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现在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下行周期，泡沫的规模过大，尚未触底，疫情过后某些人保证和想象的报复性消费也没有出现，使得经济的调整复苏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加上内需对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力作用还在“拉动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只能动员其作为出口国的巨大权力来推动增长、稳定经济。

“一个国家摆脱房地产衰退的通常方式是出口”，为抵消房地产行业严重低迷造成的影响，中国正把投资引向庞大的制造业，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大量廉价商品和电动汽车、智能手机等优势技术产品运送到全球各地。

中国新一轮依靠海外需求来实现增长是很有挑战的，不用说“中国冲击”肯定会让某些行业的外国竞争对手招架不住，而且会不断加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冲突，最新的例子是韩国反垄断机构对中国拼多多的跨境电商平台Temu展开调查、以及欧盟宣布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供应商进行调查。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汪大海的“广东模式”为开端的不同形式的产业转型升级几乎是流于形式、成效不彰，只能退回基本盘，重走出口驱动增长的老路，饮鸩止渴。

有人说中国始终无法摆脱“世界工厂”的宿命，但我想即使是这样，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会有很大的分别。

吴介民在《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观点是中国自改开以来创下经济奇迹的诀窍正是“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而包括港资台资在内的境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崛起解决产业经验、技术及人才匮乏等问题。他把价值链的全球展开作为海外华人资金，特别是台湾制造业资金进入中国的起点，从微观层面的政企互动和企业生产活动出发，说中国政府和台商共同推动了广东发展成“世界工厂”，为中国改开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出发点。

书名用“寻租”来形容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商经营活动的介入，将地方政府和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企业构成的“地方成长联盟”如何让全球价值链嵌入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分析焦点，也符合他台湾学者的观察视角。在理论上，寻租指的是政府官员利用职权搞个人利益交换的行为，不利于经济成长；但在现实中的珠三角，寻租行为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地方官员集体化、组织化、制度化、日常化地参与其中，形成“机构化寻租”以换取，换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例如，外商为了投资设厂的便利，避免“违法违规”或“惹麻烦”，就必须向地方政府缴纳不同名目的费用，包括工缴费、管理费、特别费、挂靠费等；此外，地方政府也会在批租土地、缴纳五险一金等方面为企业大开方便之门来收取“服务费”，而企业工人的保障是否到位、完善甚至是企业的社会效益并不在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都属于一种“寻租”。

自改开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走资派就积极拥抱外资，创设“政策租金”，编织“权钱交易”网，使得寻租行为反而成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准生产要素”，不但使得地方官员获利，而且帮助国家积累外汇存底。此外，各级政府也以招商引资的成果来考核官员，作为提拔升迁的依据，《人民的名义》中赵立春对李达康的拔擢所反映的正是这点。吴介民认为正是寻租行为的制度化奠定了改开经济崛起的基础，而寻租的主体包含在前台的地方官员和外资制造商，以及在后头的中央政府与跨国企业，他们构成了一个攫取最大利益的跨层级政商集团。我认为，对这个跨层级政商集团的阶级定性就是从官僚资产阶级蜕化为权贵资产阶级。

都知道珠三角在改开之后大兴土木、建造厂房、楼房和道路，传统的小村落快速成为工业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他们正是全球产业链迫切需要的廉价农民工。

而管理工业区的地方官员则“征收工厂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费、民工中介费用等利益”。

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的户籍不少都仍在农村，从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到子女受教育权，农民工根本无法享有城市身份和公民权利，沦为所谓的“低等公民”。这种“公民身份差序”制度实际上是“地方成长联盟”（吴介民语）共谋的结果，使得政商双方皆能攫取最大的利益，而农民工则遭受来自官僚、权贵和资本的多重剥削。

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可以说农民工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价而温顺的劳动力，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农民工却长期被排除在“地方成长联盟”之外，无法公平分享快经济成长的果实。如地方政府刻意限制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使得农民工不得不超时加班、加重自我剥削式的内卷，否则难以负担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针对严苛的阶级剥削发起的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工运抗争都会遭到政府和资本的联手打压，这些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很容易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贫富差距扩大化、阶级矛盾尖锐化……

可能内容有些混乱，就当是一则读书笔记，欢迎批评指教，不喜勿喷，谢谢。