10月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到达安东地区；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一个团15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0月中旬，山东军区之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率3500余人到达盘石、海龙、西丰一带；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00人到达沈阳。10月下旬，山东军区之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5师2个团和6师共约8000人，到达营口地区；山东军区之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7师约1.2万人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359旅旅长刘转连、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3000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30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1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炮兵学校各1000余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迁至东北，改建为东北军区政治大学和炮兵学校；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梁兴初率所部7500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约1000人到达牡丹江地区；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7旅、8旅、10旅、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共3.2万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山东军区（鲁中）第3师及警备第3旅共9000多人，到达辽阳、鞍山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2旅各1个团共3500人，到达南满地区。以上各部合计10万人，连同先期挺进东北的李运昌部及零星部队，共约11万人。另从延安及各解放区零星抽调的党政军干部及技术干部则有2万人。

朱德在听取汇报后，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激动地拍着曾克林的肩膀说：“我们要迅速派人去东北，至少需要40万到60万的军队。”

经过一番深入讨论，中央军委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设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立即赶往沈阳。二：从华中、华北地区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前往东北。

与此同时，刘少奇向毛主席发去了电报，提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发展策略：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主要意思是，从山东、华中地区抽调10万部队前往东北，而新四军位于长江以南的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一来可以依靠长江展开防守姿态，二来可以补充山东、华中地区因抽调兵力而造成的亏空。

毛主席阅读电报后，认为此方案非常可行，并回电指示：让陈毅、饶漱石前往山东主持工作，罗荣桓赶往东北，林彪则前往热河。

罗荣桓收到电报后开始忙碌起来，但他有些焦急。他刚刚率领部队解放了临沂，准备将军区机关搬迁到这里，却接到中央命令，要他带领主力部队前往东北。

罗荣桓对这个决定有些异议，而且他还有一个担忧，就是他率部北上后，国民党部队可能会突袭山东。

虽然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带领新四军部队接手，但至今还没有看到陈毅的踪迹。

就在罗荣桓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央军委再次发来催促电报，要求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罗荣桓只好派遣一部分军队先行北上，自己则留在临沂等待。直到10月5日，陈毅才姗姗来迟。罗荣桓见到陈毅后松了一口气，他们交接完工作后，罗荣桓开始指挥山东军区大部队北上。

罗荣桓带领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约4000人前往沈阳、安东地区。

直到1945年底，这支6万人的部队才全部抵达东北，耗时近3个月的时间。

晋冀鲁豫经过练兵，部队人数略微减少，战斗力更强。

对于1946年的裁军，聂荣臻对形势判断乐观，按照中央裁军要求，晋察冀计划将主力22万人复员一半！

当时很多将领难以理解，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都认为裁员太多，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

郭天民纵队和刘道生纵队合并为2纵，五个旅缩编为两个旅。郭天民向上级反应，得到回复是执行裁减军队命令。他与刘道生商定尽量多留下人员，多留下的1万多人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这样，二纵实际兵员比上级规定多了保留了1万多人，保留了大批战斗人员，后来在保卫张家口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3纵司令员杨成武说：“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和李志民（3纵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1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

晋察冀地处北平 军事调处眼皮下，最彻底执行了复员计划。部队一期复员了三分之一人数，9个纵队也缩编为4个纵队，除第1纵队（晋冀鲁豫北上部队）外，每纵队两个旅。

1946年，晋察冀军区为何突然裁军10万？聂荣臻：太相信美国人了

“一下子裁掉这么多部队，敌人打过来不吃亏才怪。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也都是你聂司令员太过轻敌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看见他们什么时候有和平的诚意？你这是盲目乐观！”1946年10月22日，河北涞源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情绪激动，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上面那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