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 dfindy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云南很多干部和群众都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并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在1966年8月23日，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时，阎红彦就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省委还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闹得最厉害的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的部分师生进行了批评，并责成院校要做好“造反学生”的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1967年1月6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与前来揪斗阎红彦的造反派据理力争，被造反派强行戴高帽子游街，并被扭伤住院。阎红彦十分愤概，立即指示以省委名义向造反派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安排人立即将这一段时间云南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上报中央。对于日益混乱的形势，阎红彦指出，云南省委不能辙，一定要坚持集体领导，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抓好工作。同日，昆明军区党委决定由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小麦峪，向阎红彦汇报造反派冲击军区的情况。阎红彦就扭转混乱局面、战备工作、军训问题、工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工人搞运动不能停产。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服下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造反派把阎红彦之死当作“胜利喜讯”，当天下午，他们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诬陷阎红彦畏罪自杀、叛党自杀。1月9日，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传达所谓“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消息。

周恩来听到阎红彦的死讯，甚为震惊，即于9日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同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汇报情况。在听了汇报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云南各族人民和他生前的许多战友、部属都十分悲愤。许多单位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

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观点、错误做法也进行了抗争。在造反派冲击军区、逼迫阎红彦出来时勇敢地站出来提出自己值班，以保护省委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并代表省委与造反派谈判，答复问题，后被造反派强行游街，身体被摧残扭伤，送进医院。

1967年2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在北京召见赵健民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赵健民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二是不一定搞这样的大民主，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三是干部有错误就打倒、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保护。这些观点与所谓“二月逆流”中老帅们提出的观点相似。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云南造反派组织编写有关赵健民的许多材料上报中央。1968年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驻军领导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他们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特务，搞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无中生有地炮制了“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冤案假案。赵健民被蒙冤关押近8年。他在监狱中写血书、与康生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品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许多同志虽遭受打击和迫害，但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思潮泛滥，反革命帮派活动猖狂，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倒行逆施，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划纲站队，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疯狂践踏民族宗教政策。

　　一九七三年十月，沙甸回民群众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翌年一月，极左路线帮派集团及其余党，把群众的正当要求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进行打击迫害，价值集体经济遭到严重迫害，群众生活困苦，从而使回族群众落实政策的要求更加强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马伯华等同志，向上级组织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十位回民代表奉命上京，解决落实政策问题，体现了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著的精神气质。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千余人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强行进驻沙甸，但被沙甸回民堵住。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对广大回民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空投谣言传单，捏造罪名，激化矛盾，导致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强加在回民头上。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沙甸父老乡亲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美丽的家园被夷为废墟，九百余同胞不幸身亡，其惨状目不忍睹，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杀错案，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报经中央批准，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给“沙甸事件”平了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又重放光芒。

　　沙甸回民惨遭血腥镇压之际，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及有良知的各族人民，曾给与沙甸回民真诚的同情与支持，沙甸回民将永远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